我在报上看到他们的照片，显然是从远处拍摄的:两具尸体倒卧地上。艾蜜拉的暗色外套覆盖着她标致的躯体，包斯科穿着牛仔裤，两人脚上都穿着运动鞋。即使照片模糊，谁都可以看出艾蜜拉是拥抱着包斯科死去的。
事情是这样的。1993年5月19日下午4点钟左右，他们沿着米尔加卡河走。那是波斯尼亚及塞尔维亚之间的真空地带，但双方的人都在监视着。本来双方都同意了让他们进入塞尔维亚这边来。他们必须走大约450米路才到达，但是就在他们走到伏班尼亚桥之前，离安全区只差28米左右，狙击手突然向他们开火，两人随即倒地。
我几乎能听到，在那个闷热寂静的午后，空中传来清晰急促的叫声，然后像回声似的，附近山区响起了稀疏炮声。包斯科中弹后立即丧命，艾蜜拉则爬到他身边，抱住了他之后才死去。尸体一直在那里躺了6天，腐尸的恶臭混和着嫩草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杀的。
塞、波双方为了夺得两人的尸体，一直争执了5天。塞尔维亚人说尸体该归他们，因为包斯科是塞尔维亚人，而且他们当时正在前往塞尔维亚。可是波斯尼亚人说艾蜜拉是穆斯林，而且两人一生都住在萨拉热窝，因此应该把他们埋葬在那里。
第6天晚上，塞尔维亚士兵把尸体抢走了，结束了这场争执。包斯科的母亲一年前离开了萨拉热窝，目前住在塞尔维亚，她同意把儿子葬在萨拉热窝。艾蜜拉的父母表示希望把两人葬在萨拉热窝，以便他们上坟。不过他们又说，只要两人能葬在一起，地点并不重要。
最后的发展是:那两位相恋了9年的穆斯林女郎和塞尔维亚青年，终于一同葬在萨拉热窝以南的塞尔维亚军方墓园一个墓穴中。
波、塞之间的战争危害到他们的爱情与生存，他们试图摆脱，结果失败了。他们天真地相信爱情能克服任何障碍，结果这信念也落空了。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对他们来说，是塞尔维亚人还是穆斯林并没有什么大关系。他们是什么时候才发觉他们的种族和信仰可能会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
我看到一幅他们在1985年中学毕业后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们非常漂亮，二人手牵手笑着。我很难想象对前南斯拉夫的青年或像他们这样的城市孩子来说，他们是塞尔维亚人还是穆斯林会有什么重大意义?我并非在说他们没注意到自己是什么种族的人。他们大概都注意到，就跟周围任何人一样。可是种族无关重要，它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也不能阻止他们相爱。
他们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都有朋友，是去年夏季在一处亚德里亚海滩露营时认识的。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像是有人翻开了一本旧历史书。
那是一场荒谬、可怕的战争，就像祖父所说的故事，就像南斯拉夫拍摄的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悲电影。现在战争降临他们身上，摧毁了这一代在梦想中长大的青年。他们曾一度幻想自己属於欧洲，幻想会有美好的前途。
包斯科与艾蜜拉决定自救，这毕竟不是他们的战争。包斯科的母亲曾问艾蜜拉，战争会不会令他们分离?她回答:“不会，只有枪弹才能分开我们。”她好像自己有预感。
包斯科的母亲动身前往塞尔维亚时，他决定留下来。艾蜜拉与父母都知道，除了爱情，他没有别的理由要留在萨拉热窝。不过我猜想，他决定留下来，还因为他与艾蜜拉都不相信波斯尼亚会发生战争。试想想，你怎能令同住一层楼的人分开，就只因为他们的种族不同?你怎能拆散一个不同种族通婚的家庭?
可是事实证明，政治的威力要比他们对宽容共处的坚诚信念强大得多。成千上万的平民―包括他们的邻居、朋友和亲戚―仅是因为种族“不对”，就被杀害了。于是包斯科与艾蜜拉知道他们已别无选择。他们首次看到他们的国家已不再是个理念上的东西，而可能会变成他们的陷阱。
漫长的冬季过后，萨拉热窝的人日益感到绝望。也许他们能忍受缺水缺电，甚至酷寒缺粮，但是没有人能长期忍受绝望。
包斯科与艾蜜拉决定离去。那座他们生於斯长於斯的城市已经面貌全非，因此要离开也不致太难过。也许艾蜜拉的朋友会认为，她是穆斯林，前往塞尔维亚简直是疯狂。她到了那儿会怎样呢?
她相信包斯科和他母亲会想法子保护她。在贝尔格莱德，他们至少会有机会生存下去。
我不难想像她在5月18日的夜晚，取出她那旧运动手提袋，收拾行装。“别带太多东西，”包斯科提醒她，“就当作我们只是去看望我母亲一星期好了。”
艾蜜拉整理完行囊，夜已深。市内异常宁静，仿佛每个人均已酣睡，都给这场无止境的战争弄得波惫不堪。她从笔记簿撕下一张纸。屋外一片黑暗，黑得她好像是坐在一个深而黑的洞底。屋内只有她房间里的一豆黯淡灯光，不过她已习惯了。
她停下笔。应该对父母说些什么呢?难道对他们说，因为萨拉热窝对包斯科已不再安全，他随时会被波斯尼亚陆军征召入伍，所以她必须离去?难道说因为他们种族不同，会被拆散或杀害?难道说他们不幸住在萨拉热窝、迟早会在街上被杀害?艾蜜拉心想:“这些爸妈都知道，无需告诉他们，也无需解释。他们只希望能确切知道，我们至少能避开这场死劫。”
艾蜜拉坐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写她的猫。“请照顾我的猫。在我哭着写这封信时，它正看着我，喵喵叫着。至少让它跟你们睡一个月，随时跟它谈点什么吧!”她熄了蜡烛(蜡烛很珍贵)，上了床，在黑暗中呆坐了一阵子。
第二天他们离去了。我想过程大概是这样的:那天下午，她搂着父母道别之后，离开家里。猫不再叫，只是在远处看着她。她很勇敢，没有哭，也没有回头看。她快到河边时，看见包斯科已在等候。
他身材高大，举止非常紧张，一眼就能看出来。忽然她发觉掌心冒着汗，全湿了，不过她奔向他时，已不再恐惧。“事情会很顺利的，”她心想，“只要我们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从藏身处走出来，现在任谁也能看见他们了。他们在河的北岸，并没有奔跑，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这个需要，波、塞双方都给了他们可以安全通行的保证。
他们手牵着手，快步向桥走去。耳中听到的，只有脚下沙石的嘎吱声和河的汨汨流水声。
安全已近在眼前，包斯科加快了脚步。“慢一点，好吗?”艾蜜拉正想告诉他，她多么傻，手提袋中装了那么多东西，以致太重跑不动。
就在她要说出口时，她感到有些暖暖的东西从腹部涌出。她惊讶地低头一看，只见手上满是血。痛楚继之而来，她倒在地上。她看见包斯科躺在不远处，一动也不动，好像给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开了。
“多奇怪，我什么也没听见，”她一面想，一面向包斯科爬去，手中抓着手提袋，好像仍有一线希望似的。就在死前的刹那，她爬到了他身旁，举起左臂抱住了他。
葬礼於5月27在萨拉热窝以南荒凉山头举行时，包斯科的母亲莱米拉是参加葬礼的唯一近亲。艾蜜拉的父母不敢去，虽然塞尔维亚军队曾向他们保证可以安全通行。他们无法相信这些保证，尤其是他们仍不知道谁杀了包斯科与艾蜜拉。
这两家人一向都和睦，这时也没有反目成仇。相反的，他们合力帮助这对年轻人逃走，可惜最后还是劫数难逃。是战争杀害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莱米拉把她替未来媳妇编织的一件毛衣覆盖在简陋的棺木上，然后向塞穴撒了一把土:“孩子，是战争使你们落到这步田地。”她没多说，也没流泪。她什么都没有了。
我可以想像她站在那没足的烂黄泥地上，棺木马上就要埋进泥里。世上没有比母亲埋葬子女更悲痛的事也没有任何战争能为造成这种悲痛辩解。即使莱米拉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她的悲痛也成了我们的悲痛，我们这些深受这场战争影响的人的悲痛。
包斯科与艾蜜拉这两名与我女儿同年的年轻人，原本代表了未来，但他们却被迫走进了历史，坠入了战争的漩涡，一场他们和他们的同辈都无法幸免的战争。
(张友摘自〔美〕《读者文摘》199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