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的颠覆与重置 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近年来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文学紧随世界潮流而倏忽变迁。无论在观念形态、本质认识以及价值评估等方面都在进行深度的探索。由此，一些权威的地位被摇撼，一些经典名篇受到质疑，一些全新的认识正在重建，透过这些文坛景观，当能触摸到文学发展的生命脉动，感悟到历史的脚步匆匆。
(一)排行榜的新定位
“经典”意味着一种稳定的秩序，某些作品被合法化地接受，并奉为价值尺度，如现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当代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等。在社会思潮、文化秩序发生变动的时期，经典的秩序本身也在改写之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经典的审视一直在进行；海外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79年香港中文版)，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不仅对鲁、巴、丁的褒贬和我们的主流说法不一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那些过去被边缘化的作家，用了相当篇幅去讨论，比如张爱玲和钱钟书。给张爱玲的有47页，给鲁迅的只有27页。他称张的《金锁记》是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使得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名字，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渐渐演成了新的文学热点。当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那么辉煌耀眼的名字再度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时，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审美的奇异、怀旧的快慰、知性的咀嚼，更能由此而引发出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和探究，对世态人性的洞察和体验。
而在“重写文学史”中，对《子夜》等经典之作的重评也具有相当的颠覆性。据学者樊骏统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以1989年为界，前10年研究鲁、郭、茅，巴、老、曹的文章占作家作品研究的半数以上，而后10年则缩减为四分之一；对张爱玲、沈从文、萧红、林语堂、穆旦等人的研究文章明显增多，有关闻一多、赵树理、夏衍等人的文章显著减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书库》中，小说卷大师“排行榜”上茅盾的落选和金庸的入选，曾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议，而茅盾落选的原因就是：作为小说家，他的作品“总的说往往主题先行，理念大于形象，小说味不够”。 由专家和新浪网联合举办的评选“世纪文学60家”的活动，专家投票推出的前6名是：鲁迅、茅盾、张爱玲、曹禺、汪曾祺；郭沫若位列32位，排名仅在金庸之前，巴金、老舍分别位列第7和第9，周作人则名列第8。
在新浪网上的投票则是现当代作家分开进行，现代作家前6位依次是鲁迅、钱钟书、张爱玲、老舍、沈从文、朱自清；当代作家中除得票率名列前茅的金庸外，其余几位依次是：顾城、贾平凹、余华、三毛、路遥。郭沫若排名34位。2007年度，中国作家实力榜提名前10名为：莫言、史铁生、余华、阿来、贾平凹、北岛、苏童、王安忆、阎连科、北村；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名前10名为：郭敬明、于丹、易中天、郑渊洁、饶雪漫、王朔、杨红樱、曹文轩、王跃文、余秋雨。
2009年，“天涯杂谈”鬼谷子专栏列出一单颇另类的中国当代作家排行榜，声言：“中国当代小说中，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之作品甚少，花开三五日，便成明日黄花，刚出版时论者如云，过不两年无人问津。”排行榜分正副两榜。副榜上称：“为中国文学保持一线血脉者，唯张爱玲是也。”而正榜的排名依序为：“第一名，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贾平凹”；“第二名，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莫言”；“第三名，天机星智多星吴用王朔”。“鬼谷子”的当代作家排行榜虽然带有戏谑调侃的意味，但其古今雅俗的评价视角，也不失为多元文化的一脉体现。
近年来，各种排行榜已是漫天飞舞。一到年底，所谓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实力榜、影响力榜以及商业榜均同时出炉，无不使人眼花缭乱。而网上称“这些榜单对中国当下文坛而言，是一次有意义的检阅和反省。”
(二)对鲁迅评价的正反攻
鲁迅研究，以它自身的辉煌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在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文化界始终是热点所在，关于鲁迅的批评性意见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正反批评交锋激烈。如1998年诗人韩东、朱文等人在《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中颇为不恭地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其反动性不证自明”，“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2000年葛红兵在其《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用质疑的口气说：“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统一呢?”m2000年第二期《收获》开辟了“走近鲁迅”专栏，依次刊发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以及早年林语堂的《悼鲁迅》三篇较具颠覆性的文章。冯骥才在文章中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于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王朔在文中则指出：“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林语堂的文章，以反讽给鲁迅画了两幅“活形”图：“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重，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一副活形也。”“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捉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活形也。”
针对以上对鲁迅的批评与否定性评价，不少学人对此展开了反批评。鄢烈山指出，王朔对鲁迅的态度，有痞子话语霸权扩张之态；王彬彬则斥其为流氓似的谩骂，说“对这种流氓似的否定，应该是连眼珠都不转过去。如果确信鲁迅是一棵参天大树，又何须提着壶开水去浇那试图撼树的蚍蜉。”余杰针对冯骥才的看法指出，“硬要说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后才批判国民性，这样的批评无忌于刻舟求剑。”而最为激烈的反批评，则是来自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对《收获》“走近鲁迅”专栏三文的充满火药味的点评：“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的卖点是‘抹粪’，林语堂的压卷是‘漫画像’。”他认为，“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善之处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于地下不可能辩诬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孙玉石指出，鲁迅其人其作至今还能有许多人去喜欢、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被遗忘掉的。在“走近”中的不同声音里，透露的可以是一种追求二十世纪的“经典”多元诠释的信息。王富仁也认为，在某些方面有人对鲁迅不满，但这些不满都带有过渡性性质，他们都不是绝对地远离了鲁迅，而是在一种文化倾向的发 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书评家白烨对此总结说：“客观地看，‘走近鲁迅’中的文章对于鲁迅的种种看法，无论是看偏了还是看低了，大致仍在学理的范畴之内。而来自鲁迅研究者的理性回应和认真反思，也表现了鲁迅研究的日趋成熟。事实上，正视鲁迅其人其作的社会反应，并针对不同的意见解难、释疑和辩诬，正是鲁迅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韩寒、陈丹青炮轰文学大师
2007年7月，湖南卫视请80后作家韩寒、著名画家陈丹青做了一档节目，二人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时语出惊人，炮轰了众多文学大师。80后作家韩寒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陈丹青附和韩寒说，：“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陈丹青还感叹那一代老作家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开路人，文字都相当幼稚：“除鲁迅一上来就很老成。还有曹禺这样的天才，20几岁写的剧本，一辈子也知道没有办法超越。老舍的《骆驼祥子》还是很好，虽然还是没有读完；小时候读过巴金，《家》、《春》、《秋》几乎全忘了，晚年的东西完全没有办法读，什么《真话集》，完全已经没有了才华。”“像余华、苏童，我看一页就放下了。”韩寒也表示说，余华的小说自己一本都没有读下去。
韩寒和陈丹青批评大师的惊人之语，引来一片批评之声。反对派认为：尊敬大师是基本涵养，文学是有传承的。评论家浩歌撰文回应称，“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和评价，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浩歌认为，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
不过，也有学者对韩寒表示支持，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口味。老一辈文学大师的语言确实有些“落伍”、“文学代沟”的现象客观存在，“应该包容批评的声音，包括对权威的挑战”。
经典的变化及引发的争议，不仅起因于学科内部研究重点尺度的转移，也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有关，文学研究的某些观点经过“包装”、“炒作”扩张到大众传媒中，无论是大师座次的重排，还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下的“悼词”，以及对鲁迅地位的挑战，都表明这样一种“经典”的颠覆与重置的潮流，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文化风景。
二 文坛热点再聚焦
文学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立体化，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多急遽，文学的变化就有多迅速。比之于三十年前，今天的文学可拿丘迟《与陈伯之书》里的名句来形容：“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如果说以往文学尚有“主潮”之论，而今谁都没有把握向我们指出文学主潮、文学主流是什么。面对如此纷繁杂呈的态势，聚焦文坛热点，扫描文学新变，当能触摸到文学发展的生命脉动，拓展对文学认识的经验空间，引发对文学更深层次地思考。
(一)顾彬引发当代文学评价问题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在国际汉学界有相当的影响。但他引起中国当代文坛的广泛关注的，并非是他的翻译作品，而是他的批判言论。顾彬从中国作家的文学信念、国际视野、语言能力、使命意识、责任担当等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出了严厉的质疑。
2006年12月11日，重庆某报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醒目标题，称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狼图腾》，顾彬评价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人丢脸。”面对20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顾彬先生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如同一块巨石，狠狠地砸向中国文坛这“依流平进、暗香浮动”(白烨语)的一湖秋水!上述报道一出，多家国内和境外媒体迅速转载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发表看法，认为顾彬“妄下结论”。著名学者严家炎、作家张贤亮等就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严家炎一口气向记者罗列了王安忆、陈忠实、陈建功、李锐等lO多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他还特别提到陈忠实的《白鹿原》。
2007年3月26日，顾彬在于上海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发表演讲时，又一次对中国当代文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业作家。顾彬还表示，包括莫言在内，许多作家是“蜉蝣”，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总之，在顾彬的心目中，当代中国的作家整体水平没有超出新中国建立以前的那些中国作家。
北大教授陈平原当场表示：“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一个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做出的学术判断，而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凭感觉说出来的话。因此，中国作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但也有学者显示了相对冷静的态度。学者肖鹰认为陈平原反应过激。他认为，顾彬的发言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文学的低俗化倾向，无疑与当代作家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的态度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其背后深藏的是作家的轻浮心态。”’作家陆天明承认，中国文学确实存在危机。
总体来说，在点击率、关注度、市场份额成为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文学创作越来越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今天，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把脉或许切中了当代文学的要害。因此，以此为契机，冷静思考一下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应是当务之急。所以，这样一场争议，实际上也有其相当的文学和学理的意义。
(二)“80后”文学
“‘80后’文学，是指出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作品，进入市场，进入文学领域的写手的写作。”除了“80后”这一称谓，他们代表的文学又被称为“青春文学”、“新概念写作”或“少年作家”，但这些都不是准确的理论概念，它还不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特点或文学流派的倾向，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文学青春化的旋风最早由韩寒刮起。2000年，一位自称“一块上海的大金子”的高中生韩寒在作家出版社抛出了他的骇世之作《三重门》，在作品里，韩寒以一种偏激的行为，狷狂的方式，放纵的语气，孤傲的姿态，向绝大多数同龄人或未成年人不堪忍受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坚决的不合作态度。《三重门》不仅敲痛了教育的神经，震撼了文学这片热土，也使整个社会在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加入文学、出版的大军这样一种态势下失去了平衡。
稍后，湖北女孩蒋方舟，12岁推出长篇《正在发 育》。在这部作品中，12岁的少女以幽默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的发育过程，调侃了给她重压的成人世界，讽刺了包括她父母在内的成年人，这部涉及早恋(“窗外一把”)、性(“我变黄了”、“泡妞秘籍”)、同性恋等敏感话题，用成人戏谑话风调制的作品让大人大惊失色。
2003年1月，郭敬明的《幻城》出版。《幻城》是一本奇特的书，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亲情的魔幻故事。与韩寒黑色幽默式的辛辣不同，郭敬明用忧伤凄美、轻灵浪漫的语言书写虚幻世界的神妙。郭敬明后，80后的作品大多充满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的忧伤。该书一出场便为郭敬明赢得风光无限，2003、2004连续两年高居全国文学类畅销书榜首，郭敬明也因之成为目前最走红的青春写手，拥有像当红明星一样的追星族，直接被称为出版社的“印钞机”。
紧随其后，与郭敬明一道被包装为“金童玉女”作家的张悦然，以其代表作品《樱桃之远》，在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中抒写爱情、友情的纠结与排斥，融合与错位。张悦然以才情折服读者，以实力征服市场，她对青春的焦灼和锐痛的抒写，意绪丰满，语言雅丽，其冰清玉洁、空灵飘逸的“忧伤玉女”形象为她争得了纯文学的一席之地，并得到了评论界的首肯。
继“金童玉女”作家的成功推出，出版商又包装出“80后实力派五虎将”，推出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等。
李傻傻被媒体推荐为80后第一位纯文学作家。他身上散发着湘西和陕北的混合气息，李傻傻由此暴得“少年沈从文”的大名。代表作品《红x》，其笔下的主人公叛逆而放荡，性和暴力是小说中的重要元素，“暴力”有余华的风格，“性”是陕军贾平凹的气息。
因沧桑、颓废的《草样年华》而成名的孙睿被媒体称作“老舍京味儿小说的继承人”、“青春小说的最后一个酷哥”。而特立独行的春树，因书写残酷青春而成为另类青年极端的代表，她的朋克装照片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封面，并成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人物。“青春文学”从登陆文化界就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对整个文化市场的征服。青春文学’的发行量动辄上百万，十几岁的写作‘童子军’已逾千人”，“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30名一半都是青春文学作家”，青春文学图书已“占据文学图书市场百分之十，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整体份额旗鼓相当、分庭抗礼”。
2007年，在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不少新生代作家登上各省作协领导岗位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协接受了"80后”作家的入会申请。由此，经市场推出、在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80后”文学，结束了与主流文学界相互对峙、甚至相互妖魔化的局面，与主流文学界达成和解。青春文学这一涓流由此汇入了中国文学的大河。
(三)口语诗与行为艺术的诗歌
从2006年9月13曰开始，一个叫“梨花教”的ID，在天涯社区的娱乐八卦论坛，发出一个题为“在教主赵丽华的英明领导下，‘梨花教’隆重成立”的主帖，在8天之内，这个ID一共发出28个与赵丽华有关的主帖，有关回复不计其数，最终使得赵丽华红遍天涯，红上新浪，并且进入寻常百姓家。不过三、四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万人齐写梨花体”(谐音“丽华体”，如赵丽华的《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这就是著名的“梨花诗”，网友戏称其为口水诗。似乎诗歌就是“回车键”，把一句话拆开来，分成几行，就成了“梨花诗”)的壮观场面，一夜间谩骂、仿写和恶搞狂潮迭起。由此而形成了“赵丽华诗歌事件”，被媒体称为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
本来赵丽华的口语诗究竟算不算诗，可以百家争鸣，论战不休也不足为怪。但在后来的“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上，诗人苏菲舒当众脱光衣服、大秀裸体，并且旁边还有诗人帮腔说：“这有什么啊，艺术家早就玩过了，诗人来一次你们就受不了了?”一个“玩”字使赵丽华的口语诗由身份认同的论争演变成了与身体有关的诗歌表演。
9月26日至9月30日，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上发表评论，称“梨花体”“硬把流氓耍成了一种流派，使萎缩成为一种伟大”。此话使“下半身”诗人恼羞成怒，引发双方混战不休。
20个世纪80年代，于坚就认识到，中国文学没有自己的下半身。自此中国诗歌开始了对身体的划段认识和写作，文学回到身体了。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下半身写作。而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作为行为艺术“下半身”派的代表人物沈浩波就曾套用韩东的句式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因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如沈浩波的《一把好乳》、《肉体》，以及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等。这些诗歌正如他们所宣言的那样：“不要传统，不要西方，不要诗意，不要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寻找快感，寻找肉体”的纵欲和沉醉。于是他们把诗歌变味成了一场文字上的快感游戏。
2007年3月，继“裸体读诗”事件后，唯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又表演了一次诗歌行为艺术：诗歌论斤卖。同月，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4位诗人在哈尔滨签署《天问诗歌公约》。2007年lO月5日，新疆诗人杨钊“伪自杀”，事后则宣布“自杀是一场行为艺术”，其行为颠覆了所有的深度、价值和意义。与此“伪自杀”行为艺术对应的是诗人余地抛弃刚刚出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自杀身亡。诗歌变成了纯粹的行为艺术。
上述所谓的“口语诗”和“下半身”写作，不管是“梨花诗”的玩口语、玩裸体，还是“下半身诗人”的肉体崇拜和文字快感游戏，一旦文学失缺了理智和思想，一旦语言的美感和文学的诗性之美被荡涤一空，一旦文学的美学价值被新闻价值和商业价值所取代，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就会受到拘囿，文学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怀疑，文学的生存发展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而我们的文学也就成了顾彬先生的“垃圾”论的又一佐证。
以上种种，仅仅是文学新变中的窥斑见豹，还有没有提到的有网络文学、打工文学、学者文学、明星文学、玄幻文学，等等。近年来的文学，难以一言以蔽之，既繁花似锦、炫人眼目；又备受冷落，处境凄凉；既走向式微，又特有活力。透过文学的流变与发展，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颠覆后有重构，告别后有新生；思想要有身体的承载，肉体应有灵魂的声音。我们理应相信在宣布文学已经死亡，在呵斥文学是垃圾，在抱怨我们没有像样的文学遗产和伟大的作家的声音外，还有更多的声音告诉我们：“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高行健语)。”大浪淘沙，泡沫终将会消失。正如林贤治在评价鲁迅时所说：“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应当相信，历史终会把最有分量的东西保留下来”。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6年“‘红色经典’的当代教育价值研究”课题(编号：K-0604)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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