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智：于艾香是山东当代文坛的女作家，她以小说的形式对身边的琐事和秘密情感做了独到和独特的女性发现，在细节中刻画和展现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以她为个案，考察其小说创作的切入点，或许对于更好的把握山东青年小说家发展中的写作状态，以及期待着的文学新鲁军的兴盛。是一条途径。通过对作家于艾香的访谈，期待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从而打开一扇通往文学世界与现实人生的大门。
首先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生活经历对您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于艾香：我是1977年毕业的应届高中生考上的大学，我写小说当时也是有一些偶然的因素，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我从小爱较真。对于大人言行的掩饰，我都会在事情的背后去追问。所以我的小说往往就从一句话，一个不起眼的小事为起点引起创作欲，往往是一些隐秘的事情越想越多，就扯出一部小说来。当时我上大学时的第一篇小说投稿就得到了编辑鼓励的回信。这个可能算是创作生涯的开端吧。我这个人主要是内心对真的求索，对人们言行粉饰的质疑从而有诉诸笔端的冲动。相对于别的作家来说，我是那种没有很多经历的人，我也不大相信经历这个东西，更相信自己的心灵和眼睛，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对创作十分重要。
我从小数学很好，逻辑推理思维、抽象思维能力很强。对于很多小事爱做形而上的思考。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我不到二十写出第一篇小说，谈不上什么经历丰富，不过是自己的一次思想探险。对事物的较真、好奇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赵文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盛行对女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女性主义文学的?您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否也是受到这些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
于艾香：我写小说时，还没有读过这些女性主义小说理论，像你说的这个女性主义理论什么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我写的小说都跟男女有关系吧，别人就看作是女性主义小说，而我最早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我只是由于喜欢思考，身边事儿都能引起我思考的兴趣，有些碰巧和后来的那些主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就给人这种主义的印象。
赵文智：我读您的小说时发现了一个叙述线索，那就是女性成长的“童年影响”。这是否受到了西方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的影响，她提出了女性成长中的“初始影响”。
于艾香：这一点我也很赞同，女性成长的“童年影响”，其实不管女性还是男性都与这个有关。我上大学时还没看过西蒙，波伏娃的理论，等到看的时候，已是毕业之后的事情了。可能我是较真的去看这个现实的世界吧，看到的可能就跟西蒙，波伏娃提出的问题产生了很多契合的地方。(女性的成长)确实跟童年有关，这一点也很重要。有时童年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以后怎么去看问题和怎么与人相处，对待感情，都可能受到童年影响。我感觉一个人的童年奠定的那些东西，可能会意识不到，但是你的行为方式，往往和童年时那种行为有很大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我刚上大学时，很喜欢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类的书，真实。那些激情、反叛、叛逆、思辨的书都能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这其实跟你们研究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是因为书中那顽强的生命力，年轻人的怀疑精神，像北岛的“我不相信”那一类的，与我当时的心境很相合。所以我喜欢。从根子上说，是自己生命的需要。
赵文智：我读了您的这三部长篇小说(《有爱即有忧》、《非常欲望》、《带刺的玫瑰》)后，发现其中的很多结构手法与先锋小说的处理相似，您是否也曾尝试用先锋的意识去写小说?
于艾香：这个倒是没有想过(先锋意识)，我写的小说就是觉得这样写更自然一些，或者说对我更方便一些，没有去考虑小说形式的先锋意识什么的。当然看过这方面的书，但没有太深的印象。我不是为写小说而看书，更不是因为要写小说而写小说，那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真理的求索而导致的写作行为。怎样能表达出我的心意，我就怎么写。
赵文智：您的小说，宋遂良先生总结说是独特的心态小说。我读了之后。发现您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和透视都有很深的功力，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关系吗?
于艾香：也许我的小说是心理小说，这可能与我这个人不太爱交往。不喜欢在公共场所活动有关系。我喜欢在家里思考。就像研究数学问题似的。思考那些人的心理的问题，虽然我没读过多少心理学的书，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后来看的。就跟《追忆似水年华》的写作似的。对人的心理的求索，是因为我感觉一个人的心理对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的所有行为都有心理在作怪。像我的那个小说《水果刀》就是我听说了一个不起眼的事，我就不断的去审问，挖掘事情背后的东西，就形成了这篇小说。
对人的心理敏感，再有敏锐的观察。甚至用数学思维研究人的心理。小说就有些推理性的因素。
赵文智：您的小说通过爱情婚姻对男女两性关系做了多维透视，涉及了多种爱情模式，其中一见钟情的情感模式更多一些，并且在这个模式中“眼睛”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否谈谈为什么这样处理?
于艾香：我个人也是比较相信一见钟情式的情感，男女两性往往是一看互相有感觉，后面才有故事。一看就没有感觉。后面当然不会有事儿。从这个开始写起，作为我的小说的一种情感模式吧，用来处理男女主人公爱情生发的契机。
赵文智：您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人。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时代的因素和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的独特影响有哪些?我注意到小说中(《有爱即有忧》、《非常欲望》、《带刺的玫瑰》)的三个女主人公尉萌萌，高伊君，李鸵鸵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女性。
于艾香：我们这代人从小对生存环境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可能和文革有关吧。“极左”政治影响下的恐惧心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产生不小的影响。当时又是十七八岁上大学。就不断反思这些事。这可能对自己的创作有影响。当时，上了大学才知道那些事情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把这些反思带到小说中，小说就带上了某些烙印。这些烙印，人们就叫它特色。
赵文智：一个作家的作品跟他本身的气质和阅历有很大关系，您的小说叙述细腻，语言绵密，这是不是与一个女作家的独特观察有关?
于艾香：这个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女性的)观察比较独特。可能有些是对独特体验的夸大。
赵文智：您的小说结构采用了男女互相对视的视角，更多的情况是站在女性的情感立足点上去审视男性，从而形成了对男性的怀疑与批判和对女性命运、处境的悲悯。你怎么看这样的处理?
于艾香：我感觉平日我自己也是这样，看人家说我自己是怎样，我就想我是那样的吗。然后去反思自己：看身边的人，看大家的互动，当然也注重自 己的视点。我不仅怀疑男性。其实我怀疑一切。包括女性。我并不批判男人。我觉得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只是站位不同而已。多角度地看事情，是我的特点，或者说是我的一种思维方式。不断地转换角度看一件事，我觉得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赵文智：您的小说对女性心灵真实和人性的深层质地进行了探掘，写了许多爱情婚姻中的畸形，病态，疯狂，梦幻，死亡等形态，显示出您的观察力度和深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现实的爱情和文学世界中的爱情的关系?
于艾香：国人的恋爱婚姻在我个人来看有很多情况是病态的，有着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对于情感不能持正常态度，不能真正地面对，更不能有合理的表露，从小到大，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导致每个个体存在情感病态。不时受之折磨。这是我常思常想的事儿。后来就写成小说。再说普通人生活压抑，没有正常的宣泄途径，容易产生各种情感悲剧等等。看上去挺疯狂。其实挺可怜。我要写疯狂下的可怜状态。没有信仰的引导。人很容易变态并疯狂的。
赵文智：我注意到您在处理小说中人物的结局时。或有死亡意识。或有暂时回归到秩序(婚姻)的安稳和温馨，这两个应该是差别很大的，您是如何思考小说中这方面的问题的?
于艾香：我的小说大多是年轻时写的，就二三十岁吧。我那时很少想到一个人在(婚姻)秩序当中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当然走向婚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情感取向，但创作时确实很少这样去想的。最吸引我去想的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为什么会疯狂，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疯狂的背后跟死亡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我相信死亡的偶然性。无声无息。有时甚至没有人知道。小说死亡主题的处理跟人类的幽闭状态、恐惧的生命体验等等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看到死亡，每天也都有人死亡，这里有很多的神秘。有很多的不可知。我去写它，是试图去理解。去明白。也可以说，也是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对未知的东西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所有的死亡都在打破某种秩序。秩序不是恒定的，混乱也不是恒定的。都是在变化的。我只是想看到某些微妙。
赵文智：我发现您的小说跟山东的文化形态(齐鲁文化)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不是可以说您的文学创作和胶东文化有某种关系?人们一般认为胶东文化与齐鲁文化还是有区别的。
于艾香：这个还真是没有多少关系。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孔孟之道或者是齐鲁文化对我们胶东人的影响应该更少一些。我们(胶东文化形态影响下的)相对来说更天然一些，在我的心里，从小仿佛就有正常的健康的生存状态的参照，这个参照系促使我对人性有着更好的更健康的心理追求，所以总想去发现一些人性深处的问题。
当然未必能做到。
(赵文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