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给“摄影”下的定义是:“以前曾在那里存在过,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的东西。”他这里提出了“时间”的概念。随着快门的启动,时间被凝固下来,所有的,仅仅是“此时此刻”,永不重复,是开始,也是永远。第二层意思,“东西”,被拍摄物,是什么?又是谁“捕获”了“东西”,如何去“捕获”?这又涉及摄影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布列松著名的论断:“不是我在拍照片,而是照片在拍摄我。”这句话被鲍德里亚进一步发展为:“物体必须是由视线来固定,被凝视,被确定不动。摆姿势的并不是物体,而是拍摄者这一边,他必须凝视屏息,在时间与身体之中创造出虚无。”
布列松和鲍德里亚似乎都是为了破除“常识”,即认为摄影完全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动的产物,以为“东西”是为摄影者所用之物的常识。他们以为,“东西”是能够呼吸的,会召唤你去亲近他,在摄影者与东西之间是相互沟通、相互“凝视”的一个过程。一个摄影家,只有放下自己的身份,全神“凝视”着东西,才能剥开事物表象的遮蔽,真正进入到事物本质之中。但是,注意了,鲍德里亚这里并没有消解摄影者的主体性立场。因为无论如何,东西还是被人所“凝视”,被人所“确定不动”,被人启动了快门。在拉杂的周遭世界中,物体零零落落地蹲坐在混沌的角落,只等着遭遇了人的视线,被人所凝视,才生发出意义。
以鲍德里亚开这个头,其实是我以为,王寅的一些摄影作品、摄影观念受了他的影响。比如偏爱彩色摄影,不做后期处理,等等。追随王寅的作品,也会和他一起,一如鲍德里亚说的,走在街上几个小时,人就进入摄影,陷入一种催眠状态,有一种把自己委身于幸福的偶然性的感觉。但这些判断究竟过于抽象。事实上,王寅作品中表达的“现实”和鲍德里亚的一定不同。王寅所遭遇的幸福的偶然性,也只是属于他的。我们仅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秘密地“分享”了这个幸福。而在他,只是沉默地“呈现”。是的,呈现,这个词很好。他将“东西”凝固的一瞬间,就以更为永远的姿态“呈现”。
如今,我也只将他的作品“呈现”给更多的读者。需要什么样更多的批评呢?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工作的愉悦,比如,做古籍校点时,给古文句读,断字识文,有快感,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些句读、眉批也都有研究的乐趣;又比如给音乐写乐评,将感受以克制或者煽情的方式阐述下来,都有乐趣,如今我对摄影作品的点评也一样,于工作者本身是有乐趣,但其实并不能增加或减少作品本身,对于其他的阅读者,其实意义也不大。因为他们又会有新的阅读角度和理解了。
王寅的摄影作品,大体分两类:一是他追逐于舞台、艺术展等的产物;一是他在街上遭遇的幸福的偶然性。我并不喜欢第一类,并非他拍的不好,而是我觉得那些摄影作品的对象本身已经具有了太多的意义,那些意义先入为主地存在着,不是王寅给予的,而是原创作者赋予的,我只通过王寅了解了原创作者。而第二类则不一样,是王寅凝视的结果,有他“自己”的概念,是他和世界的互动,也是他通过相机进行不断的自我确认。
王寅这第二类摄影,围绕“城市”展开。他穿梭于这个、那个城市,国内的、国外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王寅与现代工业文明有天生的隔绝,那是我阅读他的一些诗歌及随笔后的判断。但在他的这些城市摄影里,我却看到他与生俱来的与城市的亲缘关系。他并不嘲弄、表达城市文明的支离破碎,没有抗议、呼喊、歇斯底里。穷街陋巷也得到体谅。他穿梭往来,以干净、温情的眼睛捕获城市的美。在这里,他不是城市里孤独的漫步者,而是自觉自愿地投身于人群中,一个眼神、一段背影、沉思默想的老头,摆地摊的、恋爱者,孩子的哭泣与笑,都是他关心的,甚至在对城市建筑、风景的拍摄中,一定也有人的影子,有人的温情暖意在。这个温暖,清淡不暧昧,如早晨的阳光,一定不是黄昏的浑浊。我曾经好奇地问,为什么我看上去,哈瓦娜与纽约,
赵荔红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十编辑室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有笔名塞壬、塞壬歌声。作品被收入2003年、2004年“中国新文学大系”,2006年、2007年的中国散文精选。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著有《孔子:公元前551年》,编有书籍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