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城市的市委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家中去还钱，这钱是怎么借的？还钱时他看到了什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反映出拨乱反正时期虽有困难但却充满希望的社会风貌。
1983年初春的一天，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走着一位工农干部模样的人。他穿着一身整洁的、洗得已发白的深蓝卡其布制服;他貌不惊人，却有着很好的气质;朴素、敦厚、给人以亲切感。他不像高干，却是个不小的官。他是中共青岛市委的第二书记。姓刘名维理。
平日，他公务繁忙，总是车出车进，市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有专车。今天，他独自步行着，未带随从，没有人认出他，他分外自在。
这几年，他少有机会和群众近距离同步走着，跻身在群众中，熙熙攘攘过公休日。他看到人们已不再那么愁眉苦脸，群众的生活比以前有了提高。他步履轻快，心情不错。他今天并非微服私访，也不是逛街购物，而是趁这个少有的闲空的星期日，去办件私事，去串个门。其实，说串门也不准确，因为要去的那户人家，他并不认识。他是去还钱，去道声谢。
钱的数量很小――10元人民币。事情也是件小事，他本可以让别人去办，但他却一定要自己去，因为那件小事，颇使他感动。
那是他不久前到北京探视生病的妹妹，第二天便接到市委电召他“速回”。他犯难。火车票太紧张。他不是那种神通广大，可以找到关系买得到票的人。黑市票是不能去买的。唯有到车站等退票，但，这可能性极小。每每为一张退票哄抢，甚至大打出手。要弄到一张票难哪！百般无奈，让外甥小林去车站等退票，碰碰运气吧。
刘维理兄妹焦虑地期待着。
小林飞快地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嚷着:“买到了，买到了卧铺票！”他一似中了大奖，摸出一张小纸条，连同卧铺票全交给了舅舅。
刘维理瞪大了眼，不解。小林忙说:“您先看看那字条。”只见上写:“黄中敬，市场三路9号，话剧团宿舍。”小林说:“这黄叔叔是个大好人，是他退的票，硬座票16元，卧铺票10元，一共26元！可我只带了硬座票款16元，我央告等我回来取钱，那位叔叔竟说:看你挺本分，不像票贩子，你把票拿去吧，我收你16元，卧铺的10元等你回到青岛再还我吧！他匆忙写了这张字条，拍了我一下说:‘我相信你’。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追着谢他，他连连摆手……”
刘维理看着那票和小字条，激动地对妹妹说:“世界上有这样的好心人，10元也不是小数哩，我回去一定登门道谢还钱。”
今天，他便是来办这件事的。他根据字条对黄家作了些了解。市的领导人要了解本市某人的情况是轻而易举的。
很快便找到了市场三路，他顺着门牌找，1、3、5这边是单号，9号就在前边了。他奇怪，一个有名的话剧团的宿舍竟在这平民区，全都是大杂院，破平房。9号快到了，但一字排开的多条绳索上晒得满满的衣服被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掀起被角，便看到了“9号”。正这时，一位四五十岁的瘦弱妇女，举着一条厚重的大褥子，踮起脚，使劲地、艰难地往那绳子上搭。他急步上前，说:“我来帮你。”随即用手托起，那褥子便搭到了绳子上。他问:“这么多东西，全是你晒的？”那妇女微喘着点头，向他道谢，他看她文质彬彬，料必是住这宿舍的演员，便问:“这里是话剧团宿舍？”
“是啊。”
“请问有位黄中敬同志住这里吗？”
“巧了，我正是他爱人。您贵姓？”
“刘，刘维理，你好！”
“我叫张坤权，你好。”她伸出手和来人握手，她并未听清来人自报的姓名，只听姓刘。她也未打量他。正这时，高高大大的黄中敬回来了。
“快来，老黄，这位刘同志找你。”
“找我？我便是黄中敬，你好。”他伸出了手。
“刘维理”。来客又一次报了姓名，伸出手热情地握手，连连说:“你好，你好。”
黄中敬反应快，“刘维理？……”这名字耳熟！握手时，一端详，认出来了，没错:“你是市委……”
“我在市委工作。”来客这样回答。
“是市委刘书记。刘维理书记。我们前不久听你做报告。”黄中敬高兴地问身旁的妻子:“你没认出来？”她笑着说:“看着面熟，没想到会是市委书记。”他们纳闷市委书记怎么会来访，还指名道姓要找他，他们欣喜地欢迎这位来客。
“刘书记有事找我？”黄中敬问。
“专程来道谢，来还钱。”刘维理边说，边摸出10元钱和那张字条说:“卧铺退票……”
“哎哟！”这男女主人都明白了。“刘书记，那张退票是你买的？……市委书记弄不到一张票，等退票？”两人争相问着。
刘维理面对他们惊讶的眼光，笑笑说:“是的，是的。”他拿着票说:“这票帮了我大忙。这10元钱让我们全家都感动”。他随手把钱交给了黄中敬，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好心人，谢谢你。”
这两夫妇连说:“道谢不敢当，你能亲自来还钱，使得我们感动。”彼此说着感动，不由都笑了起来，气氛活跃、和谐，没有官民的距离，没有拘谨。
女主人说:“快请家里坐吧，乱得很，别见笑。”她在前面引路，门是开着的。
她风趣地说了句青岛方言:“烘黑（暗）。”进屋，开灯，40瓦的日光灯大放光明，她转身说:“请进。”
刘维理在门外停住了，皱了皱眉头，这是他们的家？住房条件这么差！说:“外面日光这么强，屋里要开灯……”
黄中敬随意地答道:“我们是无光户！”
刘维理喃喃着“无光户，无光户……”进屋后，快速地环视了室内的全貌，第一印象:简陋！家徒四壁！室内没有沙发和像样的家具，但却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他看到门边大床光光的床板上（被褥拿出去晒了）潮乎乎的，多处有湿印。书桌上拥挤却齐整地摞满了书籍，桌面上散放着正在写的几页稿纸，桌前有一张旧藤椅。南边墙角有一小方桌，上铺一条洁白带花的桌布，茶具洁净，边上有个不很小的书橱，算得上这屋子的“精品”。另一边墙角有一带烟筒的蜂窝煤炉子，周围是炊事用具，显然做饭也在这室内。有一小套间，估计是儿女们住的。使他触目惊心的是，房顶和墙壁到处墙皮脱落，大片大片的水印，还有不少霉点。地面渗水，出水，有些地方泥泞。床下排放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子，都可看到明显的受潮痕迹。室内没有对流的窗户，空气不好，有股霉味。
刘维理一瞬间观察到的这一切，使他眉头皱得更紧了，脱口说道:“这屋子这么潮湿，你们就住在这里！”
刚才欢乐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没有人说话。
短时的冷场后，宾主都想改变一下气氛，女主人殷勤地请贵客上座，为他拉过藤椅。刘维理就近坐在了靠门边的大床沿上说:“这里好，这里就很好。”黄中敬也一并坐下了。
市委书记叹了口气:“不易呀！这样的条件，还收拾得这么整洁，女主人的功劳不小。”他也有意在调整情绪。
女主人苦笑着去沏茶了。她直觉地感到这市委书记没有官架子，是可以信赖的吧。她边沏茶边说:“刘书记，潮湿太可怕，我们像被潮湿包围着，一切东西都是湿漉漉的，都长霉，人也要长霉了。有太阳我就抓紧晒，晒这，晒那，恨不得把房子也抬出去晒，但今天晒了，明天又潮了，再晒，又潮……这里原本不是住人的，是间破伙房。”
刘维理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情，此刻，他可能想着外面的阳光，和自己洒满阳光的宽敞住房，心情沉重地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很久吧？”
黄中敬说道:“二十多年，反右后，一直贬居在此。摘帽了还住在这里，改正平反了，也还是住在这里。二十年是个漫长的岁月。”一字一顿地说:“长刑不过二十年，是吧？”他看着书记。他话不多，却极有分量，他素来是个敢说话，敢说真话的人。
书记似被刺了一下，无言以答，却没有介意，人家说得在理，他急切地问道:“没有人过问吗？为什么没去反映，要求落实政策，至少改善一下？”
女主人递过两杯热茶，客人欠身道谢，她倚在桌旁开始娓娓道来。她说得慢慢的，轻轻的:“没有人过问，真的，没有人过问！我们曾多次去过各有关单位上访，石沉大海，无济于事！见到的几乎是统一模式的冷若冰霜的面孔，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官腔官调，说什么，‘你们的问题应当解决，当然要解决，这是政策嘛。但是，’把‘但是’说得重重的。‘没有房源，一点办法也没有！’回答得干干脆脆斩钉截铁。有人竟说‘想想吧，还有多少无房户呢！你们不过是无光、潮湿，比人家好多了吧？’不容你说就下逐客令。‘回去吧，耐心等着，有消息会通知你。不要再来，来也白来！下一个。’刘书记，能这样比吗？这有可比性吗？去一次气一次。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笑嘻嘻说:‘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话音未落引起众人的哄笑，笑个不停，分明在嘲笑！他们笑，我却有着撕心裂肺的痛，我不会骂人，否则痛骂几声出出气也好！”她开始激动，语速加快，声音发颤，她哽噎了，她努力克制着。
刘维理忙拉过那张藤椅关切地说:“请坐下，慢慢说，别激动，别生气，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愿意听，多听听，多看看。”
黄中敬把茶递给了妻子，用眼神制止，他怕她太激动，会引发心动过速。他心疼这柔弱的妻。他愤愤地说:“那些人根本不关心落实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他们懂不懂什么是‘错划’右派？‘错划’啊！到底谁错了？！我们理应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要求落实政策，而却有人以为我们是在乞求恩赐！这像话吗？”
刘维理眼光里充满了同情，微微点点头。
女主人此刻已平静了许多，她感激眼前这位市委书记给予他们的关心，她不想使书记难堪，说:“刘书记，您今天能来，使我们十分意外。我们能当面向您陈述，是幸运啊！相信您会过问，会给我们以帮助的。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无非是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再小些，我们也认可，只要求调一处有阳光的，我们太需要阳光！我们太需要阳光啊！我们俩的健康都受到大的损害，都一身病痛啊，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刘书记，我们的要求不过分吧？”
刘维理坐不住了，他被深深打动了。他来之前已经了解到，这位女演员是建团当年演出的《桃花扇》的女主角，受到很高评价的，而黄中敬改编的话剧《红岩》影响很大，他俩都是话剧团建团“元老”，是有成就的、作出了贡献的老文艺工作者，反右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损失无法弥补，而如今却还受到这样不公的待遇。他对这两位经历坎坷苦难的知识分子动情地说:“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工作没作好，党再三再四下令要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但我们现在是口头说的多，文件下的多，落在实处的少。使你们受委屈了！”他非常诚恳。又说:“你们的要求不过分，一点不过分。我从你们身上感受到知识分子的通情达理。”
一席话，使夫妻俩心头热乎乎的，特别是一连两次提到的“你们受委屈了”，大大地感动了他俩。是啊！多少年，多少多少委屈啊，他们何曾听到过来自任何一个领导人这样的暖心话，即使通知改正（平反）也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让你们受委屈了”。女主人已热泪盈眶，她怕在书记面前哭出来，推说要赶着洗衣服，走出室外，边洗衣服边默默地流着泪。
室内宾主二人谈得十分融洽。
一个问得很细，涉及面很广，了解下情十分认真。一个反映的情况既广泛又具体，且敢于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使用问题，党群关系问题……黄中敬说:“刘书记，我们多么希望党的领导干部多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高高在上，只听汇报，报喜不报忧，这是顽疾啊。”
“黄中敬同志你说得好，深刻，我今天来大有收获，以后还要继续谈。”
他们俩一直坐在这床沿，竟谈了两个多小时没动地方。
客人起身告辞的时候，写下了市委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地址。说:“欢迎来找我，事先打个招呼。请你们相信，政策一定会落实，是需要时间，但不能再拖了。”他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明白随口的承诺无济于事，但他把希望和温暖留下了。现在他们已像朋友似的，彼此有了了解。
女主人玩笑地说:“刘维理同志，你是本市的长官，有位你们的同行，官比你小，一位七品芝麻官有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市委书记接着说:“不如回家卖红薯！”
都笑了。这次来访就结束在欢笑声中。
客人从晾晒的被子下钻了过去，回过头，指了指被子，点点头，三人都会心地笑了。
他自然和来时一样，没有专车，没有随从，背着双手，快步走去，溶入了人流中。
后来，这夫妇果真去回访，到市委也到了他家里。在书记家里他们看到了一幕:他把老家农村来的亲戚安置在自己的客厅，人多就打地铺。他说:“老家人知道我当了大官，他们来看看是情份，惦着你;也是想来逛逛大城市，开开眼，这应该欢迎。他们无求于你，即使相求，能帮的，该帮的，尽力帮;帮不了的，他们也决不强求，不介意。农村人实实在在啊！”他自己似乎也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实实在在。那纯朴的气质依然。
后来在几次不同场合的会上，刘维理大声疾呼:要抓紧、抓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几次举了黄中敬夫妇的住房情况，说:“无光户，全无光亮！二十多年，这对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一直住在那里！这说得过去吗？能无动于衷吗？”
他虽然作过努力，但他们还是没有立即得到改善，因为历史的欠债太多了。一时半会儿还不清……
几个月后，这位书记忽然得了重症，他在病中对着来探望的老黄夫妇，关切地问:“还没解决吗？”看到他们摇头，他长叹了一声。想说什么又没说，是无奈？是歉意……他又重复了那句:“你们受委屈了！”
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位市委领导人最终没帮上忙而心存不满。他们理解，不是他一句话立时能解决的啊！
不久，刘维理书记病逝。黄中敬夫妇很难过，他们相信，他是真关心他们的，想帮他们解决的。若他再多活些日子，房子会解决的吧？
后来，这对夫妇告别了无光户，迎来了太阳，满屋的太阳，他们多么想对刘维理书记说:“请放心吧！”他们一直怀念他，记得他说的“你们受委屈了！”
再后来，这位男主人也西去了，或许他和刘书记在那边相聚的时候，又谈起这件往事，哈哈笑着:“终于有了太阳了！”
那女演员已经老了，正在明亮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她一直想记叙这段动人的往事，难忘那位书记说的那句暖心的话“你们受委屈了！”
那女演员就是我―本文作者。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