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民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意外，令许多同志都十分震惊，悲痛不已。 就在他辞世的前一天，我还随同他带党史研究室的年轻人寻访城区的一些革命历史遗址。他虽已感身体不适，但仍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指点着那些遗址故地，讲解革命前辈的业绩，未曾想这竟成了和他的永诀。应该说，他最终倒在了自己酷爱的党史工作岗位上。他的离去，带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和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这是重庆党史界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康民年长我5岁，是我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有幸与他相识相知30多年，长期受到他的熏陶，他的思想、人品、学识、才干和作风，都使我受益匪浅，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我无法全面反映和评价康民的一生，只能将一些铭记在心的点滴深刻印象记述下来。
1973年，我从九龙坡区委宣传部调到江北区委党校工作。离开九龙坡区委时，曾参加过农村四清工作团的同志对我说，江北区有个有名的秀才叫胡康民，他是四清工作团分团领导的大秘书、军师，你到江北区后有机会去拜访他。
我到江北区报到后，由于党校尚未恢复，暂时分在宣传部工作。此时康民恰好也在宣传部工作，上班第一天便与他相见。他对同志非常热情、诚恳，关怀备至，使人倍感亲切。随着时间推移，接触增多，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康民对江北区的农村、工厂、学校、机关、街道等各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有许多朋友。他身上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到基层，干部群众都围着他向他反映情况和问题，谈心里话。他也善于抓典型，总结经验，基层领导都希望听听他对有关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在宣传部汇报情况研究工作时，他的发言翔实生动具体，并总能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他也善于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提出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建议。他的建议往往被领导采纳，也得到大家的认同。有时他没有发言，部领导也总要点他的名问，康民，谈谈你的意见！区级机关的一些局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问题，也总要找到康民，请他出主意想办法。其实，康民当时只是干事，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他却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领导作用。这就是我初识康民时他留给我的印象。
康民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鲜明政治立场和风格。我只谈几件我亲历亲见的事。
一件事是，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一开始康民就感到矛头不对。后来，担任区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问:现在批孔是批谁？康民说当然是批孔子嘛。那位造反派头头说，不对，是要批“孔老二”，而且把重音放在“二”字上。显然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康民立即将这个情况向江北区的老领导孙曰祜汇报，老孙一听，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他们敢于公开攻击周总理，我们就要拼命，准备打！康民听后非常赞同，并暗地准备了钱和粮票，作了安排。以后那些人的图谋未能得逞，这件事也没人再谈了。
另一件事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上面规定了不在基层设灵堂举行悼念活动等种种禁令。宣传部的同志不理睬这些禁令，在办公室挂了总理遗像，举行了悼念仪式，同时决定以支部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给邓大姐发一封唁电。在这些活动中，康民是大家的主心骨，给邓大姐的唁电也是由他起草的。唁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总理和您没有子女，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您的子女，今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和您站在一起！”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一篇何等鲜明的政治誓言。
周总理逝世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总理遗言，有的同志信以为真。康民说，这是别人伪造的，只不过反映了人们的情绪。后来的事实证明，康民的判断又是多么准确。
还有一件事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我正在农村贯彻邓小平的整顿方针，康民从机关来到公社找到我。他问我，你怎么看天安门发生的事？我说，国会纵火案！他听后说，你也这样看！从此，我和他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
1976年下半年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领导上让他担任“大批判组”组长。他听到后对我说，现在不批判不行，顶不住;现在批了，今后不好办，要想办法走开。那时正在抓落实干部政策，有外调任务，他在区委组织部领导的支持下找到一个外调任务，区房管局的领导又给他筹措了经费，于是他便约我一同去搞外调。等我们从外地回来，“四人帮”已被抓起来了。
从上面的几件事不难看到，在重大关键时刻，康民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明从不含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分别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思想交流从未间断。
1985年之后，我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研工作，1991年又调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他担任了领导职务，可是大家并不感到他是领导。在编撰南方局党史资料时，编写组的同志经常在红岩村聚会讨论研究工作，无论是年长的或年青的同志，没有人称呼过他的官衔。他在会上发言，大家都注意听，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从他的发言中，可以学到知识，受到启发，有所收获。其他同志发言也是畅所欲言，毫无顾虑。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妙趣横生，玩笑不断，与他相处心情舒畅愉快。当时党史研究室只有一部小车，每次会议结束时，都是以年龄为序，年龄大的由小车送回家，他则坐公共汽车回家或返回单位，这已成为当时的惯例。
当时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几位领导也都没有“官气”，不争名贪功，而是带领大家一心一意搞工作。康民主持编辑出版了二十来部党史资料丛书，但他从来都不署名，也不讲报酬。他看重的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党史研究事业。正因为如此，他也赢得了很多同志的敬重，并将很多同志吸引到他的周围。周恩来说过:“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康民可以说真正实践了周恩来的要求，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
康民是个充满思想活力的人，他不断地读书学习，不断地联系实际思考问题，不断有新的觉悟和见解。老同志林蒙生前曾说过，“胡康民是个思考问题的人，不是个当官的人。”1997年退休以后，他也从未休息过，不是读书思考，就是继续从事党史研究和写作，或是与朋友们谈论国家大事。而找他的单位和党史研究人员更是络绎不绝，他是有求必应，有应必做;亲自动手，善始善终;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他确实活得很累、很辛苦，但也很充实。现在他回归大地，可以好好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