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人胡安・鲁尔弗(一九一八――一九八六)不是个多产作家，一部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平原》是他的主要作品。鲁尔弗并不着意当一名专业作家，自五十年代发表这两本书后，六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墨西哥土著民族的研究工作，不再发表文学作品。鲁尔弗也并没有像一个专业作家那样刻意“写”小说，他的作品完全是生命的溢出。清一色的农村题材记录下了他在孤独的城市生活中对“我的人民，我的乡亲们”的深切怀念和体验。鲁尔弗曾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两本书的命运。我当时写他们只是想让两、三个朋友读，或者说，是出于(内在的)需要”，“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从哪里获得了写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灵感，它仿佛是有人向我口授而成”。然而，一旦理解了、爱上了鲁尔弗的作品，你将长久地分享他的爱与恨、幸福与痛苦、激动与不安，不多的文字将以它们饱满的生命力伴随你对人生的永无止尽的思考。《佩德罗・帕拉莫》在墨西哥国内国外多次再版，多次获奖，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部作品敬佩之至，宣称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熟悉得如数家珍。当然，这些并不能证明什么，对价值的真正证明在每一颗被感动了的心里，而心与心的交流常常是无形的。
《佩德罗・帕拉莫》的汉译本被改名为《人鬼之间》，这个书名当然更富有中国色彩因而易于被汉语读者接受。在小说的原名中，“佩德罗”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西班牙语名字，“帕拉莫”意为贫瘠、不毛之地。实际上，《佩德罗・帕拉莫》并不是描写一个同名庄园主的故事，它描述的是一种生存境况。
它描写的是一种死境。小说从死开始：“我”接受了母亲的临终遗嘱，到科马拉村回访故土并寻找抛弃了他的生父；小说以死结束，“我”的生父――庄园主佩德罗・帕拉莫――死于他的另一个私生子的刀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科马拉村是一个巨大的苦难，科马拉村是一座人间地狱，科马拉村是一处无人之境：
那该是孩子们在街头巷尾戏耍的时间，这在每个村子都不例外：傍晚充满了孩子们的嬉闹声，发黑的墙上映射着淡黄色的夕阳余辉。
……
但是现在我却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子里。我听见自己踏在鹅卵石路上的脚步声。这空荡荡的脚步声在染着夕阳的屋墙中间回荡。
……
科马拉村没有活人，只有受苦的灵魂、有罪的灵魂、绝望的灵魂、求援的灵魂四处游荡。但对于另一种听觉来说，科马拉是有声的，正是这弥漫四野的低语使“我”窒息，也成为死人：
一阵阵舒缓的低语，毫无来由的低语，像是夜风吹动树枝发出的声音，而那里既无树，又无枝，但仍能听见这种窃窃私语。于是，我不再往前走。我开始感觉到那种像蜂群一样的密集的细语在向我靠近，在我周围盘旋，最后，我终于从中辨出了几个似有似无的字眼：“替我们祈求上帝吧。”这就是我听见他们对我说的话。于是，我的灵魂冻成了冰。因此，你们发现我时，我已经死了。
这是一群几乎被上帝抛弃的、孤立无援的受苦人。
不少评论到此为止：《佩德罗・帕拉莫》为我们揭示了人间的苦难。然而反复地读着，体味着，我觉得鲁尔弗更深的情致是残存于苦难之中的温情，是苟活于绝望之中的希望。蒸腾烧烤的炼狱里还飘着一丝甘甜的凉风，寂寞漫长的黑夜间还有一息人的热气。像复调音乐的另一组旋律，有另一类回忆的声音穿插于整个小说――“我”的母亲对故土的美好回忆，幼年的佩德罗・帕拉莫对童年女友苏萨娜的真切怀念。“我”的母亲是被霸占了土地、受尽了虐待后被迫离走的，她本当怨恨，然而她却痴恋着这块荒凉、贫瘠、苦难的土地，为自己为儿子描绘了一幅又一幅温情脉脉的科马拉图景。她坚定地对儿子说：“在那儿，你会发现我的回忆之声比我的死亡之声更响亮。”于是，“我”带着她的目光来了，她给了“我”看事物的眼睛：
在那里你将找到我的故地，那是我爱过的地方。在那里，梦想使我消瘦，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绿树成荫，枝叶繁茂，像是存钱罐一样保存着我们的记忆。你会感觉到，那里的人们想永生永世地活下去。那里的黎明、早晨、中午和夜晚总是一个样子；但是风不同。那里的风改变着万物的色彩；那里的生活飘来荡去，就像是一阵阵低语，一阵阵由生命发出的纯净的低语。
这些呓语般的独白贯穿全书，或者游离于上下文的情节之外，或者与上下文的感情形成鲜明的冲突。它们似乎在顽强地、执着地表现自己，施展着征服人心的魔力。初始，你会觉得这些温馨的回忆与冤魂的呼喊构成了一组不协调音；后来，你又会觉得，这种延绵至另一个世界的爱怜与怨恨同是维系人生的长如流水的感情。
不仅是一般的人间常情。细细品味，你会感觉到字里行间厚重的宗教感。宗教感情并不完全等于宗教。有些民族，有些人从形式上虔信某一种宗教，却并没有真正的宗教感。论及死亡也不一定就是有宗教感的表现。有时人们只限于以现世的眼光来看待死亡，让活人带着死人的面具出现，灵魂并没有地位。宗教在本质上是感情的，这种感情源远流长；它的核心是超越，是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感应对理喻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不同民族的宗教感情色彩不同，其高低优劣完全由评论者个人的世界观所决定。在《佩德罗・帕拉莫》中，我们能够体察出接近迷狂的执着、神秘主义的敬畏、形而上学意味上的希望等几种宗教式的感情。
一种感情向另一种感情的升华有时仅仅取决于感情的浓度。一般的爱好可以称之为兴趣，艺术追求可以比喻成爱情，宗教式的爱接近迷狂。其中的差别仅仅类似水与茶与酒之差。人的气质、民族文化间的差别往往也就是这种由量而引起的质的差别。鲁尔弗为《佩德罗・帕拉莫》选择了阴阳界，选择了“后世景象”作为小说框架；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有意味的，是由主宰作品的情绪所决定的。什么样的挚着能比超越死亡的爱与恨更加强烈呢？有一种麻木的生，对它的说明是忘却；有一种不灭的死，对它的说明是记忆。《佩德罗・帕拉莫》使你感到被这种迷狂的情绪包围着，而你又举不出什么正经的事例来说明这种执着，因为这种感情已经是溶于血液的一种素质。“我”的母亲终生陷于回忆科马拉村的叹息之中，陷于不能回访的悔恨之中，临终差遣儿子替她去死在这片故土上，用她从彼岸发出的爱的呼唤伴随着儿子走向彼岸。小说中的另一个女人形象――佩德罗・帕拉莫可望不可及的恋人苏萨娜――对于所遭受的苦难和曾享有过的一丝温暖怀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记忆使她淡漠了今世，一生都在自言自语，永远昏昏欲睡，似醒非醒。一个生活在美丽的梦幻中，一个生活在可怕的梦魇中，都是执迷不悟。
《佩德罗・帕拉莫》中的人物表面上往往对宗教流露出近似亵渎的谐谑情绪，拿生死、上帝开玩笑，表现出墨西哥人典型的“黑色幽默”，但是内心深处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敬畏，那是对生命的神秘，对命运的乖戾，对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的敬畏。就连杀人不眨眼、奸淫掠夺的恶魔庄园主也感觉到这种威慑：
你隐藏在几百米以外，隐藏在云端，隐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苏萨娜。你隐藏在上帝无边无际的怀抱里，隐藏在“天命”之后，在我够不着、看不见，我的话语传不到的地方。
宗教人无论如何痛苦，不会丧失希望。这种希望与现世追求并不一定矛盾，但绝不等同于现世追求。宗教意味上的希望有一个基础，这就是相信另一个形而上世界的存在：
此时尽管没有孩子们在嬉戏，没有鸽子，更没有那蓝色的屋顶，我却感到这个村子活着。如果我所听到的只是一片宁静，那是因为我还不习惯于宁静；也许是我的头脑中还充满着喧闹和各种声音。
鲁尔弗在用文学语言解说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存在，一个灵魂居住的世界存在。只有相信它的存在，才能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人一旦有了这种感情，苦难也脉脉含情：
当我坐下来去死的时候，灵魂请求我站起来继续承受生活，好像期待出现什么奇迹来洗清我的罪过。我连念头都没动一下就对她说：“路到此走完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什么。”我张口让她出去。她出去了。我感觉到，系在心上的那根小血绳落在了我的手心里。
人有了这种感情，甘愿终生追求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她才是维系此世生命的真正力量。苏萨娜在小说中代表这一理想。一边是苦恋，强盗心中残存的爱心，美好的童年回忆，三十年的等待；一边是距离、隔绝，若隐若现、无法理喻的、根本就不属于此世的幽灵般的存在。鲁尔弗把这么美好的追求加在恶魔佩德罗・帕拉莫的身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使人心沉入深渊。然而，希望的力量同样诞生于此。这才是鲁尔弗写作《佩德罗・帕拉莫》的苦心所在。鲁尔弗曾披露过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真正冲动：“从最隐秘的层次来讲，《佩德罗・帕拉莫》诞生于一个形象，来自对一个理想的追求，我称她苏萨娜・圣・胡安。从来就没有苏萨娜・圣・胡安这么个人，她是我根据十三岁时草草认识的一个小姑娘的形象想象出来的。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有见过面。”我敢凭这句话判断，鲁尔弗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内心深处感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绝望，而是希望。
如果承认评论家的评论，说《佩德罗・帕拉莫》是一幅墨西哥人灵魂的透视图，那么，我觉得应该说，墨西哥民族拥有情感化的形而上学，这个民族有一颗不死的心。世界上民族林立，气质相去甚远。有早熟的民族，也有早衰的民族。有些民族既没有少年的追求，也没有老年的虔敬，他们处在可怕的中年，有的只是填不满的物欲，冷静的怀疑，长生不老的愿望。他们可能从物质上驾驭现实，但缺乏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他们的文学因而也难以真正插上想象的翅膀。我们的祖先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深深教化了炎黄子孙。他并不知道也不相信还有些民族信奉“未知死焉知生”的哲学。在时髦日新月异的当代，更有集儒、道、佛与科学之大成的大气功师出世，将宗教、艺术、爱情统统“提升”为物理现象，将一切神秘均化为理喻，将耶稣、释加牟尼等彼岸的巨星全部集中在此岸的大旗下。呜呼！人鬼之间的确可以沟通了，只是死去的是心，长存的是不老的肉身！
一九九一年二月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屠孟超、倪华迪、徐鹤林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版，3.00元；《人鬼之间》，屠孟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版，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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