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阎连科 小说研究 丰富多元 整体观照 摘要：当代小说家阎连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评论界“冷落”。九十年代以来，他的小说研究经历了从审慎地开始研究到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这样一个逐渐成熟和理性的过程。研究界基本把握了作家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及文体探索等方面，但比较而言，立足文本解读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把握的总体研究相对较少。阎连科与中外文化关系和研究视角的突破等方面都给今后的研究留下较大空间。
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阎连科是个颇具小说创作才华的优秀小说家，被看作是这几年“中国文学中绕不过去的人物”。最初几年，评论界对这位被“冷落”多年的作家显得很审慎，每年只有零星的几篇评论文章。一九九四年以后，阎连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重要评论家的笔下，研究文章迅速增加。二零零零年以后，阎连科又接连推出《坚硬如水》《受活》两部长篇小说，再次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据此，结合作家的创作历程，笔者以一九九四年和二零零零年为界，把阎连科小说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审慎的开始研究时期；一九九五至二零零零年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二零零一至目前，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时期。笔者将分别对这三个时期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梳理、概括和评述，以期能获得对阎连科小说研究的整体把握。
一、1991年-1994年：审慎的开始研究时期
现在见诸报端最早的研究文章是一九九一年朱向前发表在《文学评论家》第二期上的《阎连科将会怎样》。评论家敏锐地察觉到他现实主义框架中随处可见的“现代主义因子”。应该说评论家的[光是犀利的，这与阎连科后来的写实与现代主义手法纯熟运用的创作实践是相契合的。
这时期作家乡土小说的内容、主题内涵及艺术形式变化是研究界关注的方面。有论者认为《情感狱》是“一部求学史、爱情史，一部与命运的抗争史”。蔡桂林在《阎连科“瑶沟系列”的精神追求》一文中认为，“瑶沟系列”作品都写了无法回避的苦难与沉重，同时把作家创作与“新写实”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指出：阎连科“由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家前期作品热衷于超越政治经济的规范性批判，进入到了文化性原型的生态性考察；由所谓‘新写实主义’前期作品表现出的对叙述者自身的精心营造和对形式意味的偏爱，进入到对形式的故意放逐，追求新‘实’与新‘写’的统一”，达到“对人的历时性特征更为突出的写实”。这种把作家创作放到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思潮中来考察其乡土文学的创作流变和风格特色是较为精当的，这也是较早的比较研究的尝试。后来就有论者把“瑶沟系列”作品看作是“新写实主义思潮衰微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张德祥的《“瑶沟”世界及其他》在肯定作家“将主人公、叙述者、作家三重关系融于一体”，使“叙述显得真实亲切，自然朴实”的同时，指出作品故事“巧合得有些不真实”，失去了“一些生活的可能性”，故事结撰方式存在着“大同小异的模式重复”。这是很有见地的，作家后来创作题材、故事的重复已为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注意。
这时期对“农民军人”形象关注来自于阎连科的《和平）》为代表的“和平军营系列小说”。研究者发现，这些“农民军人”很难用传统军事文学中惯用的诸如正确／错误、先进／落后、革命／保守之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来评判，朱向前在《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一文中认为他们是处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体现“军队本质特征的底层军人的鲜活形象”，指出这些农民军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既典型又普通、既清晰又模糊、既鲜明又暧昧的复杂面目”；他们的困惑是“人类、个体关于自身价值的困惑”。这样的论断是正确的，对于处在一个欲望社会的人来说，完全抵制欲望的渗透是不现实的，军营也不例外。这些“农民军人”形象实际上是对八十年代“英雄主义写作”中英雄形象的解构和质疑中重塑着的新的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朱向前在文章中把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放在乡土文学大背景上，与朱苏进等军旅作家创作相比照来定位，是很恰当的。这比单纯地以作品题材而把作家归类的武断做法科学得多。
总体来看，这时期研究主要还是在主题内容的挖掘、艺术形式的探索、人物形象的评析等方面，方法单一，研究成果平平，《中国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评论文字仅有十余篇，这与阎连科这时期旺盛的创作力是不相称的。同时，这时期对作家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因子”，对作品（如《黑乌鸦》《天宫图》《寻找土地》）中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手法缺乏关注，也为以后研究留下空间。但不管怎么说，主题内容的挖掘、艺术形式的探索、比较研究的尝试等都为下一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1995年-2000年：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
笔者之所以把这时期研究状况概括为丰富多元的研究时期，是基于两个事实：一是，与前一个时期相比，研究文章数量翻了一倍以上，研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出现了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思考和关注人的存在的文化，出现了试图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来观照人物的如谭兴凤的《阎连科小说人物探析》等一些研究成果。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研究得到重视，有论者认为《寻找土地》《自由落体祭》中亡灵视点“消弭了生死界限，打破物理时空的限制，给叙述者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二是，研究视角的多元，除前一时期的比较研究，这时期还出现文化研究、哲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多元视角。比如，林舟在《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中较早看出阎连科对乡土社会的回望中所呈现出“文化批判的色彩”。宋红玲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来阐释小说主题。石曙萍在《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９０年代中篇小说》中站在女性话语立场上来解读阎连科的小说，指出九十年代阎连科的小说实际是一部“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丰富着阎连科小说的研究。
代表这一时期研究实绩和水平的是关于《日光流年》的评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且震撼于小说深广的生命历史内涵，惊异于小说宏大的篇幅和奇特的叙事。
对于《日光流年》的叙事主题，有论者认为作品表现出来的是“对生存、生存意义的绝望”。郜元宝在《报告应该报告的真实》一文中认为作品用“几乎凝滞不去而常常雕刻过深的笔触，重新描写农民，描写被进化的车轮甩在后面的中国”，“报告了应该报道的真实”。阎晶明则干脆从《日光流年》和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比较阅读中，指出《日光流年》是“直奔寓言主题而去的作品”。冯敏在《死亡与时间：〈日光流年〉主题揭示及其他》一文中认为这是一部“深刻表现时间与死亡的作品”。
关于《日光流年》的写作结构，有论者认为这种“颠倒时序的写法”是“有意打破时间的因果联系，把作家艺术想象力和生命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凸现出来”。 南帆在《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一文中表达了同样看法：“颠倒时序让时间成为叙事之中的一个特殊因素。”朱向前纯粹从现代主义写作角度看，认为《日光流年》是“以最现代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最古老的主题”，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挣脱重复模仿阴影的一次成功突围”。肯定阎连科的现代主义写作是对的，但仅凭一个文本就说是中国现代主义的突围是有点草率的。
关于《日光流年》的语言特点，冯敏的评价较为客观公允，认为作品在语言实验方面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巴洛克式的语言道出人类的死亡恐惧，绘状了与生命意义相联系紧密的时间及其质感”，失误之处在于“大量象声词和通感手法运用压迫了阅读”。
总体而言，这时期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内容涉及到作家创作的叙事主题、写作结构、语言特点等方方面面，单篇文本解读多，总体研究少，研究视角上虽然出现文化、女性主义等多元视角，但仅蜻蜓点水，未能系统深入。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集中于《日光流年》的研究成果重复过多，满目的溢美之辞造成研究文章数量足而分量轻的缺憾。此外，这时期的比较研究视角还停留在与国内作家作品比较的“向内转”上，“向外转”的尝试未能进行，文体研究更是空白，这些都为下一时期研究提供了参照。
三、２００１年至目前：整体观照的
理性研究时期
前一时期研究多集中于单篇文本的解读，这时期出现一批从整体上观照阎连科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如郜元宝的《论阎连科的“世界”》（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张志忠《从狂欢到救赎：世纪之交的“文革”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邵燕君《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由阎连科〈受活〉看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等。这些成果里有对作家作品整体观照的，有的是作家的创作论，体现了研究者宏观把握的研究[光。同时，与前一时期研究中过多溢美之词相比，这时期研究中批评之声多了起来，有论者指出作为阎连科“内在审美视角择定的立场和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苦难”，使他“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有可能“窒息创作的灵气与生命”。陈思和认为阎连科陷入历史循环论中，“使悲壮与滑稽置于同一艺术效应里犯冲，艺术的力度就被消解了”。甚至有论者指出阎连科大力经营的苦难并没有回收到他所预期的震动、同情和泪水，认为这种“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不对称是阎连科小说的通病”。相对于以往一些零打碎敲的不痛不痒的点评式的批评，这些切中肯綮的评判无疑显示了研究者理性批评的[光。因此笔者把这时期称为整体观照的理性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集中于《坚硬如水》《受活》的评论上。
对“文革”这一重大事件的言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式的痛心疾首的谴责、揭露和批判，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曾取得令人炫目的辉煌。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文革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被人冷落的状态。二零零一年阎连科推出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无疑为这时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气象，被有的论者称为“一部重现恶魔性因素的书”，是“对后现代文体的一次成功模仿”，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狂欢化”文本，是“权力的狂欢和生命的狂欢，荒诞与神圣、阴谋与爱情的狂欢”。研究者对《坚硬如水》的关注，更多是集中于它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面。汪政在《小说的快乐主义原则――兼评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一文中认为小说在“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叙述视角”里展开故事，放弃了“谴责、批判、嘲讽或忏悔等早期的叙事伦理态度而将事件本体还原到当时情境”，“消弭了早期文革作品的悲痛与残忍，消弭了过分的情绪宣泄而使之进入智者的叙述、理性的思考和历史哲学式的观照”。这种通过叙事人与人物视角相统一的技术处理规避了创作主体等第三者视角的介入，使故事结构呈现戏仿化和寓言化，从而取得了“文革”题材创作上的突破。 有人还指出小说在叙事方式上“颠覆、解构了对‘文革’中心化的‘元叙述’”，采用了“缺席的叙述者这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并取得成功的效果”。甚而有论者认为《坚硬如水》是！择了“从‘性―政治’和‘文化―国民性’的双重视角”来透视在那荒唐的历史年代里我们民族的集体病态心理症状。这种[光里很独到的，观照“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单纯地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政治―人性”视角来讲述“文革”故事的叙述范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革”不仅是单一的政治事件，它更是一个危及整个民族灵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关于《坚硬如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肯定者认为，小说的语言是‘文革’语言的大比拼，是革命句式的小辞典”，这些陈腐的语言“把主题的悲剧分量和荒诞色彩尽情发泄出来，让荒诞和真实不可剥离，让肉麻变得有趣”。作者通过“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用“语言把我们导入那远逝的时代，刺醒我们民族疼痛的记忆”。批评者认为阎连科“过于放纵自己的言语”，混杂着“神话、鬼话、人话以及其他各色声响的嘈杂世界”在文本中直观地呈现为一种“怪谲的话语奇观”。林舟在《〈坚硬如水〉的语言误区》一文中着重从语言机制和语言运用角度指出《坚硬如水》语言运用上作家失去了“对叙述的控制力，被他设立的叙述者拖进了不由自主的语言漩涡”。我们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作家对文本语言的探索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作家创作中过分追求语言的陌生化、通感化，忽视读者的审美接受，进而影响读者对内容的接受，那么作家的创作或许是得不偿失的。阎连科后来也承认自己在《坚硬如水》语言上“失控”的试验。
随着中央“三农问题”的提出，现实生活中的“底层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长篇小说《受活》一被推出，立刻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一部充满政治梦魇的小说”、“一个中国版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故事”，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中国的《百年孤独》”。
《受活》的主题及超越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受活》的主题，有论者认为是“底层命运的寓言化表达”，“绘制了一幅荒诞而惨烈的中部贫困乡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国人的某种灵魂状态”，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一部“中国‘受难史’”。这些论述都是对阎连科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苦难主题论述的深化。关于《受活》的超现实主义写作问题，有论者认为《受活》是阎连科“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他在“小说的体式、叙述语言上卓越的独一无二的创造”，特别是对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书写上，将鲁迅式的“国民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以及《古船》或《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送上了“上一世纪”；在写作上向“写实与非写实的契合点上又推进一步”。不同意见者则认为，阎连科的写作心态“骨子里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学年代的作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地位边缘化后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反应”。李丹梦在《从突围到沦陷：“独语”的叙述――评〈受活〉》一文中，从文本与阅读心理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作家这种极端写作本身所具有的局限：“独语”的叙述。邵燕君则由《受活》的写作看到了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向作家发出“重续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的呼吁。这些都是相当客观公允的评判。
此外，这时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日光流年》研究的余脉也值得关注。有论者认为《日光流年》在作家创作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自于它“透视民间的视角”。葛红兵在《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包装》一文中，由《日光流年》的先锋文学特征肯定了阎连科小说创作中的形式探索。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属于别一类，他独辟蹊径从文体角度去研究文本的索源体特征。这种文体研究是新颖独到的，是对九十年代关于长篇小说文体讨论的独特贡献，体现着一个学者别致的研究[光和思路，但这种以单一文本来命名文体，似乎有点证据不足的嫌疑，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我不会像饥饿而梦求饱食样梦求文体，仅仅希望从文体的森林中，获得对故事的一点支撑。”这些研究从文本特征、叙事写作、文体方面丰富和深化着《日光流年》的研究，尤其是专门的文体研究更是填补前一时期研究的空白。
总体而言，这时期研究状况较前一时期显得成熟和理性，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研究文章达三十余篇，而且质量高，发表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的成果较前一时期显著增多。但这时期研究方法显得单一，比较研究在与同代作家、同类作品的“向内转”中开始了“向外转”的突破，文化等其他研究鲜有进展。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二零零五年第二期上周冰心的《在谑虐隐喻和冷峻反讽里考量中国――阎连科“文革”政治人小说研究》是这时期比较全面理性的研究成果。文章对《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中一系列“苦难”叙事、“文革”叙事展开考察，对《受活》的“狂想现实主义”文本进行了解读，从而全面考量了阎连科的“文革”政治人小说，认为其小说“透射表征出的悲悯、苦难、荒诞主题”是对中国“政治生活”最有力的注脚，他若干年以来的小说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标本”。文中对托尔斯泰《复活》中“疼痛”的比照，可视为比较研究视角“向外转”的尝试，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引入也为文章增色不少。
综观上述三个时期研究情况，我们不难看出阎连科小说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审慎的开始到相对成熟和理性研究的过程，研究界基本把握了其思想内容、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及文体形式的探索，其中不乏有朱向前、陈思和、葛红兵、李丹梦、汪政、邵燕君等人写作的质量较高的论文。不过学术界总是习惯于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把握小说的思想内容，并以此作为评价小说价值的准绳，这对于阎连科这样一位有着特别经历和探索个性的作家来说，往往是不能全面地把握其小说特质和价值的，也是其小说创作总体研究成果和个案研究相比较少的原因之一。此外，忽视作家创作的政治文化立场，缺乏对作家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所形成的特有心理的细致把握，也是研究界存在的不足。比如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作家四面开花所写出的三类作品：“和平军营系列小说”、《黑乌鸦》等表现中国式乡土人情小说及“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小说。这些丰富多变的创作一方面表明作家多样化的创作才华，另一方面也说明作家在创作！择上的艰难，而研究界对其丰富多元的深层原因是缺乏关注的。另外，关于阎连科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虽有涉及，但未能深入；阎连科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也刚刚展开，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小说，评论界关注不多，未来如何寻找新的视角对其进行整体研究等之，这些方面都有待我们今后去努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晓东(1974-),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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