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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板桥的词论|郑板桥的词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12 04:31:36 点击: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清代扬州府兴化县人,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做过范县、潍县县令。宦迹虽不显,然其诗词书画皆精,诗书画并称“三绝”。书法绘画尤负盛名,为“扬州八怪”之一,其“六分半”书体和兰竹绘画至今仍为人赞赏。全面的成就为他赢得了才子的声名,也使他在中国艺术史与中国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与艺术上的盛名不同的是,其词虽创作态度非常认真:“燮作词四十年,屡改屡蹶者,不可胜数”(《板桥词钞自序》),且在当时有“词胜于诗”的评价,但名声并不显赫,成就也被人忽视。板桥作词的时代,浙派主盟词坛,板桥词的意趣却有别于浙派,而近于阳羡词派。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徐珂《近词丛话》均将其列入私淑阳羡词派之列,严迪昌《清词史》则将其归为阳羡词风的派外流响。但板桥词的艺术风貌却独具特色,对此词学家陈廷焯在《云韶集》卷十九中评价其词为:“板桥词摆去羁缚,独树一帜,其源亦出苏辛刘蒋,而更加以一百二十分恣肆,真词坛霹雳手也。”指出板桥词的独特风格与地位。但这种恣肆的词风与传统的雅正词学观格格不入,词评家往往在肯定其词有魄力的同时,也多有指摘。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中说:“板桥词,颇多握拳透爪之处,然却有魄力,惜乎其未纯也”,“板桥词,讥之者多谓不合雅正之音,此论亦是。”基于雅正的词学观,指出板桥词未纯之处。此外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评板桥词曰:“语虽俊迈,终非词苑正宗。”虽肯定其词语言上的俊迈,但却否定其词苑正宗的地位。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在传统的词学视野中,不同流俗的板桥词很难得到词学家的高度评价。久而久之,再加之书画盛名的掩盖,其词名就更加不显,以至于严迪昌在《清词史》中为此大呼不平。
      板桥词在词学史中地位尚且如此,其偶尔为之的词论就更难引人注意了。他的词论虽数量不多,且散见于序跋书信之中,但内容却很丰富,既有对传统词论的继承发扬,也有独创一格的新颖词论。
      在词体认识上,郑板桥与普遍重视“尊体”的清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辨体意识。他说:“作词一道,过方则近于诗,过圆则流于曲,甚矣词学之难也。”(《与金农书》)从词学之难的感叹中认识到了词不同于诗、曲的文体特征。辨体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表明了词中小令的审美标准,他说:“文章以沉著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若绝句诗、小令词,则必以意外言外取胜矣。”(《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他认为文章以沉著痛快为美,绝句诗与小令词则要含蓄蕴藉有言外之意才能取胜。当然他的这些观点,主要是对传统词论的继承,只是表明他对词体体性特征和审美标准的看法,并无多少创新之处。
      其次在作词的学习对象上,板桥在《词自序》中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气数也。”讲述的是他在人生不同年龄阶段心态及写词学习对象的转变。简短的数语中,其作词的心路历程及词学渊源得到体现。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对此持认可态度,评价为:“此皆身历艰苦之言。”当然,也有词学家对此发出不满嘲笑之语,主“沉郁顿挫”词学观的陈廷焯对此则不以为然。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说:“刘改之,蒋竹山,皆学稼轩者,然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枝蔓。词之衰,刘蒋为之也。板桥论词云‘少年学秦柳,中年学苏辛,老年学刘蒋’,真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将板桥的词论比为“盲人道黑白”,暗含板桥非词学专家的评价。当然陈廷焯的词评并不是针对板桥词论,其落脚点是批评刘过蒋捷学稼轩而不得其精华,从而将词学衰微的责任归咎于二人,因此对板桥词论中“学刘蒋”的表述自然会有不满。在板桥学词对象的择取上,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板桥的表述,源出于其独特人生经历,自有其可取之处。
      板桥对词体及作词学习对象上的论述只是表明了他对词学的基础认识,并不能真正体现其词论的独特价值,其词论中最值得玩味且最有价值的还是他那以戏剧角色比附词人的词学批评,他说:
      词与诗不同,以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燮窃以剧场论之:东坡为大净,稼轩外脚,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则小旦也,周美成为正生,南唐后主为小生,世人爱小生定过于正生矣。蒋竹山、刘改之是绝妙副末,草窗贴旦,白石贴生。不知公谓然否?(《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这段话出现在板桥与友人的书信中,看似平淡,其实蕴藏深厚的内涵。首句论词以婉丽为正格,并无多少新意。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后面的以戏剧中的角色比附词人的批评方式,以这种方式品评词人,郑板桥是第一人,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人。比附式文学批评偶有人为之:有以词人比附诗人的评论,如宋代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将柳永比作杜甫,清代王国维则将周邦彦评为“词中老杜”;也有以曲家比附词人的评论,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说:“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略相似也。”但他们所比附的对象均为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板桥词论中比附的对象,一个是戏剧中的角色,一个却是词史中的人物。两者虽说都与人物有关,但毕竟是两类事物,板桥将其放在一起比附,究竟有何可比性?要弄清两者的可比性,首先得明白戏剧角色蕴含的文化内涵,王国维在《古剧脚色考》中对此有所阐述,郭英德在王国维阐述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戏曲角色蕴含着三种文化内涵,即角色是人物社会身份的表征,角色是人物道德品质的表征,角色是人物性格气质的表征。”戏剧角色的文化内涵有这三种,板桥词论中所用的内涵主要是第三种,即以人物性格气质来区分角色。明乎此,戏剧角色中的人物气质性格与词人的气质品格就有了可比性,板桥的比附式批评也就有了理论根基。
      具体来看板桥词论中比附式批评的内容。“东坡为大净”,意为东坡词作风格与大净的气质风格符合。“大净”在戏剧中一般扮演威武刚毅豪爽的男性形象,著名的大净角色有《单刀会》中的关羽、《千金记》中的项羽、《西川图》中的张飞等。苏轼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词被人称为“须关西大汉执铁板”歌之,而大净正是演绎那些豪爽人物,所以板桥开首的这个比附是合适的。评“稼轩为外脚”亦较为中肯。“外脚”所扮角色多半是饱经风霜的年老长者。如《精忠记》中的宗泽、《寻亲记》中的范仲淹等。而后人评价辛弃疾为:“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卷四),其身份与饱经风霜的老者形象契合,且其被称为“英雄之词”的词作风格与“外脚”的气质也相一致。
      “永叔、邦卿为正旦”的评价也大致贴切。正旦扮演已婚或中年妇女,在表演中要求身段动作端庄大方,气质表现为端庄温婉。欧阳修的词被王灼评为“温润秀洁”,史达祖的词被姜夔评为“奇秀清逸”,都符合端庄温婉的气质,所以以正旦比附二人也较妥贴。以小旦比附秦观、柳永,也让人信服。无独有偶,早在两宋之际的李清照就有将秦观比作女子的评价,她在《词论》中说:“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将秦观比喻为贫家美女,指出其气质虽然妍丽,但缺乏富贵气的特点。小旦一般指戏剧中扮演年轻女子的角色,板桥以小旦喻之,与李清照所论有几许相似之处。对于柳永之词,历来都认为其词为婉约派的正宗,陈振孙评柳词为“音律谐婉,语意妥贴”,词作总体的风格与女性气质比较一致,板桥以小旦比之也是恰如其分。
      “周美成为正生”,正生为剧中主要的男性角色,往往是扮演中年男性,其气质要求稳重,这恰与周邦彦的词作“典雅”的风格相一致。周邦彦被认为是典雅词派的代表,刘肃评其词为“缜密典丽”,张炎《词源》则称其为“浑厚和雅”,这种风格与正生稳重的气质最为吻合。而以“小生”比附李后主,则是因为戏剧中的小生一般扮演年轻的男子,扮相一般都是比较清秀、英俊,通常扮演柔弱而有才气的书生。李煜柔婉的词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此外,在以“贴旦”“贴生”“副末”比附词人时,角色的内涵即包括人物气质性格,也隐含了地位的高低。因为从“贴”“副”的字面意思就可看出其配角的地位,贴旦为旦中副角,所扮多村姑贫女,丫�侍妾,同一剧中有两个旦角时,次要脚色常由贴旦扮演;副末与正末相对而得名,一般扮演剧中身份地位较低的中年男子,均为剧中配角;“贴生”,戏剧角色中没有这一行当,想必是板桥为与贴旦相配杜撰而成,当意为生角中的配角。板桥将周密比附为贴旦,白石比附为贴生,蒋捷、刘过比为副末,首先在于各自气质比较契合,同时还可以看出这几位词人在板桥词史观中的次要地位。
      读完板桥的这些词论,不禁会为他巧妙的比附而拍案叫绝,语语道来,不仅足够新颖,且很贴切。当然,在板桥之前,也曾出现过像李清照将秦观看作贫家美女的比喻,同时也有以“妇人语”“妮子态”论词之语,如《苕溪渔隐丛话》中引述了北宋人蒲传正认为晏殊“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为“妇人语”。还如明代毛晋评辛弃疾之词为“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这些都给板桥以启发。但前人的这些论述都只是简单从性别上区分,到了板桥的笔下,超越了这种性别上的二分法,而将戏剧中的角色拿来比附词人,将男性扩展为戏剧角色中的正生、小生、贴生、大净、外脚、副末,将女性细分为戏剧角色中的正旦、小旦、贴旦。郑板桥将其运用到词人品评上时,区分更为细密,且内涵更加丰富,将男女之间简单的刚柔之别,提升到对多种多样气质品格上的认识。他采用的这种从人物气质品格角度分析文学的方式,上承古代的“文气说”,下启王国维以气质论戏剧角色和以品格比附词人与曲家的评论,一同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气质论”的重要部分。这正是板桥词论的独特价值所在。
      板桥词论虽然数量不多且形式零散,并无刻意地进行系统地理论架构,通常看来价值不大。但我认为词论的价值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一部流传广泛的词选著作中的品评,一种完整的词话作品中的赏析,固然很有价值。但像郑板桥这种以独特艺术视角而成的词论,在词学批评方式及词学内涵上有着足够的创新性,自有其价值所在,是不能以数量形式论优劣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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