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行挂牌 上大学时,我住北大32楼334室。宿舍门上经常挂着一块牌子:李春不在。 陌生人抬头看到,难免肃然起敬:李春是谁?准是大人物。哈哈,李春就是我,绝对的小人物。小怎么了?在那不平凡的年代,在那所最牛的大学,在当时最火的专业,连小人物也会生动起来。
入学第一天,在中文系新生报到的地方,我惊讶地看到了项主任――中学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权力比校长还要大。我十分慌乱,乖乖地大声喊:“项主任!”
谁知项主任比我还慌张,把我拉到一边:“千万别叫主任!”他考进新闻专业,和我成了同窗。他不想别人知道他的过去。我毕恭毕敬答应了。
入学时,我19岁,很傻很天真。别人问我什么,我全说;谁叫我玩,我就跟谁走。334室十个人,我最小,好几个“项主任”。我是宿舍里的活宝,去哪儿玩了,玩出什么趣事,都回来汇报;犯傻了,出丑了,也一通瞎说。主任们争相训诫我、指点我,宿舍里一派兴高采烈。
也有不快的时候。不论白天黑夜,总有玩友敲门找我,而我经常不在。大家只好喊:“李春不在!”后来,黄子平做了一块大牌子,写着“李春不在”。我不在时,牌子就挂在门上;我在时,他也非要挂上。这不是侵犯人权吗?我试图舌战,可子平兄有古圣贤的辩才,哪有我声辩的机会?牌子只好在门上挂着。主任们全都不闻不问,沉默中洋溢着节日气氛。
玩破大提琴
当时,我进社团,入乐队,参与各式野炊、篝火晚会、喝酒聊天会。我有一帮球友,打篮球打到痴迷,有时分拨厮杀,从中午打到天黑。搞这么累,真够傻的,但这是跟体育结缘啊,类似初恋。
一次,一群人骑车走了一百多里路,只为到燕山腹地的大片野冰上跳舞。跳得尽兴了,再骑行一百多里回学校。多累啊!
大概在1980年,中央电视台拍音乐片《燕园歌声》,作曲家谷建芬来选吉他手,听我弹了两段,就选定我。
一次,期末考试结束,一群人到湖边玩音乐。有手风琴、小提琴、吉他。为了更热闹,大家让我拉大提琴。我找到管乐器的老师,借了一把很不错的老琴。借来乐器,乘着夜色到湖边玩,效果真不错,光看阵势就有魏晋名士的意思,也像莫扎特和他的知己。
狂欢之后,乐极生悲。可能是湖边石头太多,不知怎么碰着,把大提琴的面板磕了个大洞。以后的几个月,我抱着琴东奔西跑,总算找到一个老匠人,给修补得天衣无缝。
傻聊一通宵
《美丽的爱情》是恢复高考以后,北大公演的第一部话剧。1979年暑假在家,我瞎写了一个剧本,开学后,根本没想到能上演,就随便扔在桌子上。主任们看了,说可以推出,事情就这么成了。
公演的效果非常不错,场场爆满,很是轰动了一阵子。一天晚上,一些不同系的人在湖边瞎聊,有人说:“昨晚的话剧太棒了。”我说:“剧本是我写的。”旁边的人扭头看看我,坚定地说:“不可能,怎么会是你写的呢?”在当时,文学是有一点神圣的,加上同学们演得太好了,旁人可能以为,编剧应该有点鲁迅的风采。我穿条破牛仔裤,抱着裂缝的吉他,很傻很天真的样子,跟鲁迅的形象相差太远。
就在到处瞎玩时,我被人跟踪了,从热闹的三角地,到安静的湖边,再到《美丽的爱情》的后台。鸽子,某某系女生,79级。她来自西部,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她一点也不骄傲,因为她不是77级,也没能上中文系。我猜,她很想找个中文系77级的来追随,我的同学都在闭关苦读,于是就找了我。
她竟然稀里糊涂地崇拜我:“你知道你是谁吗?”“我是李春啊。”“对,你是隋朝那个造赵州桥的李春转世。”“那你是谁呢?”“我是他手下的一个徒弟。”
越这么说,事情就越像真的。我经常教训她,她就乖乖地听着。如今看来,两个结论都错了。我一事无成,而她是高层的名人。鸽子的文笔非常好,给我写了很多封情书。我看看,随手就扔了,可见当时有多傻。在未名湖玩够了,我们就去清华玩。
岸边的商店卖一毛钱一杯的啤酒,她会跑过去给我买一杯,端到我手里:“你一定要慢慢喝。”“为什么呢?”“让我看着你。”于是,我沐浴在她又傻又痴情的目光里……
当年我惭愧地认为,在中文系77级,幼稚的角色只有我一个。现在回头想想,就算“李春不在”,傻和天真,一点也不少。傻和天真是当时的风尚,更是北大人的风尚。鸽子就不用说了,还经常有兴致勃勃的傻男生、傻女生来找我聊傻问题。
最牛的一次,我被两个女生叫走,到五四操场聊天。聊得尽兴,到了熄灯时间。一个女生说:“咱们聊一夜吧。”三个人集体鼓掌。让外人猜,大学生的话题一定很务实:择业、创业。可我们实在是瞎聊,从文学的未来到宇宙人生,话题宏大空洞,百无一用。我们聊得带劲,像古希腊的哲人,像盛唐的诗人。
天麻麻亮了,我们到校门口的小店吃包子,还聊个不休。如今,这家包子店早变成什么公司。当年的两个傻丫头阔别已久,不知各自有什么故事。我敢断言,她们一定保持着傻和天真的传统,告诉后人:什么是意气风发的当年,什么是当年的北大。
(李云贵摘自《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