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觉醒》的批评历来着眼于其张扬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却忽视了凯特・肖邦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的矛盾性。本文通过剖析《觉醒》文本内外的三种形式的重复：埃德娜的爱情模式在文本中的重复；《觉醒》与凯特・肖邦的人生经历和对当时女权运动的矛盾态度的重复；《觉醒》与肖邦的另一部作品《一小时故事》的重复，揭示出对女性意识觉醒持有的矛盾犹疑态度的“双面肖邦”现象。
关键词：凯特・肖邦 《觉醒》 重复 逻辑悖谬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意义不断开放和生成的过程，其意义的确立和内蕴的拓展凭借的是历史读者的不断介入和鉴赏。许多文学名著历经时代多重考验才得以为人们所认同，凯特・肖邦的《觉醒》便是适例。1899年发表之初曾备遭冷落与非议的《觉醒》，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阅读策略的勃兴，逐渐被奉为美国文学经典著作。1972年著名女性杂志《红书》将《觉醒》重印并列入“红书小说”；时至20世纪90年代，更是因各名牌高校的美国文学课程将其指定为必读书目而获得“核心经典”地位。众多批评者撰文指出《觉醒》“具有较强的早期女性主义意识”；“充分反映了作家的女权主义思想，无疑是肖邦的代表作”。然而，笔者却认为这部女性主义的“红宝书”却因其具有奇特的重复特质，在文本内外表现出了双面怪异的肖邦，即显在的女性意识强烈的肖邦和隐在的女性意识犹疑的肖邦。这种“双面肖邦”现象的发现主要得益于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
一
米勒认为文本本身极为复杂多面，所以所有阅读都无法穷尽它，都不可避免地留下许多盲区：“解释行为永远会漏掉某种东西，某种正好处在它的理论视野圈的边缘地带而没有打入该视野的东西。”埃德娜的爱情经历所呈现出来的重复模式就是依据“柏拉图式重复”阅读中“漏掉的东西”。
埃德娜在婚前喜欢的男人，无论是悲剧演员还是邻家姐姐的未婚夫，对她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禁果”似乎对她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她嫁给庞先生至少部分原因是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不仅如此，阿尔塞甚至罗伯特对她的吸引力也似乎源于她很清楚不应该和他们搅在一起。她的这种可以称之为“禁果情结”的异常心理可以在她的初恋中找到原型。埃德娜很小时狂热地爱上了一名“高贵而且眼神忧郁”的骑兵军官。这爱强烈却毫无结果，然而她似乎醉心于这种无望的痴狂迷恋，因为“这无望给它(埃德娜的痴恋)染上了高尚的色调”。在埃德娜与罗伯特的恋情中，她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她匆匆放弃了与罗伯特“亲密接触”的机会而去看望早已不再亲密的女友，似乎可以解释为她对爱情的追求就是追求这种源起自童年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无望却“高尚”的悲剧情调。她似乎陷入了弗洛伊德所谓之“固着”状态。“固着”是指一个人执著于自己过去的某个特殊成长阶段，无法自拔，而这个特殊成长阶段往往是一个人的童年期。埃德娜“固着”于其早期的爱情模式是她的爱情悲剧之关键所在。虽然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那名骑兵军官不久之后即淡出了她的生活，但是他所形成的恋人原型却一直被压抑在她的无意识最深处，在她的生命行将终结时才浮泛至意识层面：“她继续向下沉去。埃德娜听到了……骑兵军官穿过门廊时马刺叮叮当当的声音。蜜蜂嗡嗡地叫着，空气中弥漫着石竹的麝香味。”小说结尾处的蜜蜂和花颇具性意象，它们和骑兵军官共同出现在了埃德娜生命最后一刻的脑海中，具有深长的意味：她之后的所有恋情都是第一次无望痴恋的基于差异逻辑的“尼采式重复”。这一重复体现出来的逻辑悖谬一方面表现了埃德娜的所有恋情都是短暂而日，易变的。然而，另一方面，她的初恋由于被不断重复而恒久不变了。这种逻辑悖谬制造出了米勒所谓之“怪异”的效果。虽然，文本并未表明埃德娜何以会“同着”于初恋原型，但读者可以推断她的初恋给她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以至挥之不去。
埃德娜一直在重复其儿童期形成的“禁果情结”式的爱情模式，她就像一个心理上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孩子。把埃德娜比喻为孩子的言语影射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她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又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走向大海。阿黛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你像个孩子。”她具有孩子的特性：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不能现实地考虑将来以及反省其行为带来的后果。基于此，可以说埃德娜还停留在小女孩的心理状态，从严格的心理层面讲，她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女性觉醒自然无从谈起。肖邦写了这部以觉醒为题却无意中讲述了一则让读者认为女性觉醒无从谈起，甚至是心理异常者的故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逻辑悖谬。这种无意中采取的叙事手段昭示了她的人生经历和她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矛盾态度之间的关系。
二
米勒认为作者的生平和思想观念有时会以隐蔽的形式在文本中得到重复，并且由于可能与作者预设的主题相矛盾从而产生文本中的逻辑悖谬。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发展迅猛。文本的外部研究即对作者生平、思想观念和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研究再次成为一种主潮。在被“新批评”遮蔽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后，传统的传记研究法变换了不同的方式重新闯入了批评的视域。米勒的重复理论也给它留下了一方天地：把它置于一种新的理论框架中，含蓄地肯定了传记研究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米勒作为一名触觉敏感的批评家在创作《小说与重复》时呼应了这一潮流。这或许是“纯属巧合”抑或是历史的必然。
肖邦幼年丧父，由当时皆已寡居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抚养成人。结婚后她一直“忙于做贤妻良母”并育有六个子女。丈夫去世后，肖邦曾在日记中表示情愿放弃成长换得丈夫重生。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南方妇女运动的兴起时期。在此期间，旨在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女性社团大量涌现。肖邦曾参加了一些女性社团。但是，肖邦却承袭了克里奥尔和南方文化的保守性，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妇女解放运动，甚至还曾批评过易卜生的社会刚。肖邦后来分别在《过错》《麦克・安德斯》等多部作品中对的女性社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觉醒》中也不例外：她通过睿智博学的曼戴勒医生之口表达了她的轻蔑：“她(埃德娜)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和一群假装有学问的妇女――一群超级精神优越的女人们混在一起?”像她的那个时代的众多女性一样，肖邦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家庭而非事业。她在1899年的一篇文章中坦言，她“只有在缝好衣服，擦亮桌子腿儿之后才会写作”。在照顾孩子和写作之间选择，她总是选择更关注孩子。她的女儿也回忆说“她首先是妈妈，然后才是作家”。她与《觉醒》中为了做画而忽视妻责、母责，把家里搞得一团糟的埃德娜截然不同。
艾莉森・凯斯指出作者往往因不愿写一部平淡乏味的作品，担心这样的作品难以吸引读者，或者不符合自己公开的作者形象，也或许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具有深刻的自我矛盾，而写出一部与其真实观点相矛盾的作品。这段评论对肖邦尤为合适。肖邦可能受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与鼓舞，想写 出一部有新思想的作品来迎合当时的女权运动。然而，她的生平经历和固有的传统思想又决定了她并非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
三
肖邦的矛盾的女性主义思想早在1894年发表的《一小时故事》中，就以马拉德太太死于“致命的欢欣”这样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形式表现f=H来了。米勒认为作者会在一部小说中重复另一部作品中的主题、人物和事件。女性主义叙事学者苏珊・兰瑟认为马拉德夫人达到了自我觉醒，又死去了；这样她就重复了很多作品，尤其是女作家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经历(包括肖邦自己的《觉醒》)；朱虹也曾指出：《一小时故事》的主题与《觉醒》近似。
埃德娜和马拉德太太同属中产阶级太太，外貌相似，都极受丈夫的宠爱，她们却对丈夫时冷时热。更为重要的，“背叛”过后，她们都会由于根深蒂固的女性美德思想而深感自责。收到丈夫的死讯，马拉德太太感到轻松欣悦，却继而自责这“不啻一桩罪行”；埃德娜在“犯错”之后曾怀疑自己是“如魔鬼般邪恶的女人”。埃德娜如着魔一般游人了大海，迷醉其中。马拉德夫人在畅想自由时表现出了同样的着魔状态。在这种“着魔”状态下，两位女主人公产生了类似的幻觉，进而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在庆祝喜迁“鸽笼”的晚宴上，埃德娜的头“靠着高背椅，舒展双臂，像个女皇，统治着，观看着，遗世独立”：而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的马拉德夫人“眼睛里闪烁着炽热的胜利之光，她的神态俨然就是一位胜利女神”。在幻觉的作用下，埃德娜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马拉德夫人则感觉正畅饮长生不老药。不幸的是，她们却在似乎有能力享受新生的时候死去了。读到这里，读者们会发现两位女主人公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叙事线条：她们都经历了着魔――失去理性――渴望新生――死亡的过程。
米勒指出语言和时间的双重性有一个修辞上的名称“反讽”，反讽不同于其他的辞格，因为它能够弥漫于整个文本。在这两部文本中，戏剧性反讽贯穿始末，使文本呈现出的逻辑悖谬弥漫于字里行间。有批评者指出苏珊・兰瑟在分析《一小时故事》时犯下了部分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通病，即“在分析时仅仅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看文本，忽视或无视文本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复杂性和非性别政治性”。事实上，对于《觉醒》的批评，众多的批评者也存在着同样的弊病。
米勒的“重复”理论旨在阐明任何文学文本都是矛盾、差异、异质的整合体，都有相互矛盾的两面：既有作者意识控制的、明显的、在场的、理性的、逻辑统一的一面，亦有由语言符号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作者意识统辖之外的、暗藏的、不在场的、非理性的、修辞悖谬的一而。把这种现象仅仅归结为语言符号本身“惹的祸”是仃失偏颇的；作者因素包括作者生平、创作作品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意识形态立场上的矛盾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肖邦的创作年代正是美国争取女性权利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可以想见，她一定是受到新思想的鼓舞而写出许多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品，如《一小时故事》《智胜神明》等。其中，《觉醒》是女性主义思想表现最突出的一部作品。然而，因其时代和个人经历的无意识塑造，肖邦使其女主人公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两面：一方面拒绝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的“贤妻良母型”的社会角色和美德，表现出倔强的叛逆姿态――逃离母亲责任，消解母爱神话，质疑家庭婚姻，拒绝妻子角色，颠覆性别等级秩序，解构婚姻神话；另一方面，潜意识认同传统价值观中女性的他者地位，接受家中天使角色，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责任，顺应时代潮流，屈从男性文化的规定性。因而在创作实践中，肖邦表现出对女性意识觉醒的矛盾犹疑态度，制造妇女写作的“双文本”。与批评家在弗洛伊德的《怪异》一文中发现“两个弗洛伊德”，在马克・吐温的名字中体悟到“双重作者声音”相仿，读者在《觉醒》里的重复和逻辑悖谬中窥见了“双面肖邦”的怪异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