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蛙》，以犀利而深刻的笔触，重新划开了中国当代史上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心脏t并以手术刀的精准深入到历史的肌理和内部，用绝对个人化的语言和寓言化的思想，再一次为我们唱响了已然超越地理概念的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们在特殊年代所演绎的肉身和精神的双重悲歌。
关键词：莫言 《蛙》 肉身的悲剧 精神的悲剧
在沉寂了近四年之后，中国当代最具特色的作家莫言，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力作《蛙》。莫言创作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在出版之际。都会遭遇的“命运”，那就是毁誉参半，赞美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这部小说同样也不例外。不管是语言方面，还是叙事结构方面，该小说呈现给读者的，都是一个全新的、陌生化的莫言。笔者不想论述其改变的是与非，但是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再一次在莫言笔下看到了因其小说而名扬世界的，已然超越了地理学意义的“高密东北乡”，看到了“高密东北乡”在生存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作者对于“高密东北乡”复杂和深厚的感情。仅此一点，就足以成就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莫言。在这部被誉为“触及国人灵魂最痈处的长篇力作”中，作者又一次将笔触伸向了中国当代最具特殊性的历史时期，划开了包括“姑姑”在内的一代人，在现实生存困境中不断挣扎的肉身和灵魂。
上篇 沉重的肉身：生命与生殖的双重悲剧
对作为自然人的本体的关注，是莫言小说的持续主题之一。从早期的《红高粱家族》《酒国》到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都有不同侧面的表现和描写。与以往的小说对生命本体的书写侧面有所不同的是，莫言最新长篇小说《蛙》淡化了对食和欲的极端表现――小说虽然也提到了自然灾害之年人们“吃煤”的惊人场景，但毕竟不是主要表现对象，而纯粹地倾情于“人”的肉体本身。这包括对生命的顶礼膜拜和对人类生育与繁衍的关注。
首先说对生命的顶礼膜拜。在小说《蛙》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非常独特的人物姓名组合模式，那就是用人身上的器官来取名，这种独特构思和当年《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一样，绝非率性而为，而是意味深长。作者在小说里说这是古老的风气所致，但至于这种风气因何而生不甚清楚，“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命者长生’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于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命名都和人的身体器官有关：陈鼻和陈耳、陈眉父女，肖上唇和肖下唇父子，王肝和王胆双胞胎兄妹，姑姑万心、叙述者万足等等。这种命名方式绝对不是作者所猜测的贱名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对人肉体本身的尊敬，没有一点欲望的成分，而是一种对人作为存在之物的尊敬和崇拜。这一点很像作者另一部因书名而被误读得“面目全非”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另外，小说中出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郝大手只捏泥娃娃，“他的泥娃娃是用手捏出来的，他的泥娃娃，一个一模样，绝不重复。都说，高密东北乡所有的娃娃，都被他挫过。都说，高密东北乡的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泥娃娃里找到小时候的自己。他卖泥娃娃时眼里含着泪，就像卖的是亲生的孩子”。姒中我们可以看出，郝大手不单单是一个泥塑艺人，更是生命的顶礼膜拜者。更具意味的是作者赋予了郝大手神性，把他所捏的泥娃娃和生殖、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乡下人都说，买郝大手一个娃娃，用红绳拴着脖子，放在炕头上供奉着，生出来的孩子就跟泥娃娃一个模样。”还有，郝大手卖给别人什么性别的娃娃，买者就会生什么性别的孩子。在赋予了郝大手神秘的生殖力量之后，也就意味着郝大手已经不是单纯的民间艺人那么简单了。他更像是一个神，一个与女娲有着同样力量的“神”。让读者更加意外的是，这个看似不重要实则非常重要的人物郝大手，让曾经为了爱情几近痴狂的王肝和秦河最终得到了灵魂和精神的自我拯救。王肝在经历了对小狮子的爱情无果和因着自己的告密间接导致袁腮的入狱、好友妻子王仁美和双胞胎妹妹王胆的死亡之后，选择了以重新接近生命、卖泥娃娃的方式进行灵魂的忏悔和自我救赎；秦河则在背负着哥哥秦山对姑姑施暴的原罪感和得知对姑姑疯狂的精神爱情无望之后，也开始以和郝大手捏泥娃娃同样的方式拯救自我，与郝大手相比，秦河对生命更是充满了敬畏之情，他“每捏一个泥人，都会在它的头顶用竹签刺一个小孔，然后扎破自己的中指，滴一滴血进去”，在秦河这里，捏泥人更像是完成让自我生命延续的宗教仪式。郝大手最重要的身份是姑姑的终身伴侣。“我”姑姑这个曾经以接生为高密东北乡的人类繁殖做出巨大贡献的乡村妇产科医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下充当了扼杀生命的刽子手，其精神因此而备受煎熬。最后，姑姑在生活中通过和郝大手的结合，精神层面其实是通过郝大手的泥娃娃完成自我的“脱胎换骨”，然后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和精神上的解脱。姑姑在郝大手捏泥人的时候，完整地描述泥人的样貌和特征，而这些泥娃娃都是姑姑在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支持下亲手扼杀的小生命。姑姑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在想象中挽回了他们的生命，其实是为了获得自我心理安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以“剧中剧”的方式描述了姑姑的再生：姑姑把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被蝌蚪救起来，这样姑姑认为在完成了生的折磨和死的痛苦之后，她彻底地实现了再生。因为她始终坚信“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当然小说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小说的题目“蛙”，以及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略显神秘的“青蛙”。作家莫言在小说中借用小狮子的口说出了“蛙”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蛙和娃同音，蛙的叫声和刚出生的婴儿的叫声十分相似，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和“蛙”同音；“蝌蚪和人类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和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作家自己也道出了蛙的象征意义，“蛙在北方有一种蛙崇拜，青蛙崇拜的遗迹至今在很多民间艺术里面都有表现。比如说民间泥塑的小孩抱着一个青蛙，青蛙是繁衍不息的象征，‘蛙’跟‘娃’跟女娲的‘娲’都是一个同音字，跟生育、信仰、儿童都有一个象征的意思”。当然这些所有的象征意义都是对生命的隐喻。小说还提到了和“蛙”有着直接关系的“牛蛙公司”――表面上是饲养牛蛙的公司，其实是“代孕中心”；另外，小说的叙述者“蝌蚪”的笔名也是颇具内涵的，小说的结尾部分创作的戏剧也叫《蛙》。所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渲染对生命的礼赞，可谓是用情极深。
但是，不管如何倾注全身心的感情抒写肉身和生命，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在特殊的现实条件下，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生命的繁衍生息，小说中以人体器官命名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收场：因意外大火而丧命的陈耳；侥幸留下一条命，但已经被严重毁容的陈眉；为了生育和繁衍儿子而死亡的王胆；爱情幻灭、几近走火入魔的王肝；虽然没有丧命，但是因妻子和女儿的逝去几近精神崩溃的陈鼻，他“在堂吉诃德 饭店扮演着死去的名人或虚构的怪人”，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大鼻子”，处境同样悲惨，等等，他们或者是丧失了肉身生存于世的机会，或者精神受到了打击，或者灵魂发生了畸变，这些曾经高贵的、可贵的生命都承受着巨大的生存之痛和生育之苦。因此，作者在对生命和肉身进行深情礼赞的同时，又满怀悲戚地揭示生命的不幸和悲苦，其对生命的悲悯之情令人感动。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虽然摒弃了曾经恣肆汪洋的狂欢化语言，但是在刻意压抑的看似古板的文字背后，同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样隐藏着作家对高密东北乡的复杂感情，那个“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文本中，作者对高密东北乡、对生活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的复杂感情集中体现在着力最多、用情颇深的“姑姑”这一人物形象上。
下篇 畸变的精神：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
近几年来，很多当代著名作家都把笔触重新伸向了中国“当代”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并用最具个人特色的思考方式重新审视“十七年”和“文革”，可以说佳作不断，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等都是个人重新进入历史的优秀文本。莫言的《蛙》处理的是同样的题材，进入的是同样的历史，但是却没有直接进入宏大历史，而是择取了一个看似很小的细节，实则极具典型意义和时代特色的“生育史”和“计划生育”政策为着眼点和突破口，并塑造了一个身负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的人物形象――“姑姑”，通过这两个层面来展现人物的内心矛盾和精神困境。
正如莫言自己所说，小说中“姑姑”的原型是作者大爷爷家的女儿，所以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情感。姑姑虽然也是地地道道的高密东北乡农民，但是，和一般农民不同的是姑姑的家世和出身。小说中的“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学过中医，还和白求恩学过西医，医术高明、妙手仁心。后来因抢救伤员吸人敌人的毒瓦斯而壮烈牺牲。姑姑可以说女承父业，继续做一名医生。与大爷爷不同的是，姑姑做了专门的妇产科医生，专门负责接生。这个职业把姑姑与生命和生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此便与这项神圣的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姑姑一生中，其荣耀都源于此，其痛苦与罪恶也来源于此。
在毛主席所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就像一个救世主和观音菩萨被村里人顶礼膜拜，不单是因为姑姑的年龄、长相和洁白的牙齿，更是因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不顾妇女性命的、愚昧的老接生婆的权威，为高密东北乡的生命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老娘婆”丝毫没有卫生常识，不懂基本的生产科学，为了物质利益草营人命，后来被姑姑用语言和行动永远地“打”出了历史舞台，迎来了高密东北乡生命繁衍的黄金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生育政策的变化，姑姑的角色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在人口增长势头强劲的时候，国家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绝对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的姑姑当然是坚决地执行，在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姑姑渐渐地失去了民心。如果说讲授计划生育知识和宣传计划生育措施是作为当时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职责所在的话，那么像失去理智却又无比理智，疯狂地用非人性的方式遏制婴儿出生的行为就让人感觉到无比沉重。小说中关于张拳的老婆、王仁美以及王胆的死亡场面的描写让人震惊，姑姑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而额头被打、大腿被剪刀扎伤的情节同样让人痛心。此时的姑姑依然倔强、有原则、忠于自己的事业，但是却违背了最基本、最起码的人性。恐怕谁也无法对姑姑的好与坏做出简单的是非判断，包括作者本人，作者在小说中多次表达类似的思想，“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尽管她老人家近年来经常忏悔，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战斗在计划生育前线的姑姑真的像一个战士，勇往直前，视死如归。感情的天平自然地倾斜到了国家利益的一边。就像作者自己所阐述的“蛙”不但是生命、生殖的象征，也有“信仰”的寓意一样。谁也无法说姑姑是错的，但是从个人情感和尊重生命角度而言谁也无法说姑姑是对的。饶有意味的是就像当年被姑姑赶出历史舞台的老一代接生婆“老娘婆”一样，姑姑也充当了草营人命的角色。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就像一个轮回。注定了姑姑宿命般悲剧的一生。也许姑姑早已忘记了那些“老娘婆”的所作所为，但是姑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她的内心也因为这种两难选择而饱受煎熬，存在着矛盾。作者在小说的最后通过剧中剧《蛙》里，蝌蚪和姑姑的争辩，来展现姑姑复杂和矛盾的内心世界。姑姑不止一次地追问和质询，到底错没错。但是姑姑和作者、读者一样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个人和时代成为永远纠结在一起的线团，缠绕在姑姑灵魂上，系住了姑姑的一生，无法挣脱。
这种纠结不但体现在姑姑的工作上，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姑姑的爱情、姑姑的坎坷人生等。姑姑有着传奇般的爱情经历，男朋友是飞行员王小倜，这在那个物质和爱情沙漠化年代无疑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但是，最后姑姑的爱情因为飞行员的叛逃无疾而终，最终带给姑姑的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一连串的苦难和噩梦。姑姑因此被误解，在“文革”中被批判。姑姑爱情的苦辣与酸甜都是有强烈时代特色的，王小倜的叛逃台湾，被以生活作风为借口批斗。都是时代给姑姑造成的悲剧。
晚年的姑姑性格有所变化，开始反思个人曾经绝对坚信的“真理”，进入大悲悯、大救赎的新境界。在经历了由拯救生命到残害生命的过程之后，姑姑再一次擎起了生命的天空。但是笔者认为，姑姑的最终救赎之路是失败的。因为时间已经逝去，曾经经她的手扼杀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姑姑构造一个虚妄和想象的世界，用捏泥人、赋予泥人灵性的方式，求得死去生命的再生和复活，并最终达到自我精神的解脱。但是噩梦还是伴随着姑姑，精神上的枷锁仍然无法松开。在蝌蚪和妻子小狮子生育的难题上，姑姑确实再一次重操旧业，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一次姑姑以个人和生命的名义获得了胜利，却在道德的审判庭上成了永远的失败者――“代孕”本身就存在道德的质疑。小说的最后，姑姑通过死亡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赎罪，再生后的姑姑是否真的能够在精神上完全蜕变，恐怕只有姑姑自己才能体会得出了。
小说除了重点刻画了“准知识分子”姑姑这一身负个人和时代双重悲剧的人物以外，还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形象值得探讨。比如说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之前的军人万足、后来的作家“蝌蚪”。同样体现着时代和个人的缠绕和纠结。“我”在第一任妻子王仁美生产过程中死亡的事件中，充当的绝对不是完全的被害者的角色，而是参与者。如果不是为了在部队的升迁、如果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也许结局不至于如此悲惨。在小说中作者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面对个人和时代、面对良心和诱惑的两难选择，是坚守还是妥协，这对于姑姑是如此，对于“我”同样如此。在小说中，“我”不止一次在内心进行争辩，却又不止一次地让位于妥协，在现实面前渐渐地丧失自我：“我”嘴上说想转业，但是一听说杨主任赏识“我”，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我”明知道王肝对小狮子的爱死心塌地，但是经过姑姑的游说，“我”还是选择了与她结婚，尽管这与爱情无关。在小狮子无法生育的问题上，“我”一开始很生气和无法理解，但是后来也听之任之了。“我”一次次地向私利妥协、一次次地原谅并安慰自己，最终让现实一点点地侵蚀掉本已很逼仄的个人精神领地。如果说在无法选择的时代，“我”的所作所为尚可以理解的话――一切都可以以为了国家的利益为借口，那么，在可以主动选择的时代，仍然放弃自我原则，任精神滑向非道德的轨道，那就无法让人原谅了。所以，小说《蛙》力图呈现的不只是姑姑一个人的命运和精神轨迹，而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与灵魂挣扎。这一点从其他人物比如说小狮子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
莫言说长篇小说《蛙》的主题还是人，莫言再一次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了当代历史，满怀深情又心怀悲恸地书写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肉身和精神的双重悲剧。同时，作者不忘拷问当下，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充满诱惑和道德缺失的社会，其本已孱弱的精神如何以归罪社会的名义一点点走向堕落。其悲悯情怀、其思考深度、其良苦用心，都再一次证明了莫言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性和独特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