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底层文学”是近年来十分抢眼的文学创作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底层文学”创作在如火如荼中还存在诸多病象。为邵丽赢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在短篇小说的架构里，对身份认同、启蒙价值、病态心理等形而上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完全超越了“底层文学”的诸多病象，显示出卓尔不群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明惠的圣诞》 身份认同 启蒙价值 病态心理
“底层文学”是近年来十分抢眼的文学创作现象，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纪录下了民生百态和作家们的忧虑和思考。尽管“底层文学”至今还没有科学明确的界定，但在文学圈与批评界业已达成一种默契，即认为“底层文学”“大致指涉范围即对当前一些社会特殊群体的书写，其叙事对象主要包括城市下岗工人、依然驻守在农村的农民以及由乡下进城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底层文学”创作在如火如荼中还存在诸多病象。有论者指出，“底层文学”创作的病象主要表现为：或注重“讲述‘传奇性’的故事，以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理”，或“简单立足于道德批判，以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构建文本”，或“沉迷于‘苦难展览’，走向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苦难书写’”。
读了邵丽赢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之后，我们欣喜地发现，作为“由乡下进城的农民工”为叙事对象的“底层文学”典型文本，这篇小说完全超越了当下“底层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病象，显示出卓尔不群的价值和意义。《明惠的圣诞》既没有为读者“讲述‘传奇性’的故事”，也没有“简单立足于道德批判”，更没有“沉迷于‘苦难展览”’，而是在短篇小说的架构里，对身份认同、启蒙价值、病态心理等形而上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最终把小说打造成内含多层意蕴的艺术精品。
一、身份认同的追求与失落：对传奇性故事的超越
“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就是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明惠的圣诞》叙述的就是农村人进城寻求身份认同的故事，而作为“城市异乡人”的农村人寻求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遭遇拒斥之后的精神崩溃，则构成了小说的第一层意蕴，也是对“底层文学”一味讲述传奇性故事的超越。
农村姑娘明惠高考落榜回乡，除了母亲无休无止的咒骂，简直就是在村人的蔑视中生活。这让心高气傲的明惠受不了，她要走，到城市去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明惠以“打工妹”的身份进入了城市，作为一个城市“原著民”的“他者”，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18岁的姑娘，明惠在城市遇到困难和排斥是必然的。但是她有信心，她知道年轻和美貌就是她的本钱，这些可以换取她所需要的一切。于是，明惠易名“圆圆”，做了洗浴按摩中心的“小姐”，出卖劳动、身体、色相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昔日的“明惠”，今日的“圆圆”，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并心安理得，极为坦然，为了钱，不惜主动去诱惑男人，她甚至“很讨厌自己的月经，每次例假她都烦躁得要死”，因为例假期间她不能“接客”挣钱。
明惠不顾一切，拼命用“身体”攫取金钱其实只是表象，本质则是想获得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即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而得到“城市人”应该得到的一切，不仅要获得物质上的富足，更要获取精神上的尊严，从而改变自己“乡下人”的现实境遇。因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城市与乡村，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域概念或社区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分别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代表。‘城市人’与‘乡下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身份，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身份”。所以，明惠从自己的“卖身钱”里拿出2000元给母亲徐二翠寄去以后，就给母亲18年来的养育之恩做了一个了断，从此之后，她和家人、家乡就永别了。
明惠没事时就算她的钱，计算的结果是，“她这样积累下去，五年之后她就可以在城里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但她“想房子的时候可没有想到她妈徐二翠，更没有想到她爸肖正方和白痴肖两万”。她想的是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城市人做丈夫，“不在乎那人是不是有钱，他若是个没有钱的，她就自己找一份踏实的工作养着他”，“她要给那人生两个孩子，她的两个孩子绝不会像她圆圆一样整天挨徐二翠的骂，更不能像白痴肖两万一样一辈子都不能走出自己的村子。圆圆想，我要比徐二翠更有出息，我要把我的孩子生在城里!我要他们做城里人，我圆圆要做城里人的妈!”“做城里人的妈”就是明惠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不仅自己，自己的孩子也要做城市人，从此和农村一刀两断。决绝的态度，义无反顾、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的决心让我们看到了明惠对农村的顽强拒绝和对城市的极度渴望，对城市人身份认同的焦虑和追求。
“乡下人进城，不仅要进行空间的迁移，还要进行历史穿越，在迁移与穿越的过程中，他们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既然“乡下人”明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对城市人身份的认同，那么一旦发现自己始终只能作为城市的“他者”而不能完全被城市“接纳”时，她的精神支柱必将轰然倒塌而“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明惠在“卖身”过程中遇到李羊群后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人也许就是可以彻底改变自己身份的人。错觉让明惠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终于在圣诞节和李羊群开始同居。此后，明惠“在李羊群的家里生活得很像一个小主妇”，“把李羊群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好像真的成了城市人，甚至有了“等上两年，她一定要养一个李羊群的孩子出来”的念头。可就在第二年的圣诞节，明惠的理想就无法阻止地破灭了。李羊群带着她去参加圣诞晚会，刚刚坐定，李羊群的一群朋友来了，“他们相互打情骂俏，也说一些文化事儿，有时还夹杂了英语”，其中的女孩子们“是那么的优越、放肆而又尊贵。她们有胖有瘦，有高有低，有黑有白。但她们无一例外地充满自信，而自信让她们漂亮和霸道。她们开心恣肆地说笑，她们是在自己的城市里啊”，他们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包括李羊群在内，仿佛都把明惠给忘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孤独感油然而生，笼罩在明惠心头，让她从错觉中清醒过来：“她圆圆哪里能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交道?圆圆是圆圆，圆圆永远都成不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明惠这样的“城市异乡者”来说，“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却又不能给他们证明身份的‘绿卡’。可是谁又能够发给他们一张‘灵魂通行证’呢!”明惠真正渴望的是对城市人身份认同的精神“绿卡”，所以她一旦认识到自己身份与处境的尴尬，感到城市对于她这个外来“闯入者”的无情挤压，而无法获得“灵魂通行证”时，明惠就非常平静地结束了生命，因为她已绝望，在别人看来那么稀松平常的东西，对于她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她的追求还有意义吗?正如丁帆先生所说，“导致明惠自杀的根本原因就是她的希望的破灭，这个破灭不是肉体的，而是属于精神的”，“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
二、启蒙价值的精神取向：对道德批判的超越
《明惠的圣诞》的第二层意蕴体现为启蒙价值的精神取向，同时也体现了对“底层文学”通常简单立足于道德批判的超越。
启蒙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精神价值取向之一，鲁迅先生“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创作诉求，最先开辟了文学“启蒙”的崭新创作道路。自此以降，无数优秀作家常常借助文学“工具”来传达自己精神启蒙的理想。几十年来，这一传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明惠的圣诞》即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明惠看来，考取大学几乎是她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唯一通道，因此高考失利是对她精神的巨大打击。但明惠回乡以后，村人给予她的却不是安慰，而是冷嘲热讽和恶毒的快意，“明惠的落榜让村里人集体出了一口恶气。他们嬉笑怒骂的声音陡然增加了好几个调门，含沙射影的语言像带了毒刺的钉子”。18岁的姑娘明惠“回乡”后的遭遇，让我们想到了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归来”。抗战时期，生活在北方偏僻乡村――霞村的18岁姑娘贞贞，与村底下磨房里的一个小伙计夏大宝倾心相爱，可父母非要把她许给西柳村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做填房。为了抗拒父母的包办婚姻，贞贞去天主教堂向神甫求援，请求在教堂做“姑姑”。这时，日本鬼子进村了，“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贞贞被日本鬼子掳去，强迫做了军妓，受尽蹂躏并染上了性病。后来，贞贞成了游击队的情报员，不顾死活地把有关日军的情报送回来，为革命做着工作并受到尊敬。但这样一位舍身为国的女英雄回到自己的村子时，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虽然村里的“活动分子”――部分年轻人――理解她、同情她，“都对她很好”，但大多数思想保守落后的“群众”却嫌厌她、鄙视她，说她“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甚至指责她“弄得比破鞋还不如”。对这些落后愚昧的“群众”，丁玲十分反感，尤其对同是女性却不懂得尊重女性的落后妇女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语言相当刻薄，鲜明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
《明惠的圣诞》中的“群众”对待明惠的态度，同样显示出了落后的国民性。自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考不上大学，就嫉妒别人家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而当这个孩子遭遇挫折时，又幸灾乐祸，毫无怜悯之心，用别人的痛苦来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群众”潜意识深处的这种“集体无意识”被邵丽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以便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就使小说具有了启蒙精神的价值取向，显示出对“五四”新文学以来改造国民性主题的承续和发展。
三、病态心理的深度揭示：对苦难书写的超越
《明惠的圣诞》探讨明惠的悲剧命运时，还注重对其病态心理的深度揭示，这是小说的第三层意蕴之所在，从而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格，超越了“底层文学”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苦难书写。
明惠的病态心理主要体现为持久而强烈的嫉妒。小说开头第一句即是“明惠是实在咽不下那口窝囊气才去找桃子的”。她为什么“咽不下那口窝囊气”呢?原因很简单，作为自己的同龄人，桃子以前什么地方都比不上自己，明惠对待桃子就像公主对待女佣，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现在却不一样了，自己落榜回乡，前途渺茫，而桃子则在城市打工“挣下大钱”衣锦还乡了，村民们对桃子尊敬有加而对明惠“嬉笑怒骂”，巨大的反差让明惠对桃子极为嫉妒和仇视，“我就不信你桃子在城里打两天工就敢把我明惠不放在眼里了”，她明惠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以前不如自己的桃子超过自己。
桃子以前时时处处讨好巴结自己，现在从城里回来七天了却不来看自己，明惠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就决定去“找桃子出气”。明惠常常指责桃子没教养，进屋不敲门，她找桃子兴师问罪时，“明惠没有敲门。明惠一脚就跨入桃子家的院子”。进门之后，看到了令人尴尬的场面：桃子正和男朋友热吻，桃子于是“漫不经心地责备明惠，是你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敲门”，听了这话，“明惠被徐二翠骂了两个月都没有流出的泪水，不争气地从胸腔里往外翻涌，忍都忍不住”，因为这是她经常指责桃子的话啊!
桃子对明惠非常热情，一面张罗着给明惠拿吃的喝的，一面把男朋友马强介绍给明惠，还从里屋翻出许多半旧衣服让明惠看，并对明惠说，“你要是喜欢可以把我的衣服拿一套去穿”。但明惠却显得非常冷淡，她不吃桃子拿给她的东西，“也不去打量桃子的穿着”，心里想的是，“桃子那时候你穿了多少我的旧衣服，你总是穿我剩下的，而我怎么有可能穿你的?”在明惠用眼睛的余光“把桃子的周身飞快地透视了个遍”，看到桃子的衣着是那么时尚、颜色的搭配是那样和谐时，“明惠的心扑通一声被刺了一下，像中了铅弹般酸沉酸沉的”，她觉得桃子根本不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而她明惠应该“比桃子穿得更出彩，更理直气壮的啊”。对于桃子找个城市人做男朋友，明惠更是嫉妒万分，所以她进城后设计自己的未来时，还想“等买了房子就找一个马强那样的丈夫，甚至是比马强都好的丈夫”。明惠之所以念念不忘桃子的男朋友马强，归根到底也是持久而强烈的嫉妒心理在作祟。
嫉妒本是一种极想排除或破坏别人优越地位的人的本能心理倾向，“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原初状态的冲动”。人在孩童时期就开始流露出嫉妒的本能，奥古斯丁曾说过：“我见过也体验到孩子的嫉妒：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眼光死死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作为人性的弱点之一，嫉妒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但很多人能够超越这种心理弱点。而如果不能超越，就会形成心理定势，从而造成精神上的病态而产生心理障碍。所以莎士比亚睿智地告诫过世人：“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明惠就没能超越嫉妒的心理弱点，她对桃子的嫉妒和仇视是那样强烈与持久，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明惠活到18岁才知道，自己的内心会是这样的邪恶。”
陈思和教授说：“文学作品的魅力就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明惠的圣诞》对身份认同、启蒙价值、病态心理的探讨，构成了作品的三层意蕴，使小说成为可以从多种角度阐释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佳作，从而完成了对“底层文学”创作诸多病象的超越而敞亮出独特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