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无一新时期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入选语文必修课教材”肯定还是一条死新闻，没有人会去注意，没有人会去传播，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件意外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
其实，在那些教材选编者看来，也许不选任何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才是真正靠谱的选择。因为既然是选大活人的东西，必然会出现一个基本难题：凭什么选A不选B？
不过，对于语文教材而言，这个理由，还真是一句托词，因为：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童话，在语文教材里面，都有着当代作家的作品。
那么，凭什么不选小说呢？
那么，凭什么不选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呢？
这些问题，还真用常识回答不了。
当然，有一些资料显示，冯骥才、高晓声、汪曾祺各自有作品入选教材。但从时代性来看，这种选择所代表的文学史观，太暧昧模糊，难以捉摸。
当代文学史已经产生了一些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绕过的小说家群落，比如贾平凹、王安忆、苏童、莫言、余华、韩少功、迟子建、张承志、残雪、张炜……当然，这个名单还要加上港台的小说家。
这次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语文出版社“慷慨”地给了莫言早期名作《透明的胡萝卜》一个选修教材的名额。这就像一对夫妇，早已入过洞房，生育了小孩，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在谈恋爱了，他们家被评为了全球五好家庭。你还兴高采烈地跑过去，对着这对老夫妻说：“新婚快乐啊，请接受我们迟来的祝福！”
这一声迟来的祝福，还是由出口转内销造成的。
按理说，编写教材的朋友，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团队，但缘何如此尴尬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是这批小说家吗？难道他们对这些小说家的作品及重要性，真的一无所知吗？
以常理来看，应该不至于此。
可结果却是这样尴尬。
为什么偏偏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们在语文教材中集体缺位？一定要去解释的话，也许可以这样去推理：当年这批小说家，大多以先锋的姿态，以先锋作家的身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推动了当代汉语的发展与进步。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现实和历史的重新解读，也充满着批判性和创新诠释，而这些正是与传统的编写意识相矛盾的。虽然绕不过，但是有风险。于是在零风险的考虑下，把争议和硕果一起泼了出去，让整个教材体系成为残缺的结构。
这，难道不是比“跟风”更让人难过的一种姿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