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服完兵役之后，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我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书，让学生们欣赏自己最欣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1946年的春天，我正在忙于准备考拉丁文的时候，我的一个伯母把林语堂先生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的著作借给我看，我读那部书的时候简直没有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自己。
此书的第五章里，作者谈到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我一读完了那一章，就到大学图书馆去借《道德经》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我看了这三种译文之后非常惊讶：这三本译文的差别那么大，怎么会出自一个共同的本子呢·好，我鼓起勇气给瑞典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问能不能拜访他，高本汉那时当瑞典远东博物馆的馆长，我去拜访高本汉的时候就问他《道德经》哪一种译文是最可靠的。“都不行！”高本汉说：“只有我自己的译文是可靠的，还没有发表，我愿意把稿子借给你看。”过了一个星期把稿子还给高本汉时，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我愿意学！”我说。“好，你八月底回来，我就教你。”高本汉说：“再见！”
1946年8月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开始跟高本汉学中文。头一个课本是《左传》，第二个课本是林语堂的老朋友所写的《庄子》。我相信林语堂先生会认为高本汉所选的课本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1946年到1948年跟高本汉学的多半是先秦文学著作和历代的音韵学。我攻读中文的同时，也读了林语堂先生很多别的英文版著作，像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啼笑皆非》）和他的最精彩的以《红楼梦》为原型的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著述与人生含蕴闲情逸致
书如其人。德国有名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歌德曾提到他非常讨厌的一个人说：“要是他是一本书的话，我不愿意读他！”而我读《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的时候常常叹息：“啊，多么遗憾，我没有机会跟作者见面！”
西方有一个俗语说：“你告诉我谁是你的友人，我就让你知道你是谁。”林语堂先生的友人很多。有的虽然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但是他好像天天跟他们来往，也把他们介绍给他的读者。他的许多现在被世俗遗忘的文人也成了我自己的友人。他最亲密的友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自由自在的个人主义者，都不愿意跟着人群走，他们都是乐观的而且都具有非常强的幽默感（“幽默”这个中文词本身是林语堂先生的标识），都会欣赏大自然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所带来的幸福，其中的儒家学者、政客和受现代商业化影响的人物非常稀少。我听说林语堂先生发表于1928年的独幕剧《子见南子》得罪了孔氏族人。这出戏收入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子见南子及英文小品文集》（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高本汉给他的学生们谈到这部书时，哈哈大笑说：“啊，林老这个人，真是……”
他最亲密的友人可能是庄子和陶渊明。在《生活的艺术》的自序里，林语堂列举他的一些精神上的朋友。其中有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和“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
与诺贝尔文学奖缘悭一面
长住美国的林语堂先生的外国友人应该很多。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个友人是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赛女史鼓励先生用英文写作，也给他的《吾国与吾民》写了一篇序文。“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对赛珍珠的友谊叫我心里感觉很安逸。我认为赛珍珠的小说The Good Earth是一部很好而且很动人的小说。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与文人认为她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且认为瑞典学院应该把奖颁发给一个写农村生活的中国作家。问题是那时候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还没有开始翻译成外文。
1940年，赛珍珠和有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不约而同都推荐林语堂先生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瑞典学院请高本汉评价林语堂的著作。在报告中，高本汉特别提出《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他认为这两部书“是报道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也特别欣赏作者的“活泼的、有机智的和富于很强的幽默感的想像力”。可惜的是瑞典学院1940年到1943年没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如此，或因为瑞典学院战争中有意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赛珍珠1950年再一次推荐林语堂先生。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认为作者既然用英文写作，所以他的著作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瑞典学院好像没有考虑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凭他用英文写的一部诗集，1913年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在《生活的艺术》第一章里，林语堂总结他的人生观：“观测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的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a man Witha Sense of detachment）。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我想，庄子、陶渊明和苏东坡都会赞同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观。
连一个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有时候也会陷入悲哀的状态。先生的《啼笑皆非》真的是“啼”多于“笑”的一部书，书写的背景是恐怖的国际政治形势引发的作者的愤怒和失望，让人哭笑不得的1943年。
林语堂先生的兴趣范围比任何现代中国文人广大得多。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也是评论家、翻译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美食家和发明家。他发表的作品很多，他的英文短篇小说处女作获得学校金牌奖，发表于1913年。他最后的著作《八十自叙》，发表于1975年，先生去世的前一年。 林语堂先生的著作对西方人之了解和欣赏中国优秀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从他的著作所得的收获可能比中国读者所得的大得多。大陆这些年重新流行像林语堂先生和梁实秋先生这样伟大的文人的著作，据说就是过去他们缺少类似的生活态度和想像，把中国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丢掉了。
英语著作比英国文人精彩
世界文学界中偶然会出现不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作家，像出生波兰的尤瑟福·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与康拉德一样，林语堂先生的英文比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文人更精彩，他用英文写的著作的风采有时远远地超过其中文版。对从1928年主要生活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来说，英文变成了他的第二母语。
高本汉给他的学生讲汉语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的时候，有时提到林语堂先生在那些方面的著作。我那时发现林语堂不仅是一位精彩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也在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辞典编辑法、目录学各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杂志上。林语堂先生有时候也评论高本汉对古代音韵学的研究。他也把高本汉的著作The Rr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译成中文，发表于《国学季刊》1923年第一期。林语堂先生关于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的文章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的《语言学论丛》。
林语堂先生早在1925年开始对于汉文方块字的检字法和汉语拼音法非常感兴趣。他同年任教育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他对国语罗马字最大的贡献是他建议用“空”的字母来代表字的声调：ta，tar，taa，tah。此后继续研究检字法，希望将来会发明一种打字机。先生长年研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1947年终于在纽约发明成功。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落入内战而未能生产，这对林语堂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打击。
检字法于辞典的编辑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写这篇讲稿的时候才发现，林语堂由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实在非常好。我以前没有用过这部词典的原因是我觉得其检字法太生疏。《广韵》的韵部、《康熙字典》的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四角号码我都会用，可是林语堂先生的“上下形检字法”和“五十部首”对我这个老头儿来说太难学了。谈到检字法，我发现我的中国朋友都非常惊讶我会背《康熙字典》部首的次序：行步的“行”是第一百四十四个部首，革命的“革”是第一百七十七个部首，“马”是第一百八十七个部首。可是你问我“ｐ”是英文字母里头第几个，我就不知道了。
“拿起一本书，立刻走进另一个世界”
据我所知，林语堂先生和高本汉只见过一次面。1948年5月20日，高本汉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铜器的演讲。第二天晚上，大学举行一个隆重的宴会，请来全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除了林语堂先生以外，高本汉的老朋友傅斯年、罗常培和李方桂也出席。我相信林语堂先生和高本汉先生要是那时有机会谈话，肯定谈得很拢，两个学者都富幽默感，而且非常相似。写过几部小说的高本汉非常欣赏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高本汉和林语堂先生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两位学者很欣赏中国古代的文学著作而对中国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作品不大感兴趣。高本汉认为现代中国是从东汉开始的！读了很多先秦文学著作之后，高本汉的学生要求读比较现代一点的东西。高本汉给我们选的是十七世纪的小说《好俅传》和《聊斋志异》。
在发表于1936年的《吾国与吾民》的第七章，林语堂先讨论中国文学生活。其中的小标题是“文学之特性”、“语言与思想”、“学术”、“学府制度”、“散文”、“文学与政治”、“文学革命”、“诗”、“戏剧”、“小说”和“西洋文学之影响”。在这一章里头，除了“小说”之外，作者取的都是古代的或者文言的例子。在小说小标题之下，谈的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镜花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民国建立之后、五四运动以来的作家像鲁迅、老舍、巴金、郭沫若、李劼人、茅盾、叶圣陶等都没提过。谈“诗”的小标题之下，作者谈的也尽是近代以前的诗人。
强烈反对白话文写作
谈1917年的文学革命，林语堂只提三个中国作家的名字：周作人、鲁迅和梁启超。他强烈反对用白话文写作，主要的原因是“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1890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1917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扦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谈西洋文学影响，林语堂主要列举１９３５年以前翻成中文的西洋作家，没有提到任何中国作家的著作。在《京华烟云》第十九章他提到林琴南先生的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方法：“林氏原是古闽一位旧式学者，不知英文，他所译各书，乃是请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口头讲给他听而写成的。他最出色的本领，乃在于他破天荒地用文言译述西方长篇小说，其瑰奇纵横的笔墨，竟然能符合原文旨趣，得到成功，得享盛名。”
胡适先生和英国有名的汉学家兼翻译家阿瑟·伟利（Arthur Waley）对林琴南先生翻译狄更斯的小说的看法完全不同。胡适认为狄更斯小说里的主人翁用已死了两千年的语言讲话是非常可笑的。伟利则认为林琴南先生所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比原文好得多。我相信林语堂先生会同意伟利的看法。（林琴南先生和林语堂先生都是福建人。要是他们不是亲戚的话，他们总是四川人所谓的“家门儿”。）
深得文明生活中读书乐趣
生活的艺术当然包括读书的乐趣。在《生活的艺术》第十二章林语堂先生写道：“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公认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我们如把一生爱读书的人和一生不知读书的人比较一下，便能了解这一点。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和空间而言，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遭的环境里边。他的一生完全落于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书，则他便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最善谈者接触的机会。这位善谈者引领他走进另外一个国界，或另外一个时代，或向他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和他讨论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生活问题。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像到这位古代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在同一章里作者写道，“再者，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部书，可以得到不同的滋味。一个人在四十岁读《易经》所得的滋味，必和在五十岁人生阅历更丰富时读它所得的著作滋味不同，所以将一本书重读一遍，也是有益的”。 当然，自己欣赏的书，别人不一定会欣赏。在《生活的艺术》第十二章作者写道：“读书是一件涉及两方面的事情：一在作者，一在读者。作者固然对读者做了不少的贡献，但读者也能藉着他自己的悟性和经验，从书中悟会出同量的收获。宋代某大儒在提到《论语》时说，读《论语》的人很多很多，有些人读了之后，一无所得。有些人对其中某一两句略感兴趣，但有些人则会在读了之后，手舞足蹈起来。”
假如林语堂下凡北京
我开始阅读林语堂先的著作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多少生活经验的、才二十岁的青年。那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神秘而且非常陌生的国家。我八十二岁的时候再读林语堂先生的书，中国早已变成我的第二个祖国。我1948年头一次到中国去，在四川呆了两年。1956年到1958年我们全家住在那时还没有完全破坏的北京。从1958年的冬天到1979年的春天，大家都知道，我无法去中国。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北京时，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在《京华烟云》第十二章作者如此称赞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时令是深冬了。北京的冬季真是美妙得无与伦比，只有这本地的别个季节或许可以胜过它。北京四季分明，每个季节有它的特点，自成一格，和别个季节完全不同。在这城市里，人民过着文明的生活，然而同时又是居住在自然界的怀抱里，城市生活的物质享受和乡村风味的生活融合一起，同时各自保持其特性。人们好似住在理想的城市里，既有智力的刺激，又有心灵的休养。……北京虽是人的产物，却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几世纪来本能地爱好美化生活的人群的积累的产物。气候、地势、风俗、建筑和艺术构成现在的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人的成份占着主要的地位。北京的男孩子和小姑娘、男人和女人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很可以证明这里的文明和生活的愉快。”
假如林语堂先生的在天之灵今天会下凡到北京去，他肯定像我一样会哭出眼泪，对没有接受梁思成先生所提出的保存老北京的计划深表遗憾。
《京华烟云》的作者是一个很大方的而且很好客的主人。在第十二章里，他请小说的主人公和他的读者到北京的郊外去欣赏风景。我读到他们在香山碧云寺享用罗汉斋时，忽然想起我1949年春天在四川峨嵋山上的一个寺庙里，头一次打罗汉斋的牙祭。我这个人最喜欢做白日梦。我写这篇讲稿的时候做了一个白日梦，梦里有一个仙女跟我说：“唉，马老，我知道你很钦佩林公，也非常遗憾你们俩没有机会见面。我给你安排跟他老人家见见面怎样·我们也可以请他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来作陪。”“可是他最好的朋友都是些早已不在的作家和诗人。”我说。“没问题。”那仙女说：“他们都在极乐世界的俱乐部喝茶、下棋、听评弹或者摆龙门阵什么的。你给我写一个名单，我就把他们都请来。”我把名单写好了之后，仙女把它藏在袖子里飞回极乐世界去。我们约的是中秋节聚会在香山的碧云寺。我们一共十二个人（刚好坐一张桌子），除了林公与我还有庄子、白居易、苏东坡、屠赤水、袁中郎、李卓吾、张潮、李笠翁、袁子才和金圣叹，大家高高兴兴地举杯赏月的时候，金圣叹朗诵他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美食家袁子才临时作一首七言绝句称赞碧云寺的罗汉斋。客人们饭后吃月饼的时候，林语堂和我把我们的烟斗拿出来，一边抽着，一边默默地赏月。
我相信你们都会想像我们那难忘的夜晚过得多么愉快，所以我不必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