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撤校的消息。 “麻江一所已有22年历史、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刚撤了。”杨贵平在“新教育、新农村”项目启动会上惋惜地说。 作为中国滋根乡村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在最近几年里，杨贵平的足迹遍布10多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和学校。让她不解的是，学校怎么说撤就撤了？
在学者们看来，“自然型调整”与“政策型调整”构成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变动及结构调整的两大推力，但2001年之后，“政策型调整”的作用力日益凸显。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农村小学数为440284所，而到2010年则只有210894所。十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
正是在200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而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将布局调整简化为撤并，甚至过度撤校，小规模学校生存问题凸显。随之而来的是，上学远成为新的问题。“无论是上寄宿制学校还是家长进城陪读，都大大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抵消了义务教育免费的好处。”有学者无奈地指出。
存与留，撤并的依据是什么？
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有人将学校布局的这种改变称为“学校进城”。
是不是未来农村教育的格局走向就该如此？
“中国农村教育的办学重心应该适当地下移。”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认为。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针对农村学龄人口大幅下降的现实，通过集中资源办学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走样变形，出现了‘一刀切’和过度撤并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了解到：在地广人稀的内蒙古，苏木（乡）、嘎查（村）的学校全部没有了，所有初中小学都合并到旗，牧民只能到旗里买房或租房陪读。
随着“学校进城”，“城挤、乡弱、村空”成为农村教育的另一面。
“中国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农村学校撤并的趋势还没到停止的时候，但整个过程需要管理和控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
“各级政府颁布的规划文本，90%是将学校规模、学校服务半径作为学校是否撤并的核心指标。只有16%的地区考虑了城乡差异，山区、丘陵、平原等地形差异，84%的地区采取一刀切的标准，不考虑地区差异。”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和他的团队，在对全国11个省做了深入调研，将所能搜集到的最近10年各地颁布的学校规划文本作了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雷万鹏看来，学校撤并比较少的关注学校存在的价值、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人的成长，而这是最核心的要素。“在决策程序上更多采取自上而下的主导，较少考虑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和他们的利益诉求。在学校撤并过程中的标准测算相当模糊，指标设立也比较随意。为什么一个学校不够300人就撤并？如果每个班级40人，6个班级为什么不能成立完整的学校？”
大与小，什么样的教学点是必要的？
校车安全、午餐、大班额、“超级中学”、寄宿制学校、流失辍学……人们自然不自然地将一些负面效应与撤点并校联系起来。
“如果进一步做科学研究，还不能仅仅说这些全部是因为布局调整带来的，因为这个问题代价太复杂了，很多问题叠加在一起。”雷万鹏表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面临战略转型，着力促进城乡中小学均衡发展应成为新的战略重点。一方面要增加教育投入，在城镇地区新建学校以满足城镇化及流动儿童就学需求；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山高路远区域，应该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以保证儿童就近入学的需求。
学者们呼吁：“政策型调整”必须恪守合理限度，无节制地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行为应当被遏制。学校布局政策必须回归教育本位，回应教育需求，尊重教育发展规律。
小规模学校存留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白亮认为：“在许多偏远山区的村落，农村学校往往是村落中唯一带有文化韵味的标志性建筑，哪怕是一个小小教学点，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代表。而现在，它可能不知哪一天会消失掉。”
雷万鹏展示给记者的是他在山西石楼调研的一张图片。“一个班只有3个小孩在这里读书。”
“仍然在教学点上学的孩子，一定是走不出去的孩子，如果你把教学点拆掉，这三个孩子一定会辍学。”
“我们应该提倡政策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都下到最基层，走到最边缘。”北京大学教授康健认为，义务教育要走向最边缘，要解决受教育人口最弱势的地区，考虑他们的利益。要解决农村的问题，特别解决低龄儿童受教育问题，目前最受到伤害和打击的是学前教育和小学1—3年级的问题。
雷万鹏颇为感慨：“规划纲要都提出要保留教学点，但在政策实施中有很多扭曲。哪些小规模学校不能撤并？什么样的教学点是必要的？我们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政策，大多停留在大的宏观的政策上面。”
质量与特色，小规模学校也是优质的代称？
现阶段遇到的矛盾怎么解决？为什么农村的家长愿意孩子往城镇走？
“不仅是因为本身的期望，也许是因为农村教育让他们寒心了，不得不走！有些是主动走，有些是被动走。如果家长都走，学校就不保留了，谁是因，谁是果，很难说。”学者们表示，义务教育既然是就近入学，就要考虑服务半径，考虑儿童安全问题，大量发展寄宿制学校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现在，把优化变成唯一的标准，就是分数，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在一个围墙里，从早到晚念书，早上6点半念到晚上9点半，就是课本知识。如果一个人只念课本知识是斩断了他在生活上的能力，这对人的发展是非常大的限制。”在杨贵平看来，分数提高并不是提升质量的唯一答案。如果没有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教育标准，只会给农村带来灾难。
世界经验显示，小规模学校也可以是有特色的、优秀的，实施“小规模学校建设工程”提上议题：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
“有效的教育必须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位一体’的，不能建设远离社区、与家庭隔绝的‘沙漠学校’。”康健表示。
“如果我们把小规模学校单列出来，如果它是必要的，它的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育计划？也许会对小规模学校带来一定生机。很多学校就会走特色发展，我们应该把小作为一个优势。”雷万鹏建议。
显然，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并不是要同一种模式、同一个层次、同一种类型、没有区别的教育，而是同一水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教育。学者刘铁芳曾指出，农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立足乡土，培育乡村少年对乡村社会良好的情感依恋与乡村生活的基本自信；同时，又不拘泥于乡土，有开阔的胸襟，能积极接纳外来文明的冲击。”
（摘自2012年5月28日《光明日报》 插图：孙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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