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价值链在实践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的兴起，嵌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已成为我国企业升级和“走出去”的重要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中，我国企业却广泛地产生了“俘获效应”，并陷入“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析了导致我国企业陷入升级困境的原因，并结合“微笑曲线”分析，指出构建国家价值链（NVC）是我国企业走出升级困境的重要路径，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势必要求重构我国现有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对此，从技术层面、主体层面、功能层面、制度层面系统性提出了面向国家价值链构建的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的重构策略。
关键词：工业品批发体系；企业升级；国家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7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4-0031-06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迅速升级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极其优惠的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的政策，中国企业以国际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到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高速成长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大部分企业处于GVC中“附加值最低、最消耗资源、最破坏环境”的加工制造环节，使得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匮乏，企业转型升级更是举步维艰。对此，有学者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来部分或完全取代GVC的嵌入（刘志彪、张杰，2007），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较多的认同。然而，针对如何构建NVC，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认为，打通流通环节的瓶颈，让企业更好地与终端消费者衔接是中国企业培育本土市场势力进而促进NVC整体构建的重要思路，而重构我国现有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而这也正是本文主要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GVC条件下中国企业升级困境与构建NVC的必要性
GVC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目前已经成为经济管理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从微观层面来说，GVC的产生和迅猛发展，是跨国公司在新竞争条件下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其本质上是跨国公司在空间层面和实践层面综合运用和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即通过对跨越国界的GVC众多环节之间的价值创造行为与价值创造过程进行高效协调，以达到获得全球竞争优势所必需的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时间经济的目标（Gereffi&Humphrey，2005）。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在与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跨国公司以及价值链每个节点企业的持续互动过程中，企业可以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融入这一全球价值链中以实现自身价值增值，更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知识的吸收而实现自身的升级。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很多企业完成了较低层次的升级之后难以向更高层次的升级形式迈进。关于这一“升级困境”的形成，可以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从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中进行分析。
关于GVC治理模式，Humphrey&Schmitz（2004）提出了GVC的四种治理模式：市场型治理、均衡网络型治理、俘获网络型治理与层级型治理，用以描绘GVC在世界范围内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的片断化条件下不同价值链环节组织间的连接形式。而关于GVC条件下企业升级的形式，代表性的观点是Kaplinsky&Morris（2001）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分析，提出在G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者的四种次序式升级路径，即“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一链条升级”的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但是，GVC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并不是完全互通的，在特定的跨国公司制定的价值链治理模式条件下，企业仅仅能完成较低层次的工艺或产品升级，难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功能和链条升级，这些升级形式之间并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Schmitz，2004）。这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产生“俘获效应”并陷入“低端锁定”。图1给出了价值链治理升级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
如图1所示，在“均衡网络型”和“市场型”的GVC治理模式之下，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较低层次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更可以实现高层次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显然这两种价值链治理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而在“层次型”和“俘获网络型”的治理模式之下，企业可能仅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企业升级就陷入了停滞。对于我国企业来说，经过较长时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大部分企业已经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的升级，但是由于层级型或俘获网络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束缚，发达国家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对我国国际代工企业实行资源控制、能力隔绝、租金挤占和战略俘获，导致我国本土企业失去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价值链攀升活动空间与发展能力。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我国企业必须要力争GVC治理模式从层级型或俘获网络型转变为均衡网络型。要实现这种治理模式的转变，我国企业必须承担更高的技术学习成本和交易协调成本，也必须拥有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而在这些方面，我国企业却又是非常欠缺的。
如何让我国企业走出全球价值链条件下形成的“升级困境”呢？基于我国本土市场构建NVC是推动我国企业走出低端锁定的重要路径。国家价值链是指由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培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控制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以及终端的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价值链高端竞争优势，然后拓展延伸进入区域和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刘志彪、张杰，2009）。NVC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内乃至全球市场上就能完整地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的持续升级过程。其背后原因在于，越是处于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要素，越是依赖于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市场以完成其价值的创造、转移和增长过程。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熟悉庞大国内市场的条件，积极利用与整合国内市场，重视企业品牌打造和研发设计等高端价值环节。具备实力的企业甚至可以把低端价值环节比如制造环节外包给海外企业，这便是学者们指出的“决胜于国内，决战于国外”的企业可持续升级过程。 二、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国内市场已经具备了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都完全可以支撑我国企业转型升级的NVC的基础条件。同时，本文也强调NVC的构建势必要求重构我国现有的工业品批发体系，以下将结合产品价值链分析证明这个结论。
（一）中国制造企业构建NVC的客观条件
如图2所示，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具备了构建NVC的条件：（1）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与庞大本土市场的形成。我国中产阶级数量持续增加，收入结构也正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接力式和梯级式的市场需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为我国NVC的构建提供了最根本条件。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5万亿元，并且连续多年维持了20%的年均增长率，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消费的差异化，为构建NVC提供了最核心的本土市场优势。（2）迅速发展与完善的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每年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持续维持了30%以上的增长，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快速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铁路公路的通车里程位居世界首位，为NVC构建提供了关键的物流配送支撑。（3）先进的技术条件。当前，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领域，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是研发；无论是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物流信息管理方面的EDI、ERP和GPS系统，还是近年来射频识别技术、商业智能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在流通领域应用的兴起，都说明衔接NVC的各个环节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术条件。（4）优越的人力资源条件。我国教育部门每年向社会输送大量专业化高素质人才，可以满足NVC价值链各个环节人才的需求，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要素成本较低，这也是我国构建NVC的一大优势。（5）完善的政府政策。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和完善了一大批带动城乡消费市场的政策措施，同时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政策的支持为国内NVC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综合以上五个方面条件来看，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构建完整NVC的客观条件。
（二）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促进国家价值链构建的理论逻辑
在中国流通领域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经济成分多元、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样、流通环节减少”的工业品流通总体格局已初步形成，但目前工业品流通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工业品批发体系的功能正面临着不断被弱化的风险（宋则，2009），这使得目前的工业品流通中存在品牌培育不足、采购分销职能弱化等新的问题，也从更深层次上制约着我国本土NVC的培育和构建。有鉴于此，必须深入探讨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对NVC构建的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明确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在促进NVC构建进而推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意义。
图3描绘了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与NVC构建的逻辑关系。当前，我国大量企业积聚在GVC中的加工制造环节，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微利化地为跨国公司提供贴牌代工服务，造成了企业的低本地根植性以及企业集群的封闭性（王益民、宋琰纹，2007），这进一步导致企业陷入与本土NVC脱节的局面。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本文认为首先必须从流通环节着手重构我国现有的低效工业品批发体系（对接环节），让我国的企业更好地与本土市场需求“对接”起来，这将能让NVC中的加工制造环节、批发零售环节和品牌营销环节实现贯通，为企业的本土市场势力培育构建坚实基础。企业本土市场势力的构建能反哺NVC最上游的研发设计环节（反哺环节），为企业的持续创新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张小蒂、朱勤，2007）。对此，熊彼特也将市场势力理解为“防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和利润受到损害的能力”，新奥地利学派也强调企业家抓住利润机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市场势力的激励，适度的市场势力既是“创新竞争行为”和“模仿反应竞争行为”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企业在研发设计环节实现自主创新之后，将能从源头将创新技术传导到NVC当中的包括材料生产、加工制造以及批发零售各个环节（传导环节）。如此看来，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使得NVC通过“对接”、“反哺”与“传导”，实现了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的良性耦合互动。
三、面向国家价值链构建的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策略
当前，传统的工业品批发体系正在逐步瓦解，工业品流通体系内不断出现企业品牌销蚀，采购分销功能弱化，批发市场功能不完善，批发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等突出问题，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由改革前的“全国一盘棋”演变成改革后的“全国一盘沙”的松散局面（宋则，2009）。这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国内市场势力的培养的发展，也实质上成为我国企业构建NVC的关键瓶颈。这也迫切需要理论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的整体对策（谢莉娟，2010）。本文以下基于技术层面、主体层面、功能层面和制度层面构建了面向我国NVC构建的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模型，如图4所示。
（一）技术层面
当前，国际上的批发业转型升级模式主要是将批发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高科技构建工业品批发体系的管理网、信息网和物流网，这在很大程度提升了批发效率。当前，我国批发业正在进行新技术的学习引进，批发业用于技术研发和设计的投资只有行业总投资的3%左右，离发达国家30%的比重相距甚远（祝合良，2009）。因此，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应瞄准信息化、标准化和即时化的目标重构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
1.信息化。促进我国工业批发体系引进现代信息科技。在批发经营管理环节，提升流通技术革新的水平，实现信息化管理；在商品采购、销售等商流作业方面进一步实现自动化，物流方面的进出库、分拣、分类、再包装、倒库、库存量计算、出库时间安排、库存预警等，都由信息管理系统自动控制与指挥（洪涛，2010）。只有广泛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工业品批发体系才能提供现代化的服务，促进NVC下游的贯通。
2.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业品批发体系信息化的基础之上促进批发市场和批发企业建立与统一工业品批发体系的各种接口，实现工业品批发体系各大主体之间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处理系统间的兼容。二是工业品批发市场和批发企业为生产商和零售商提供标准化的服务。这要求工业品批发市场应扩大信息收集、处理、传输能力，把众多产权分散的商户通过网络纽带集中起来，为统一采购、配送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