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而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972年的9月，整整23年，中日两国以“民间”的形式，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交往。因为局势错综复杂，双方都费尽了心机。
“民间经济交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在对外政策上基于谨慎的态度制定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但在对外贸易方面，态度却是积极的。新中国成立不久便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贸易往来关系，1949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排列依次为香港、美国、苏联、英国、印度等；1950年为苏联、美国、香港、英国、马来亚、日本等。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外来干扰和阻碍，这种正当的贸易交往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然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容忍的，经济封锁几乎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开始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封锁”、“禁运”更是全面升级，意图将尚在襁褓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困死。
为此，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外贸易方针，规定“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都“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
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许多国家不满经济封锁政策对本国经济的束缚，呼吁重新开展东西方贸易。于是顺应各方要求，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召开，以此为契机，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做了相应改变。即“在传统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在不管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基础上，广泛地推进各种长期的贸易协定，是目前恢复和发展国际经济和平合作、发展各国经济、提高各国人民生活水准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民间贸易是新中国针对整个世界的方针，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即便是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国家的贸易，都是从民间贸易开始的，早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新中国已经开始了与各国从“民间”入手的交往（参见下表）。所以说中日贸易的“民间先行”并不是特殊的做法，在发展中日关系上从民间贸易入手对中国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当然，与近邻日本的民间贸易对于新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特殊的意义，领导过抗日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有更深层的考虑。虽然没有中国人参加的旧金山会议片面地与日本缔结了和约，日本也与蒋介石共同宣布了“战争的终结”，但蒋介石集团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中日两国之间许多实质性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日本许多战俘、侨民仍然滞留中国大陆，一些与财产相关的经济问题也需要处理……针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毛泽东认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而且现在连日本都受美国“欺侮”了，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东方国家是“有团结起来的感情”的，也应该“保卫”这份“感情”。毛泽东认为日本人民是要求和中国人民友好的，而一旦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发展了，就可以遏制美国在东亚推行战争政策，保卫东亚和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打开中日贸易关系僵局，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主动的步骤。1952年2月，即将出席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磋商有关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等问题。日本方面迅速回应，1952年6月，中国与日本的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签订，由此，开始了新中国与日本的民间经济交流。
关于中日贸易得到政府支持这一点，周恩来总理曾在1964年4月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说：“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
所有内阁几乎都心照不宣地恪守着“政经分离”的准则
而对于日本来说，从吉田茂内阁开始，各届政府对中日贸易都是持赞许态度的。1949年11月，吉田茂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当日中贸易得以重开和发展的时机到来之时，政府会考虑尽最大努力促进之。”1951年1月，他再次就中日贸易发表见解，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独媾和存在着使日本与中共的贸易永远切断的危险。无论是红色还是白色，中国都是我们的邻国。从地理和经济学法则来说，两国必定会克服由意识形态分歧以及通商技术等原因带来的障碍，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在日台间签订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和《旧金山和约》之后，吉田茂仍然没有放弃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想法，并认为实现与中国的交往“不能全靠政府，国民的努力也很必要”。他还主张：“现在日本几乎人人希望恢复同中国的亲善关系，但碍于目前局势，恐怕近期无法实现。我希望全体国民一致努力，以打开中日关系之僵局。”
1953年1月，日本通产省第一次采取措施解除对华出口限制，至1954年4月，共13次解除禁运，准许出口商品从四种扩大到93种。1953年7月，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案，要求“政府应迅速采取适当的措施，至少把日中贸易的限制降至西欧各国的水平，并为相互通商而缓和航海限制，促进日中贸易”。7月，参议院也通过了内容相同的决议。1955年1月，首相鸠山一郎向记者表示：他的政府正准备同中国、苏联互派贸易使团。1956年6月，日本通产相石桥湛三宣布了日本政府扩大日中贸易的方针。1957年9月，岸信介首相在大阪发表演说：要努力扩大日中贸易，希望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谈判成功。1960年2月，日本通产相池田勇人表示：希望早日恢复日中贸易。1960年12月，池田首相在众议院表示，日中贸易希望以民间贸易的累积方式扩大。1961年2月，池田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说：“因签订日中政府间贸易协定等于承认中共，所以不能签，没有考虑日中邦交正常化。”
可见，吉田茂后的各届政府，执政方针虽或左或右，但其政治理念始终是连贯的：即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以求在其保护之下获得最大的政治及经济利益。其对华政策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上承认台湾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经济上则大力支持并发展与中国大陆的民间贸易。 这就是所谓的“政经分离”，因为台湾问题始终是日本逃避对中国赔偿并取得美国信任的最大砝码。在这种“政经分离”政策的运用过程中日本逐渐总结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和大陆与台湾的对峙过程中获取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近些年来，虽然日本内阁更换频繁，但所有内阁几乎都心照不宣地恪守着“政经分离”的准则，只不过有人嚣张明显些，有人隐忍含蓄些。
“尼克松冲击”和“时代的需要”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广播和电视讲话说：应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他将于次年5月之前访问北京。尼克松还在讲话中提及他的特使、国家安全保障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已于当月9日秘密出使北京并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这一谈话的发表，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显而易见，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民间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其实也就是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尼克松冲击”后，日本社会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国民开始倾向于赞同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一时期的舆论对佐藤内阁的压力非常大，佐藤内阁由于对华政策不力而支持率大幅下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产经新闻》当天发表舆论调查显示55.3%的人认为中美关系发展之顺利程度“令人感到意外”。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党首竞选中胜出，成为新一任首相。基于当时的舆论环境，无论谁当下届首相，新内阁都必须将改善中日关系作为重要任务。对此，田中角荣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时代的需要”和“国民舆论支持的结果”。按田中的说法，此刻的“国民舆论”应该是赞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然而，“国民舆论”几个字却很值得推敲。显而易见，此处的“国民”并不都是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至少不是“一直以来”都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因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国民”是“尼克松冲击”后改变对华观点的。可见，“国民舆论”至少应该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多年来从事“民间交流”的群体，一部分则为受“尼克松冲击”影响的人。
田中角荣的施政演说很是耐人寻味，“时代的需求”表明的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国民舆论”则是顺应“时代变化”而产生的“舆论”。
田中当选之时，恰逢肖向前与孙平化两人在东京。肖向前作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于7月3日抵达东京，孙平化则于7月10日率中国上海舞剧团到达东京。两人的到访都是“早就定下来的”，到东京后却接到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任务。7月17日，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作为副团长随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东京，向肖向前和孙平化两人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肖、孙二人力促日方访华，无论谈成与否，只要日方能来就好，要二人争取会见田中、大平，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因为毛泽东主席指示要“采取积极态度”。接到指示后，肖、孙二人积极与日方亲华议员接触，终于于7月22日见到大平正芳外相。新华社1972年7月22日报道了双方的会见，电文谈及双方对话内容时说“孙平化、肖向前和大平正芳都表示希望日中关系尽快实现正常化”，今后将根据需要“再举行会谈”。
7月25日，公明党议员竹入义胜访华，向中方提出了二十几条代表日本政府利益的条款，其中包括“承认日台条约”、“不触及日美安保问题”、“不要求战争赔偿”等重大问题。竹入在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将其当成“和式基辛格”，周恩来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谈中向竹入提出了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中日联合声明八条内容和三项默契。但竹内在发表于1997年8月27日《朝日新闻》的回忆中否认自己是“和式基辛格”，说访华前曾拜访过田中，但田中态度与竞选前大相径庭，已经不想着手搞中日问题，连给竹入写一个“竹入是我的好朋友”的条子都不肯，竹内只好自己草拟一个完全从“日本方面考虑”的方案。没想到访华后这一方案中的许多问题几乎“没有费劲地一下子解决了”，为此竹入竟惊讶地“顿时感到目眩头晕”。8月4日，竹内到首相官邸拜见田中和大平，二人见到中方方案后态度大变，大平拿着方案迅速去了外务省，竹入在文中用“说罢就消失了踪迹” 来形容其快捷程度，而田中则握住竹内的手，说“谢谢你！竹入君，你是一个日本人！”
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会见肖向前、孙平化，8月15日，田中角荣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二人，表示将要访问中国。
至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轮廓已经清晰，9月14日，自民党代表团访华，9月25日北京时间上午11时30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到达北京。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一段话非常说明问题：“可以在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内解决问题。……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因此说，民间交流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一种量变的“积累”， 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尼克松的访华乃至中国的主动，田中角荣即便当了首相，也没有访问中国的理由和勇气。
“民间经济交流”是在中日双方政府支持下进行的，民间交流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一种量变的“积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民间交流”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尼克松的访华乃至中国的主动，田中角荣即便当了首相，也没有访问中国的理由和勇气。
2012年外交笔会年会暨第四届全体理事大会召开
2012年11月20日，“2012年外交笔会年会暨第四届全体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德广主持会议，常务副会长黄桂芳做了题为《锐意进取 砥砺前行》的回顾和总结发言。200多名会员出席了会议。
外交笔会成立于1993年，成员由曾在国内外交外事部门和驻外使领馆长期工作的前外交馆组成，其中很多是资深外交官。他们经历过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和难忘的外交场面，接触过很多外国领导人和著名人士，身边也发生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十多年来，该笔会的成员已撰写了4000多万字的作品，并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外交官丛书》、《资深外交官看世界》、《外交官笔情墨趣》等书籍。这些著作，对社会各界观察了解国际时事政治、传播国际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老外交官们已经成为当前外交题材和国际问题写作队伍中的一支活跃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