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39岁的博古陨落于晋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位24岁就登上中共权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过炫目而又短暂的辉煌。 很少有人把秦铁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联系在一起。70岁的秦铁开了一辈子远洋货轮。退休后，他又开始了另一个颇不平凡的“航行”――探寻父亲博古的历史轨迹。
未兑现的礼物
1946年2月13日，爸爸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从延安飞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离开延安那天，爸爸喊我的小名“侠儿”，问我：“我去重庆，你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红皮鞋！”我是长在延安的“土娃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双红皮鞋。
除了红皮鞋，我还要爸爸给我带一篓橘子回来。那时候觉得橘子都是给首长的，普通人轻易吃不着，所以我想让爸爸从重庆带橘子回来。爸爸笑着都答应了。
4月8日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延安机场接爸爸。飞机上一共有13名乘客，除了爸爸，还有王若飞，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李秀文、11岁的女儿叶扬眉和3岁的儿子阿九，以解放区职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也搭机回延安。
延安的气候一向干燥，可是那天偏偏起了大雾，淅淅沥沥又下起了雨，大约14点左右，低低的云层里响起飞机声。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越变越小，直到渐渐消失……大家有些失望，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妈妈说：“雾大，能见度差，飞机肯定返回重庆或者先降到西安，过两天会再回来的，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两天仍是阴雨绵绵，飞机依然杳无音信。延安与重庆、西安联络，两个地方都回答说没见过这架飞机返回。几天后，我们才知道，4月8日当天飞机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4月19日，延安举行了“四八烈士”公祭活动和追悼会，有3万多人参加。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而我一心想的是，爸爸答应我的东西是带不回来了……
特殊的家庭
我的其他5位哥哥姐姐都是父亲与第一位夫人刘群先所生的。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学学习，在一次会议上她与父亲结识，第二年5月两人结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亲给他取名“秦钢”，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和叔叔帮助带大。
1933年初，父亲与陈云从上海撤到江西苏区，已经怀孕的群先妈妈只能独自留在上海。5月，群先妈妈生了个女儿，取名“摩亚”。摩亚还没满月，就一直在无锡的姨妈家。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法供摩亚姐姐继续上学。摩亚给人做过零工，15岁时还被拐骗到四川，吃了不少苦。解放后，在组织的帮助下，大姐才回到我们身边。
长征时期，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组成红一方面军妇女队，她任队长。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群先妈妈生下了二哥阿福。1939年，中共方面决定把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送到苏联去治病，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都去了苏联。
群先妈妈离开国内时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吉玛”。没多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和金维映自此下落不明。吉玛姐姐一直在保育院长大。父亲1930年回国后，再没去过苏联，父亲生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妈妈自然也不知道。
1954年，吉玛姐姐和40多个在苏联长大的中国孩子一起回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是一张照片，后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写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是刘群先亲笔题写的。吉玛和摩亚一样，都从来没见过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也极为短暂。
“负总责”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忙。那时父亲的职务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编辑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父亲唯一一点“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如果还有闲暇时间，他就去翻译，他翻译出了很多著作。
1954年，我进入101中学读初中。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父亲有了概念，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里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父亲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了周恩来。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
“阅读”父亲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上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妈妈那时候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6个孩子太难了，可是却千方百计让几个哥哥姐姐都读了大学。
父亲牺牲后，他的很多资料由母亲保存着。1947年，中共从延安撤出时，妈妈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出来，她后来把父亲的遗物交给了大姐摩亚，包括父亲用过的一支派克笔、穿旧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毛毯，还有一个就是遵义会议的记录本。
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笔记本了。可惜的是，“文革”时大姐被抄家，她只好把这个本子给烧掉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张闻天的了。
父亲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检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妈妈那里。退休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这些材料，仿佛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和他一起阅读那一代革命者的心灵，重温他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