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1852-1924):译界之王 ◎林纾任教北大,有一门课在下午两三点钟,是人一天中精神最不好的时刻。 某日,当看到底下学生又开始昏昏欲睡,林纾把课本一合说:“现在为大家讲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振奋。只听他说:“有个风流的和尚,某日走经一座桥,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要听下去,林纾却突然不讲了,学生不干,请他继续。他说:“没什么,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了。”
学生的睡意也被他驱走了。
◎林纾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但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为最后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先儒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琴南先生善文,曾自负地认为自明代归有光之后,六百年来无一人古文可与己比肩。先生年轻时在故乡福州,就说过:“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
◎先生自幼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先生浸淫古文,研究欧阳修二十五年,研究韩愈四十载,终得古文神妙。
◎先生善诵。有次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先生以凄楚哀抑的声调,朗读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其声呜咽,似闻啜泣。学生中有身世同感者,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讲解这五字,费了一小时还没结束,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
◎他讲古文,极注重音调,每一篇的句读长短伸缩,抑扬顿挫,无不反复朗读,常令学生依他的音调,朗读多遍。并说好文章如朗诵得法,间以丝竹,其合拍悦耳的程度,与名伶所唱的好戏,并无二致。先生还说,只有操福州音,才能读得淋漓痛快,丝丝入扣。
◎1897年,先生四十六岁,夫人刘氏去世,正郁郁寡欢时,适逢友人王寿昌由法归来。王精通法语,劝之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以解愁绪。但林不识外文,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笔录之。刘氏之死与茶花女之死,使先生与小仲马有相同的心境,所以此书能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的效果。先生后来以如画笔调回忆当时情景:“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释,矧长安逢秋,百状萧瑟。”
◎新文化怒斥先生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先生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谁是谁非,在我心中至今没有定论。但先生是真正知道古典的美,发自内心疼爱古典。这一个“疼”字,把今天多少跑学术的人给比了下去。
◎少年时的林琴南,读书异乎寻常地刻苦。
进房间,他必定停下来,往门边的墙上瞧着什么,原来墙上贴着一张字条,抄着一段文章或者一个问题。林琴南要将它默诵一遍或想出答案,才进屋,否则就一直站在那里。
进屋走到书桌前,他也不立马坐下,原来桌上砚台压着一张纸条,他要读一遍或想通一个问题,才会坐到椅子。
他把自己独特的方法戏称为“抬头不见低头见”。
坐着,拿起桌上的一本书,闭上眼,随意翻一页,指一个地方,睁开眼瞄一下所指的段落,然后就背出上下文―――他要求自己对课文熟悉到这个程度。
别人从书中寻章摘句挑出一二,问他出处,他也能答上来,还往上串下连将整段背诵,如流水喷涌。看了文章,他将词汇整理归类,数数全篇用了多少好词佳句。然后掩卷思考,细细琢磨,加以领会。
◎中年以后,林琴南专攻唐宋古文兼及《左传》、《史记》等,对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特别醉心。据他自己说,至七十岁,治韩愈古文四十年。每得韩愈一名篇,就贴在案头,拿东西盖上,每天早晨掀开读一遍,然后盖上默背,数月后烂熟于心才换上一篇新的。韩愈文集他翻阅了十多遍。
◎晚年的林琴南,拒绝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邀请去做官,也拒绝了为吴佩孚作画。大隐隐于市,他躲在陋巷吟诗作画,“今日王城成小隐,修篁影里掩柴扉”(林琴南七十自寿诗)。据说,他很爱到附近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去吃饭,每次吃饭前,店家都要拿出早准备的荣宝斋上好书笺,请他把要的菜名写在上面,然后把那些菜单装裱成册,成为当时的佳话。
◎他一生浸淫古文研习,研究欧阳修二十五年,研究韩愈四十载,具有浓郁的古文情结,是清末民初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1918年林琴南在上海中华译书局《文学尝试》第一期上所载《论文》中说:“为文有两要:一曰获理,一曰适道。盖文有古今,而理与道无古今。自秦汉以至唐宋,虽间有统系派别之可言,必根于理而当于道,则一也。”他钻研经史子集,尊崇孔孟程朱,心仪韩柳欧苏,把儒学和古文奉为天下文人至要。他酷爱古文,几至痴绝,曾宣誓“拼此残年以卫道”!
陈独秀(1879-1942):独而秀,秀而独
◎毕业时候,师生照相。老师前排,学生后排。陈独秀和梁漱溟坐一起。梁漱溟谨慎,把脚放在椅子底下;陈独秀豪放,把脚伸到梁的前面。
相片出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独秀送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
陈独秀的气象,真是豪放。
◎沈尹默的书法练成,与陈独秀有关。有一次,陈独秀在朋友家看到沈尹默的字,批评道:“这个人的字,其俗入骨。”这句话让沈尹默耿耿了好久,发愿在书法上有番成就,后来果然如此。
◎陈独秀老家有独秀山,今人多以为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其实不然,相反,是陈独秀以独秀山而名。独秀山矗立在怀宁县境中部,孤峰兀立,笑傲天穹,山绝水长,独具特色。据当地地方志记载,独秀山“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形势突兀,条干所为,明柝可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
纵观陈独秀一生,起起落落,也可谓“独而秀,秀而独”。
◎徐志摩与陈独秀一次邂逅时,在《西湖记》中这样写道:
昨夜散席后,又与适之去亚东书局,小坐,有人上楼,穿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行路甚捷,帽檐下卷―――颇似捕房“三等侦探”,适之起立为介绍,则仲甫也。彼坐我对面,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歧如眉脊,线条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
(1923年10月16日)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1927年6月和翌年2月,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就义。陈独秀的姐姐陈筱秀帮忙整理后事,竟也伤心病死。其妻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此时皱着眉头说:“迂腐。”其实,陈独秀并不是不为儿子伤感,只是一切藏在心中而已。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陈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不过陈独秀却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们白天要在外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并想让两孩子回家居住。陈独秀说道:“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陈独秀在被公审时,需要请辩护律师。陈独秀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这在中国法制史上实属罕见。
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公审陈独秀,章士钊等五个律师为他辩护。陈独秀还是侃侃而谈,把公堂当作了讲坛。当时章士钊为辩护颇为得力,陈独秀却当庭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时论以为破天荒者。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曾经想说去延安。毛泽东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延安当时复电这样写道:“彼回党须符合三条件:一则放弃托派,公开承认错误;二则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则须于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向来傲气,见此则笑道:“书面检讨,恕难从命。”
◎1959年10月,胡适和友人谈话时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
刘师培(1884-1919):刘家四代治《左传》
◎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像一个活鬼。
◎刘师培携母带妻,与同盟会员苏曼殊一起,渡海来日本。
章太炎听闻后手舞足蹈,呵呵大笑,说:“申叔(刘师培)来了,吾道不孤矣!”汪精卫问:“申叔是何人,使你欣喜如此?”章太炎说:“兆铭呀,你不知道,此人是真正的绝世之才,国学界的凤凰,革命派中的狂人,更难得的是,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汪精卫诧异道:“二十二岁?那他的学问能有多高,竟可称其为国学界的凤凰?”章太炎微笑不答,一副陶醉至极的样子,瞑目吟诗道:“刘生今健在,东亚一卢骚。赤手锄非种,黄魂赋大招;人权光旧物,佛力怖群妖;倒挽天瓢水,回倾学海潮。”吟完了诗,章太炎大睁双眼,说:“这是别人赞他的诗,将他比作东亚的卢骚,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初入北大,刘师培疾病缠身。陈独秀对他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可刘师培在讲堂上只讲不写。一次,陈以学长身份听课,刘不知底细,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而且是用粉笔画了圆圈,中间加一点。刘书法拙劣,手不停颤抖,不愿写字。
◎1919年,正当以北大为阵营、《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为垒主的新文化运动义旗大张之时,刘师培跳起来与陈对垒,他纠集一班师生,创办《国故》,欲以之将“毁孔子庙、罢其祀”的新潮击退。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他更是不屑一顾,与其同仁黄侃大骂“八部书外皆狗屁”。时刘师培已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他算是最后一搏了。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而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张中行写道:“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吴宓(1894-1981):中国文化之申包胥
◎吴宓真诚。他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
◎吴宓老实。当时他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意思。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
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
◎吴宓一生知己是陈寅恪。吴宓、陈寅恪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宓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61年,两人在广州见面了。当时正值雨季,陈听说吴将来访,忧喜参半。写了一封信,密密麻麻教吴宓,到了广州后如何排队搭三轮车,如何换车,随身该带多少粮票。广州夜间很凉,要注意等等,无微不至。
8月30日,吴宓一路颠簸,晚间12点终于来到中山大学校园内的陈寓,入门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视物,发白甚少,唯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垂垂老矣却坚持不去休息,要在客厅等待“雨僧兄”。心中感慨,可想而知。吴在广州仅仅待了五天,临别时,陈寅恪怕他路费不够,硬塞一些钱给他。还写了一首诗相赠,其中两句: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似有感应,一语成谶。
◎吴宓赤忱。吴宓因同情原朱君毅之未婚妻毛彦文身世、遭际,遂对她产生了“柏拉图之恋”。
朱君毅是吴宓早年在清华的同学,毛彦文是他的表妹。二人青梅竹马,但毛之父要求她代偿三千元债务,才允许她婚姻自主。于是朱君毅在其清华同学及北京各校之浙江同乡中募集巨款,吴宓一人独捐五十元,是《募捐册》上所认捐数目最多之人。
谁知朱君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却决定与毛解除婚约。吴宓由同情而至于单恋,开始了追求毛彦文的漫漫征途。在此期间,他不顾亲友的劝说,毅然同发妻陈心一女士离婚,决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世事真有不可量者,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毛彦文最后竟嫁给年长她三十多岁的熊希龄为继室。
经此一事,吴宓相当消沉。当时他正主编《学衡》杂志,鼓吹复古,颇遭新文学作家的斥骂。这件事就更给了吴宓的论敌们以口实。在他决意同陈心一女士离婚之时,长辈亲友多不赞同。同为当年“哈佛三杰”之一的汤用彤先生(另一位是陈寅恪)谓“离婚之事,在宓万不可行,且必痛苦”,吴芳吉来信说:“离婚今世之常,岂足为怪。唯嫂氏无有失德不道,而竟遭此!《学衡》数十期中所提倡何事?!吾兄昔以至诚之德,大声疾呼,犹患其不易动人。今有其言而无其行,以己证之,言行相失,安望人之见信我哉?!”但这些都不曾动摇吴宓的决心,唯有陈寅恪是其知己,说“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1931年毛彦文与熊希龄订婚后,吴宓在其《文学与人生》课堂上向学生朗诵自己所作的解嘲诗:
吴宓先生之烦恼
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维特之烦恼》四首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做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学衡》却倡言“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时人不理解。
一次会上,吴宓以幽默的口气问:“为什么不叫胡适的却叫胡适之?”当时北京有一口头语,问人有何打算爱用“阴谋”。胡即对问:“你们《学衡》派有何阴谋?”吴曰:“欲杀胡适耳!”
◎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讲《红楼梦研究》,吴宓见下面的女学生没有座位,就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有风度的男生也跟在他后面去帮着搬,等女学生坐好后他才开讲。他讲“中西诗之比较”,好多学生有兴趣去听,没料到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学前儿童念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中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选自《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玉槐堂 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