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梯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庄子·知北游》这段看似大不敬的文句，却充满了想象、寓意和象征，引发了对古器物铭文有兴趣的学者的共鸣。
具有铭文的古代器物之所以吸引人，不光是其古老的韵味，而是它能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古器物的拓片上题跋，是文人墨客的一种雅好。始于宋元，盛于明清。文辞简短而精辟，借以抒发才情、追忆风流。
华人德认为，书法创作，可以狭义和广义观之。狭义，是指书法家通过构思创作出新颖之作；广义，是指书法家通过数年、数十年的探索，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本身是体现书法家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因此，书法家写出的作品也就成了艺术品，其个性气质、情趣追求等都以潜意识流露于作品。
甲骨、砖瓦、画像石、青铜器等古代器物的刻字、图案或铭文，在华人德的眼中，都成了解读历史的密码。借此，可以还原先民的生存状态，找寻那些被遗忘的书法家和工匠的审美趣味。
作为学者型书法家，华人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题跋风格。与其他书法家不同的是，他不仅仅将这些器物作为碑铭学、考古学或艺术史的物品来看待，更多的是把它作为激发联想的承载物。凭借他对国学经典的厚积薄发，信手拈来，采用将文本与图像并值的方法，来阐释古器物或拓片的意象。
更令人击节的是，华人德往往并不选择与图像完全对应的段落。他选择的文句，因其文采与张力而超越时空，使得文本与图像虽未言明，却相互关联，产生了妙不可言的想象空间。
深入研究华人德的题跋书法，不难找到其创作路径：
首先是确定题跋对象的制作年代、出土地点和拓片主题，以此生发想象；其次是选择文本，通常寻找创作年代与拓片实物年代相近的文学作品，集结制作拓片实物的艺术家或工匠，实现与同时代文人的对话，诠释、升华拓片内容和意境；最后是选择与拓片实物年代相吻合的书体，做到“原汤”与“原食”的完美统一。也正是通过上述环环相扣的三部曲，才确保了对话的主题、对话的人物、对话的场景，既跨越时空，而又不至于穿帮。
二
上世纪60年代，董作宾先生在《甲骨文六十年》中写道：“甲骨文成为一种学问，也是新近的事。五十年以前，不但世界上没有甲骨学，连甲骨两字也不曾放在一起过。”
甲骨，是龟甲、兽骨的合称。从出土情况看，古代甲、骨并用的占卜风俗兴于郑州二里岗文化时期，至殷商文化时期达到鼎盛。西周以后，王室最高统治者的甲骨占卜风习日渐衰落，唯卜甲仍流传后世。今所见古人频繁地使用甲骨进行占卜记事，是商代后期社会的突出特征。
《屯南》2172，是殷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73年出土于殷墟小屯村南地，品相端庄大方，可以说是殷墟出土甲骨中非常精美的一片，形状甚至有些像甲骨文中的“骨”字。国家邮政局曾以此向全球发行纪念邮票，也屡屡用于图书或宣传册封面，俨然“甲骨明星”。坊间久有“一片甲骨惊天下”之说，或云“此片是也”。
《花东》3，上世纪90年代初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共十七条卜辞，凡一百二十四字。其中有“辛卜，贞：往玄鸟，疾不死”。有学者认为，“往玄鸟”可理解为前往“玄鸟”图腾神之宗庙祭祀，“疾不死”，为祈求病人之不死也。《花东》3刻有“玄鸟”二字合文，此乃殷墟契刻中仅见也！其学术价值，至为重要。
玄鸟，通常理解为“黑色的鸟”，又被许多学者解释成燕子。说起玄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经·商颂·玄鸟》，联想到这首诗讲述的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多少年来，人们都以为“玄鸟生商”仅仅是后人附会出来的故事而已，《花东》3“玄鸟”合文的出现，使文献记载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
从考古、文物、文字、文献、书法的视角，《花东》3与《屯南》2172，两张拓片摆放在一起，一甲一骨，尺寸相仿，字数相近，且残缺大小相当，左右对称，真乃天作之合。
华人德先生欣然为甲骨拓片题跋：
此所拓殷契甲骨二片装成一卷，其龟甲刻辞乃祭祀玄鸟，以祈求有疾者不死。商奉契为始祖，其母有娥氏之女简狄，吞玄鸟之卵有孕而生契，故殷人奉玄鸟为神灵。卜辞中玄鸟二字合文为殷契中仅见，可证《史记·殷本纪》传说有据。其兽骨一九七三年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南地，残存卜辞十一条近百字，乃问卜时王田猎之事。二甲骨契刻皆精美，拓工亦佳，堪称合璧。辛卯年仲春人德跋，时年六十有五。
接下来的一段小字更是精彩。先生为华姓溯源，史料丰富，妙趣横生：
吾华姓始自周朝宋国太宰华督。督乃戴公之孙。周武王克殷，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霍叔为傅相。武王崩，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武庚与三监作乱，获诛。乃命纣王庶兄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微子仁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微子卒，立其弟微仲衍。微仲后八世九传至戴公。其孙督为华氏，故华姓皆商之后裔也。人德又跋。
在另外一张宣纸上，华先生用他最具特色的隶书，抄录了《诗经·商颂·玄鸟》全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旃十乘，大糟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
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此三段跋文，分别以行书、行楷、隶书三种书体题写，既有考证，又有故事；既客观严谨，又生动有趣。
华先生精心挑选了七枚印章，既使作品在形式上完整，又点缀得恰到好处。印文传递的内容和信息，更加巧妙地营造出了特殊的对话氛围。
华先生说，书法家下笔每作千岁之想，未必就能写出佳作来。但针对某一件作品的创作而言，精心构思、刻意经营，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如此精美的拓片上题跋，马虎不得。从研究拓片、构思，到创作，确实下了一番工夫。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跋虽由殷契而生发，但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甲骨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的范畴，为这对神秘的甲骨平添了几分浪漫和诗意。通过对甲骨拓片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巧借《诗经·商颂·玄鸟》，思接千载，浑然天成，把三千多年前先民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生动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件甲骨拓片题跋，堪称华先生题跋书法的精品力作。他的创作过程，既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互动，又是一次打捞经典文化的寻根之旅；既承载着殷人创造的古典大美，也展示出当代题跋书法的大彻意境。
三
谈起自己的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路径，华先生引经据典，诙谐生动，发人深省。
华先生说，他最终选择了碑学途径，就是受了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治学思想的启发：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顾炎武一篇论学的信札，云：“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这篇信札原是有人问他“近来《日知录》又写成几卷”而写的回信。顾炎武对当时一些文人纂辑前人的学识、文章，以为自己的学术成果，用鼓铸旧钱的比喻，来加以评斥，同时回答来信者说：你是把我的著作当废铜来看了，我一年来“早夜诵读，反复寻完，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这些话对我学书的取法，启发甚大，使我下决心不再碰古代名家的字，而广泛搜集秦汉至南北朝间的各种碑刻、铜器、砖瓦、简牍、写经等非名家书迹，庶几采山之铜。
“非法非非法”是华人德艺术创作的座右铭：
《金刚经》有“非法非非法”语，这句话用于书法创作，真可“一句顶万句”。姚孟起《字学臆参》中引用了这句话，说道：“内典《金经》云：‘非法非非法’，书家悟得此诀，何患食古不化。”
“非法”，原意是如来所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法。佛所讲的各种法，各种道理，不能执著。而若你认定自己是什么都不执著的，那么你已经执著了。所以要“非非法”，“非非法”也不是没有固定的法。姚孟起“郢书燕说”，用来论书，我觉得极受启发。“法”若用来讲笔法、结字法、章法等，就是要打破这些成法，即“非法”；又不能不遵循规律去乱来，即“非非法”。孔子年七十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境界。老子讲“道法自然”，自然界看似无序，其实无不遵循规律运行。
华人德以八仙中的铁拐李作比喻，批评当今书坛有些人一味追求出奇出新：
我并不反对有强烈个人面貌的创作或者奇拙丑怪的字。奇拙丑怪的字要能耐得住看，这不是胡涂乱抹就成的，或许比规整美观的字更难写。八仙中铁拐李是得道的仙人，得道成仙才是其本质、其内涵，人们才会亲近崇敬。不然，光是缺胳膊断腿的邋遢乞丐，人人都会避而远之。
中国的八仙文化甚有道理。八仙过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俊美潇洒，有丑陋怪异，各显神通，和而不同。若一个葫芦上坐了八个都像铁拐李似的丑陋的人，就成搞笑了，就同而不和了。
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末年，鲁国的季孙行父秃顶，晋国的邪克一只眼睛瞎了，卫国的孙良夫是个跛子，曹国的公子手是驼背，同时出使到齐国访问通好。齐国特地安排让秃子为秃子驾车，独眼者为独眼者驾车，跛脚的为跛脚的驾车，驼背为驼背驾车。齐顷公的母亲在楼上见了和众宫女取笑为乐。齐国这场搞笑，激怒了邪克，发誓要报复，终于引起齐晋鞍之战，齐国失败，顷公被俘。
跟风学丑怪的字，是个不好的现象。就像以出怪样去吸引人，总没有以高尚的品格去感动人好。丑怪的字，大家都学，艺术就变成搞笑了，书法也可能异化，隔几代人，就看不懂好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