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冯亦代先生和董乐山应邀来上海讲学。正巧董鼎山也自美来沪，便一起到复旦大学与师生们座谈美国文学。 次日，我们几位难得相聚的老友，在一起会餐，席间，我向冯亦代敬酒，还请他代我向黄宗英问好。
我与黄宗英不很熟悉，可是在“文革”初期，我们因都是“黑帮”而同“牛棚”，发生过几件事，我至今不忘。
“浩劫”一开始，三名三高人物“劫数难逃”。一边交代，一边劳动，有一次黄宗英和我被分派去搬沙发，两张皮革大沙发，从一幢大楼的三楼搬到另一幢的二楼。平地走还好，上下楼梯转弯抹角，十分困难，我们不是搬运夫出身，不懂其中窍门，只会硬拼硬上。我那时体质虽羸弱，见黄宗英更是瘦骨伶仃，我想男子汉应该照顾弱女子。黄宗英突然对我下命令：下楼时，她在前面，上楼时她在后面，我先懵懂，在搬运时才明白，因为她长得比我高，下楼时如果她在后面，重量会压在前面一个人身上，上楼时如果我在后面，她人高，重量下倾，我将负担非常吃力的“重任”。一只沙发搬定后，我们汗流浃背，第二只沙发搬好后，两人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她还关心地问我：“累吧？”我知道，她比我更累。
“造反派”一出世，黑帮变成牛鬼蛇神，受到更多灾难。有人出主意要我们挂上“黑牌”，黑底白字写着各人的罪名，还严格规定，一进厂门就挂上，吃饭、休息、劳动都不许摘掉。当时，从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特别多，看到挂黑牌的就揪斗！我们简直无藏身之地，文学部的牛鬼分隔在三个房间，羽山、黄宗英、王世桢与我是同室，有一次，外地来的红卫兵，踢开一间间房门，将在里面的“牛鬼”，一个个“斗”个不休。快要临近我们这一间时，黄宗英拿着一把椅子，走到门口，回头对我们三人说：“你们在房里不要响，他们主要是‘斗’我，我一个人出去！”说罢，从容地开门出去，又把门关上跳上椅子，向革命小将认罪“我是黄宗英，我有罪！”我们在里面听到一片凶猛的“打倒”声，真为她揪心。足足斗了一个小时，“小将”们精疲力尽，终于撤退。黄宗英回到房里，脸色苍白，摇摇欲倒，额上冷汗直淋！
“造反派”有令，黑牌要挂到出厂门，扔进门口的一只箩筐里，黄宗英不愿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露面，因为门外有很多群众围观等待，不得不等到天黑。我怕她一个人不安全，也留下来伴她，眼见天黑，厂内肃静，我们正准备动身，突然出现一群“红卫兵”在走廊里嘶叫：“牛鬼蛇神出来！”别的房间已空无一人，红卫兵却不甘心，就在门窗外用手电筒向房间里探照。宗英与我不免紧张，她准备挺身而出，我连忙拦住，我们出于无奈，两人躲在电筒照不到的大写字桌下面，我听到红卫兵到我们的房门前，先敲门狂叫，然后一个踏在另一个背上，敲碎门上的窗玻璃，伸进电筒四处乱照。宗英悄悄地对我耳语：“万一被他们发觉，我一个人出去！”所幸“光明”并未落到我们身上，终于逃过难关。
造反派强迫我们学唱《牛鬼蛇神嚎哭歌》，我们只得硬记、硬背、硬唱。最后，造反派还要黄宗英一人挂了黑牌，押着去海燕厂，教赵丹等人唱。黄宗英神志昏晕地回来，坐在我对面，一阵怪笑，我担心地唤她，她“哇”的一声，伤心大哭。她那令人悲痛的笑声和哭声，始终萦绕在我耳际。
最近读了冯亦代的《大病小记》，知道宗英为了他突然发病，不管自己将动手术，赶到北京，在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后，竟至“休克”。在亦代恢复时，她又百般鼓励。这些动人的叙述，引起我对她在“浩劫”中的一段段回忆，一个人在危难中才显出本色和品格。不管别人如何说，我对宗英还是钦佩和尊敬。
她保护周璇的遗物
1966年的夏季，似乎比往年更炎热、闷炙，而且显得特别沉长。每天清晨，天空刚露晨曦，一轮红彤彤的旭日喷薄而出，向地面闪射炙热的光芒，一直晒到黄昏，使整个上海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热潮中。
这一年，也是“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第一年。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序幕蓦然揭开。一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小丑粉墨登场。他们怀着颠倒历史的野心，从台上跳到台下，率领一大群晕头转向的虾兵蟹将，闯进每个角落胡作非为，使整个上海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如临末日。
坐落在徐家汇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又是首当其冲，从厂内杀将出来的“造反”英雄，把厂牌砸得粉碎，狂呼“老朽滚蛋！”把一些“三名三高”人物――有名声、有成就的编、导、演和技师们，一夜之际打成特务、叛徒、汉奸、右派、反动文人等“牛鬼蛇神”，挂黑牌示众，戴高帽游街。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厂里来串连。有人想趁机看一看著名演员的真面目，有人借口批斗，对那些驰名海内外的电影明星横加侮辱、殴打，显示自己的“革命”威风，也趁此发泄因嫉妒而产生的仇恨。
曾经是电影编剧的黄宗英，两年前已经离厂。可是“造反英雄”不肯放过，特地派出一队人马，把她从上海作协揪回，任由串连的好汉们批斗，还勒令她在三楼文学部的牛棚里写检查，交代她在电影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时，进牛棚的人，规定一清早就来厂报到，打扫准备自己挨斗的会场，洗刷供应“造反英雄”们享用的食堂和厕所。黄宗英怕在路上被人发现，遭到围攻，总是在天色朦胧时，头上围着一块浅蓝色的头巾，半遮住脸，匆匆经过行人稀少的小路，悄悄闪进电影厂大门。
有一天，她意外地到得稍晚一些。比她先在牛棚的沈寂，发现她一进门就精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又小心把一件用头巾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放在桌旁，然后默默阖上眼皮，像在这难得的片刻安静中，郑重地思考着心事。
“昨天夜里又没睡好？”和她对桌而坐的沈寂问她。
在文学部的牛棚里，黄宗英的遭遇比其他“牛鬼蛇神”更为痛苦和不幸。在白天，“造反派”来串连，点她的名到牛棚来搜查。黄宗英怕别的牛友为她陪斗而受累，只要一听外面叫到她名字，就一个人挺身而出，到门外去坦然“认罪”。到了晚上，别人回家喘气，养息，黄宗英却过得比白天更紧张。几乎每夜总有一伙男女，臂上挂着各种队号的袖章，闯进她家，强逼她和赵丹站在窗前，无休止的无理文斗加上凶狠的武斗。有时一连三场，从深夜一直斗到第二天天亮。
“昨夜又来了一群造反队。”黄宗英回答老沈。后来，人们听说“造反派”把赵丹推倒在地，用皮带猛抽。周璇的孩子从隔壁房里冲过来，扑在赵丹身上，黄宗英不忍心让孩子挨打，也扑上去抵挡……
电影圈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一代歌星周璇病重时，吴茵、黄晨和黄宗英对她精心照顾；周璇死后，她的孩子就一直留在黄宗英身旁。有人说：在几个孩子中，黄宗英最喜欢他，他对黄宗英夫妇也最亲近，最有感情。
“我不能让周璇的孩子为我们受苦。”黄宗英忽然向窗外眺望，又将刚才放在桌边的那包东西拿在手里，自言自语地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今天一定要把它交上去。”
“这是什么？”
“周璇的遗物。”黄宗英凄然地望着它。她自己的财物，包括衣饰以及纪念品都被洗劫一空，几乎一无所留，却想尽方法保存了周璇的遗物，“我很担心，如果被不明身份的人抢了去，我怎么对得起周璇。”
她一面说，一面用纤瘦的手指把头巾解开，里面是一只长方形黑灰色小铁匣；她又揭开盖子，匣面上遮着一层白布。她没有把白布掀去，只恻然地凝视着，喃喃地轻声自语：
“这是周璇遗留下来的……”
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所唱的两百余首歌曲流传了几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她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歌星。可是她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动乱时代的脚步为她踏出一条曲折的生活道路，无情的社会又使她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最后发疯至死。她在人间不满四十年。受了近四十年折磨。她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挣扎，终于惨遭逆流淹没，留给人世的只有她心爱的孩子和这小小的铁匣。从这小铁匣里可以想到她生前曾遭受过多少欺凌、侮辱和迫害，这小铁匣将向人们倾诉周璇辛酸而悲惨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