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呈现了一场精彩的闭门会，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召集了全球20余家跨国公司的CEO们，一起分析研判了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投资环境和可能的投资机会。
这场闭门会没有对媒体开放，跨国CEO们的对话背景可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长17%，达1.5万亿美元，超过了危机前三年的平均水平。但是，FDI流入量的增长主要不再由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增长11%）推动，而更多的是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35%）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增长31%）驱动。
中国2011年的FDI达到11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但最后两个月的FDI呈负增长。进入到2012年的前4个月也持续负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织也调低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调低到3.25%）。这些情况表明，2012年全球和中国的FDI增长仍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因篇幅所限，《博鳌观察》遴选了部分精彩观点，以会议综述的形式为读者作扼要呈现。
跨国公司能做的事情比想象的多
在鲍尔森看来，对外直接投资总是包含着极大的矛盾。首先，它非常有价值，接受投资的国家都很受益。而外商愿意对一国投资，正说明是对该国的最大信任。但是这样的价值与被投资国的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却不匹配，甚至有时社会公众对FDI充满了恐惧和憎恶，由此而产生了政治层面上的阻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最需要外资的国家，却又是最抵触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实际上，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却感受和体会到了各种歧视。”
在这种充满悖论的环境中，跨国公司能主动做的事，会比想象的更多。鲍尔森说：“我做企业的时间比做官员要长很多，企业家总是呼吁政府给予更多的好处，但是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即使政府按照要求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企业家仍然会有各自的想法，因此企业自身必须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比如对政府的各种规定、对政府能做好和应该做好的事务进行说明、阐释和答疑，是企业能比政府做得更好的事情。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中，对外直接投资功不可没。长江管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开放性。在世界重要的大型经济体中，很少有比中国经济更为开放的，因为中国七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和对外贸易相关。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少得可怜。这说明中国相当开放，对来自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需求庞大。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企业与百事可乐、爱立信等很多跨国公司一样，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入国，再过一年就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2，长久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非常独特。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占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来自中国华为公司的副总裁蒋亚飞表示，华为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的销售额达到320亿美元。现在华为正在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进程，在海外的子公司都制订了自己的本土战略，目前的本土化率达到了75%，华为希望下一步从层面上、数量上都继续提升本土化率。
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很赞成平等互利的原则，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优化地配置资金、资源和技术，毫无疑问，这对全球经济都有意义。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情况，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会不一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技术比较落后，虽然有资源，却很担心这些资源会被别人拿去。所以在过去很多国际会议召开时，都能看到当地有很多人在会场外游行，反对全球化。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猛烈，应该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逆转。尽管这最终改变不了全球化进程，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艰苦的过程。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面临一个新的调整过程。过去的许多规则，由于历史原因，都是由发达国家来制订。未来的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重新制订和调整规则。在此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新兴市场的利益要求，要真正做到互利，就必须修改规则，否则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延缓。
对于正在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马蔚华行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毫无疑问，中国肯定要提供支持。支持援助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去直接投资，但在现实中，中国到欧洲投资遭遇了很多限制。也可以加大中国对欧洲的商品进口，但事实上，有很多产品进口又有限制，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限制更多。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中国买他们的债券，可这不符合互惠的原则。盟国都不肯买的债券，让中国买，这当然不合理、不现实。
危机下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与会CEO们认为，当今各国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因而适用不同规则。全球化模式是在起作用，但还不完善，应该予以发展和变通。在金融管制、环境检测、包容性增长这三大方面，重点应放在各个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平衡上。新的治理模式，不能只考虑发达市场通行的规则，而必须是以一种“全球+本土”的方式逐步演变，为世界各个国家量身打造全球规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相互忍让，而不是从全球化这一概念向后撤退。
鲍尔森对全球治理模式的看法并不乐观，“我们其实不会达到全球治理，因为很难达到。我们某些现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开始显现老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人们才特别倚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把所有规章进行统一未必是好事。对环保产品和服务征收关税，把清洁技术拒之于各种市场之外，肯定是不道德的。很明显大家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他还以美国为例，阐明了阻碍全球治理模式建立的更深层次原因。
“在美国，我们一向自诩说自己的市场最开放，但是在证券领域有很具体的限制。我的中国同事总希望告诉他们哪些领域可以投资，哪些领域不可以投资。其实，看看中国企业在美国所做的投资，看看并购的数量，不成功的案例其实很少。大约95%的并购最后都能得到批准。毫无疑问，在政治上这些并购不受欢迎。哪个国家的政府恐怕面对广大民众都不能高呼‘我们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或‘让外国人来竞争吧’。许多中国企业感觉我们不够开放。如果跟市长、州长谈促进投资，在接触地方政治时，就会发现美国其实对外来投资的需求和意愿都很大。”
CEO们也都认为，“企业自身其实都没有好好地宣传全球化的概念。大家不擅长解释全球化的好处，或者把竞争者引入国内或当地市场的好处，我们要想让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化继续发展，关键词就是互惠。我们既要擅于解释为什么需要走出去投资，也要擅于解释为什么行业的竞争者可以到我们的地盘来投资。”
鲍尔森给跨国公司4条意见
1要做好投资本身
好的投资必须对各方都有利，对股东有利，对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利。特别是投资的当地国，如果投资能够让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并能消除部分收入、就业等不平等现象，那么投资的各种阻力就会减小。
2准备好政治顾问
即使政府已经尽力，投资法律法规清晰明确，经济环境对外资很有吸引力，并且在长时间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投资一样会遇到政治问题。所以鲍尔森指出：“跨国公司要做好投资，除了有很好的金融顾问外，还需要有很好的政治顾问，这一点不容忽视。”
3欢迎对手来自己地盘投资
跨国公司往往支持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旦他们发现另一公司进入其市场竞争领域，就会游说政府反对他们。鲍尔森开玩笑说：“大家都喜欢竞争，但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地盘竞争。”
他认为企业需要在打开国外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市场都是国内市场，每一项进口都能给整体经济带来益处，增强生产竞争力并保持产品低价，这才是真正的互惠。
4各个跨国公司都应该鼓励各国政府继续改革，把蛋糕做大
例如在中国，需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内需比重，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断继续，让投资人不断在该市场投资。
共同的抱怨：原油价格太高，高得离谱。
看2012投资环境：现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充满机会也充满不确定性。有人反对—特别是那些有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国家，认为外国投资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和储蓄的平衡。有人欢迎—因为对外投资能够拯救某些国家的经济窘境，会受到当地的欢迎。
看好的新投资方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性标准是要看损益表以及投资回报率等经济数据，但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和荷兰，金融和整体投资环境稳定，特别是创意设计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都成为强烈吸引外资的条件。
对新经济体的要求：加大力度放松对汇率、利率、股市，甚至股价的管制，政府的作用应该进行调整。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继续由政府提供，但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应该交给企业来完成，这样才能促进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环境：1.目前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薪酬都呈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增长太快，中国已不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制造业国家，这已导致FDI负增长。
2.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全国性的增长，是中国大部分人口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必经过程，也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3.中国市场必须更加公平和开放。而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还有明显的障碍，例如在证券市场领域。
4.中国的私营企业抱怨自己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权，可是跨国公司却两者都具备。CEO们呼吁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应当获得这方面的权力。5.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投资。但从长远看，投资能否持续值得怀疑，因此必须创造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
看中的人才：
各国人才和教育的质量千差万别，他们需要真正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人才。这些人才服务的地域是投资当地国，但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能力。
Robert Kimmitt谈美国投资环境中的政治因素：
1.本届美国政府是35年来，第一个由总统公开发表投资政策声明的民主党政府，把驻外主要大使馆的资源整合起来创建的“选择美国”计划，也意在吸引投资者来美国投资。
2.美国2007年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使得投资过程更为投资者所理解，尤其是必须在决策中综合考虑商业、金融和政府，分析各种因素的投资者。
3.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投资问题将会特别棘手。明年会好得多。这就是一个政治因素。
如何看待印度的投资前景：1.人们担心自然资源的流失，担心印度的资源价格过低，轻易被外国公司剥夺占用。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资源体系，既让资源能保证供应，又能保证价格，还能保证不会受到市场的干扰？这个话题在印度引起很大的争论。在争论没有结果之前，这种资源流失的担心对跨国公司和印度公司都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2.印度今年的GDP增速预计可以达到7%，以后可能会达到9%或10%，但贫富差异的悬殊，让更多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3.最新的挑战则来自零售业对外资的开放，这在印度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忧虑贫富不均会因此进一步加剧。
4.印度企业的CEO们欢迎外国投资也希望贸易平衡，印度卢比经不起继续贬值，一定要保持金融支付体系的平衡。
韩国企业家很享受全球化：
1.韩国对美国有直接投资，这与他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一样成功。
2.美国与韩国之间各项资源产品的贸易公平合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和相互投资都非常顺畅。
中日应相互投资
过去1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400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但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几乎为零。在鼓励日本公司来华投资的同时，中国公司也需要对日本增加投资。
去日本和谁谈投资？
在日本，与中央政府谈对外直接投资，和跟地方或城市政府探讨，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地方的市长们非常关注增加就业岗位，希望外资建企业、增加就业。中央政府的情况却变得比较复杂。
日本投资环境如何？
但日本的投资环境堪称全球典范，不仅比中国做得好，也比美国和欧洲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