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诗经·小雅·正月》 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 ——（英）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一
《大武汉记忆·商海传奇》、《大武汉记忆·浮沉录》系由史见炯炯的湖北评书艺术家何祚欢先生率其团队，运用田野考察法和深描记述法，历时数年，访问武汉诸商号创业者、艺界人物及其亲属、员工，口授笔录、钩沉整理，成就的一部近世武汉市井社会口述史。何团队三年中采访到1949年以前从商当老板、店员及学徒的亲历者共计24人（有的接受了多次采访）；改革开放中的创业者14人（也有接受多次采访的）；亲历者的后代（绝大多数为当事人的子、媳、女、婿，只有少数为第三代）50人；亲历者的亲戚、下属、学生等31人。采访对象的选择，不以企业大小、知名度为主要标准，而以企业业态、经营思路为线索，并强调细节、强调家庭生活变迁，达成如下目标：（1）记录武汉工商业者生存的多种形态；（2）以细节印证历史；（3）抓住口述者的“自然流露”，保证史料的真实性。
近现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交会的大变革时期，而华中重镇、九省通衢之武汉恰恰处于变革的聚焦点，向来是历史记述的重要对象，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段落，武汉都是述史重地。然而，以往文史家较多注目朝章国故，倾力于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也多依凭官方统计资料，故昔之史籍所记多为社会上层的鼎革变迁，市井民间往往语焉不详。其实，市井民间的记忆，正展示了历史的根基处，多彩多姿的生趣寄寓其间，诚如明末俗文学家凌蒙初所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初刻拍案惊奇原序》）我们读到的这部《大武汉记忆》，便通过对商民、艺人“日用起居”的记述，以“耳目之内”的生活画面，特别是经济情景（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展现近世社会“谲诡幻怪”的变迁，并突现各色人等的升降浮沉、喜怒哀乐，提供了大量经济史、社会史、民俗史的细节，丰富了武汉全史不可忽略的基础部分。
仅就武汉工商业经营史而言，这部《大武汉记忆》便发掘了民国时期工商业的多种业态、多种管理方式：从原始的以物易物，到现代的股票期货，从小摊小贩、“家族公有制”到股份制公司、职业经理人，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民族工商业及武汉现代化的认识。
二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武汉现代化自有其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自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获得利润的轻工业起始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67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只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军工洋务”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也主要为“强兵”而设，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卢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麻丝布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并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形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而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诉、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则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的坐镇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致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留下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1875—1941），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分典卖；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被称为“纱业大王”的李紫云（曾任汉口总商会总理），轧花业巨子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1881—1967），商界名人贺衡夫（1888—1968）、周苍柏（1888—1970）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 三
为保存关于武汉近代民族工业的记忆，以下陈列一份并不完整的清末民初兴起的武汉工商业闻人或商号（标以引号）名单：
唐瑞芝：茶行巨子，被西方媒体誉为茶商拿破仑
唐翘卿：（唐氏兄弟在上海、汉口设茶庄双总部）
“叶开泰”：药业巨子，老字号，有370年历史，比肩“同仁堂”、“胡庆余”、“陈李济”
李国伟：荣德生女婿，持有汉口申新纺织四厂13.2%股权
周文轩：轧花机大王
徐荣廷：纺织大王
刘子敬：金融、纱业、地产
李紫云：纱业大王
周苍柏：银行家（女儿周小燕，当代著名音乐家）
曹祥泰：百货、食品、日用
刘歆生：地皮（产）大王（汉口首富）
周显棠：货运、金融、纱业
黄文植：盐业、纱业
韩慧安：娱乐大王（经营百货，又经营汉口大舞台，即今天的人民剧院）
刘鹄臣、刘逸行、刘季五家族：经营纺织、金融、水电
周仲宣：机器大王
张松樵：纺织
刘谷臣：纺织
蒋衡夫：盐业巨子
宋炜臣：水电、火柴大王
顾润章：机器
苏汰余：纺织、银行
宋立峰：纱业
这里罗列的实业家不乏留学美国、日本的知识型商人，其中有少部分是上海、汉口双号，类似今天的双总部。除了自主型实业家，汉口还活跃着另外一支商人群体，那就是买办，即外资的中国经理人，其中有怡和洋行的买办黄浩之，安利英洋行的买办王蔼臣，永兴洋行的买办姜德田，亚细亚洋行的买办涂坤山、王伯年、蒋佩林、刘可岩等。
上述工商业家族多在20世纪30-50年代湮灭，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或明治初兴起，经明治一大正一昭和间的发展，直到今天，一二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印度的塔塔财团，创始人詹姆谢德·塔塔（1839—1904）经营贸易、纺织诸业，与清末民初诸工商业者大体同期，然塔塔财团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不辍，已成世界级钢铁、机械、电力、金融公司。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没有一家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企业。这是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此种状况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家政策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民营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就武汉而言，一批民营企业家及其企业脱颖而出，已展现出开阔远大的发展前景。下面陈列一份并不完整的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的名单：
“众友”与周毅
“竹叶山”与陈志福
“太和”与丁凤兰
“凯威”与姚志华
“东湖创业”与龚伟
“华天园林”与范双涛
“宏宇”与王道友
“天丰”与朱晖
“猫人”与游林
“光谷激光”与陈海斌
“神龙”与刘卫东
“小蓝鲸”与刘国梁
“中建二公司”与易文权
“智能电梯”与陈纯星
可以预期，这些企业及其企业家还会遭遇种种曲折坎坷，但比民国年间的一纱厂及李紫云、震寰纱厂及刘鹄臣的发展机遇优越得多。
四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早于多数内地城市，故就时序言之，在全国处在中上级次。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麻丝布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卢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在屡次“秋操”中领先。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则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武汉的进展。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远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十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武汉若要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需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像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定。
1960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日本和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至今被视作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一次里程碑。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定的标准中，第一条便是“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于城市和整个社会不断上升的城市向心趋势”。可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核心指标。作为现代都会的武汉，在近140年间，大量吸收周边县区（如黄陂、孝感）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知识分子，形成华中地区“城市向心趋势”的最大典型。其城市化路向与上海、天津、广州等滨海都会有异有同，仅从“城市化”这一意义言之，武汉市的现代化研究，便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武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反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先贤筚路褴褛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 五
鉴于武汉近代工商业的卓越成就，《大武汉记忆》口述笔录的重点，放在武汉诸商号上，其中尤其注目于“名店”的家史。这本口述史将“名店”界定为：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工商世家。老武汉人知道，清民以来武汉的“四大名店”为：叶开泰、谦祥益、车和顺、汪玉霞。本口述史通过其家族成员娓娓道来的陈述，展现这些“名店”艰难创业、兴旺发达、衰败破产及中兴再起的跌宕起伏历程，活脱脱地昭显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崎岖坎坷的发展轨迹。
这部口述史记载了老武汉人熟知的西药房“郑大有”、中药房“刘有余堂”、“陈太乙”，杂货店“曹祥泰”，金号“邹协和”，钟表店“亨达利”，饮食名家“老通城”、宝通寺素菜馆等等，这些商号曾经遍布武汉三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武汉市民，早年间我们不仅常去那些店铺购物，还可能遭遇其中人物。先母曾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我读中小学时住省图书馆达八年之久，课余时间多在阅览室度过，无意间结识一位面白微胖、言动儒雅的中年人，他先是有兴趣于我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整日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于是相谈，共同话题、相近识见不少，从中我发现，此人文史知识渊博（他自称毕业于武汉大学）。相交日久，他讲起身世、家道，方知此人是武汉赫赫有名的商号“曹祥泰”的二代老板曹美成，那时正值“公私合营”之后，作为“资方”的曹氏已清闲少事，故常来图书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几分遗憾：当时未能详询“曹祥泰”历史细节，更未能将美成先生的口述记载下来。现在读到的本口述史中《我所知道的曹祥泰家族及产业》一篇，甚感亲切，并稍能弥补遗憾，但口述者已远不及当年我面识的曹美成与“曹祥泰”关系的直接。于是油然而生感慨：口述史工作进行得愈及时愈好，有些宝贵的材料会随时间迁衍而永远流逝！
何团队抢救了一些史料。有的口述者接受采访后不久即去世，有的讲完后不久就瘫痪了。祚欢兄曾对我说，时下采访的多为诸商号的三四代后裔，虽抢救到一些宝贵史料，但惜乎许多实情失忆，如果此一口述史工作早20年进行，诸商号的第一、二代人物健在，所述必更翔实，价值更大。
本口述史还记载“东湖之父”周苍柏及其家族的创业史，以多层级的生活画面呈现了一位实业家及其歌唱家女儿（周海燕）的风采，为优游于美丽的东湖风景区的今人提供了富于教益的故事。《集家嘴米市风情录》告诉武汉人多年来食用的川米、湘米是怎样营运于三镇的。《杨楼子榨坊的400年沧桑》则报告了香麻油传统工艺承袭中的人物的心路历程……
历史是现实的借鉴，是今人的导师。而这种借鉴及导师功能的发挥，首先依凭真实的史料。以往的史籍主要取材于前朝实录，多为官方文件、史官记述，文饰、失真处不少。近人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相比照，丰富了史料来源，推进了古史研究。陈寅恪提倡“以诗证史”，将丰赡的古代诗文作为研史之佐证；顾颉刚则用民俗证史。这些努力都扩大了史料范围，把史学研究从主要依赖上层信息引向兼顾下层，从而为揭示历史生活的真实创造条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倡导口述史，以之作为现当代史的重要材料来源。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的系列口述史著作如《胡适自述》、《李宗仁自述》、《张国焘自述》、《张学良自述》等，展现了口述史学的魅力。1988年在夏威夷、1999年在北京，我两度面晤唐德刚先生，相交甚欢，德刚先生向我言及他做口述史的甘苦心得，令在下十分神往。
我国本有丰厚的口述史学传统，《诗经》、《史记》的成篇，多得益于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但自觉的、运用现代方法的口述史的展开，还是近十余年的事。祚欢兄并非史学界人士，却凭着长期关注民情风俗的艺术家的敏感，利用与武汉商号广泛的人脉，以经年之努力访求于深宅小巷，直逼口述史学前沿，探幽致远，收获颇丰，其着力于市井商贾的口述记录整理，更有开启先河之功。
口述史的发展空间广阔而深邃，现在所见的国内口述史成果，尚为开端、起步之作，数量欠丰。而方法的精密及历史内涵的深度开掘，皆有待进一步努力。当此中国口述史发展方兴未艾之际，祚欢兄团队提供的实绩便尤显可贵。我们期待更多的学人致力于这一艰辛而又意趣盎然的事业，使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得到更自觉更规范的保存与阐释，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记忆，为时代的前行提供智慧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