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1年，一个关键的一年，一个热血沸腾的一年。在北京，一场来得太晚的改革，为什么会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王朝覆灭的结局。在武昌，一场看似偶然的士兵起义，为什么会导致一个两千多年的制度被推翻。在南京，一个一度迷惘的革命党，为什么不得不拱手让出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历史耐人寻味，更引人深思！
西逃途中慈禧太后的“觉悟”
1900年8月15日，北京。凌晨，皇宫的一扇大门悄然打开，慈禧太后步履匆匆地走出来，匆匆地登上一辆马车。这位向来尊荣富贵的皇太后，即将经历她有生以来最为窘迫的西逃。
慈禧恨于西方列强屡屡干涉她废光绪帝不成，便借手义和团，挑战八国联军，向世界宣战。结果，带着文明面具的强盗们并不文明，不仅对中华帝国的百姓大肆杀戮，而且也野蛮地教训了这个太后，把她赶出了北京城。
此年的慈禧，65岁，一个年迈的老太婆。
一路上尘烟滚滚，一个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官员也看不到。
两天没有进食，口渴难耐。好不容易找到一口水井，却发现水里浮着一颗人头，吓得慈禧说什么也不敢喝了。没办法，令太监从田地里弄了一些高粱秆咀嚼解渴。
晚上，更是难受。穿着夹衣匆匆出逃的她，夜寒无法入睡。
一把椅子也找不到，随从们席地而坐，她只好和光绪皇帝背靠背共坐一条长凳，望着星空挨到天明！
终于，慈禧一行狼狈地逃到了河北怀来县境，遇见了西逃以来第一个迎接她的县令吴永。当她第一次见到这位“不失礼数”前来跪接她的地方官时，这个强悍的政治强人也不禁百感交集，放声痛哭：本朝江山似乎还安然存在，毕竟还有人来迎接她！
吴永，这位从未有资格见到皇上的地方官竟然以这种方式见到了太后和皇上。
太后，头发凌乱，面带尘土色，穿着一件污痕斑斑的蓝布衣服。
皇上，衣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寸余，蓬首垢面，憔悴至极。
要在寻常年份，谁都不敢相信这就是威仪天下的太后和皇上。
慈禧一行此时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又冷又饿的她见到吴永的第一面就是问有什么吃的。
说实话，在兵荒马乱中，吴永也毫无办法弄出什么饭菜。他从老百姓家中弄来五个鸡蛋送给慈禧。慈禧如获至宝，竟一口气吃了三个，把剩余的两个赏给了皇帝。
这是清末河北怀来县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西逃的一段史实。
慈禧一路继续西逃。在途经数省、行程达数千里的旅途中，久居深宫的慈禧太后生平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内地的贫困和凋残。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难之后，慈禧心灵受到一次严重的冲击，似乎有所“觉悟”了。
漫长的旅途和人生经历的突变，使这位皇太后有充分的时间和可能对朝廷的政策重新予以回顾和反省，“闹到如此地步，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
洋人步步紧逼，立宪要改旧制，革命要推翻她的统治，可谓危机重重，照旧统治，已不可能。
面对危机，执政者的嗅觉是敏感的。
终于，在1901年，一种求生本能和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慈禧推上了新政改革之路。就在这一年，还未回京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书，宣称除“三纲五常”外，均可变革。
新政依靠的是一班什么样的人呢？
新政主导者是慈禧太后本人，不过此时的她已完全没有信心。长期的深居宫廷，狭窄的视野，传统的笼络和制衡群臣的政治手腕，已不足以让她思考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改革问题。而且庚子事变对她自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她自己也深深感到力不从心。如外逃时，见到军机大臣王文韶，她立即老泪纵横“相持而泣”。她对王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
1903年，在朝廷任职的梁士诒曾这样评价实行新政的一批人马：皇上（光绪帝）则韬光养晦，遇事不发一言。四个军机大臣中，荣（禄）有足疾，在政治上无所可否，皆迎合后意；王文韶有聋疾，遇事则诈聋；鹿（传霖）多执拗，瞿（鸿�）好挑剔。
别出心裁的“夫人外交”
1900年中外对决后，慈禧对列强虽然不服，但还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了修补关系，她施展外交手腕，实行所谓“夫人外交”和“魅力外交”。
1902年2月1日，她回到北京后，除接见各国公使之外，还别出心裁地特别接见了各位公使夫人，以便通过各位夫人向公使吹吹枕边风。
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记录了这件事。
慈禧安排了高规格的接待。29顶六人或八人的绿色轿子、清政府派出的护卫队和公使馆的警卫队，以及众多的马夫，使得公使夫人们前往紫禁城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在紫禁城的第二道东门处，夫人们下了轿子，换成由青衣太监抬着的红色轿子，进入里宫。在会客厅用茶后，宫女们搀扶着夫人们的胳膊进入金銮殿。
慈禧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精美的珊瑚权杖。
萨拉・康格向慈禧鞠躬之后，代表公使夫人们向慈禧致辞，说：“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解决。”
慈禧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
慈禧声音低沉、柔和，充满磁性。
宴会上，慈禧给每一位公使夫人和她们的孩子、随从都赠送了礼物。给萨拉・康格送了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还镶有珍珠的金戒指和几只精美的手镯。
为了讨公使夫人们的欢心，慈禧做了许多亲昵的举动。如把她的酒杯放在萨拉・康格的手上，然后握着萨拉・康格的双手，使酒杯和酒杯碰在一起，然后说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词──“联合”。在吃糕点的时候，慈禧拿起一块糕饼，撕开，放进同桌的每一位客人的盘子里。
有意思的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对慈禧送给夫人们礼物持一种警惕态度，深怕这些公使夫人拿别人的东西手软，并对夫人们进行了尖锐而刻薄的批评，而且还要求大清皇室在将来的接见中不要再赠送礼物。
慈禧想尽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消除她们以前对她的成见。她想软化这些夫人，再通过这些夫人去软化她们的公使丈夫。
但公使夫人和公使们似乎没有被软化，倒是慈禧被公使夫人们影响了。随着接触的增多，慈禧自身发生着某些变化。在晚清最后的几年里，她对所有的西方事物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坐汽车，望望远镜，甚至于还在美国公使夫人的劝说下，同意把自己的画像送往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展览，开展所谓“魅力外交”，从而改变外界把她当成一个落后、守旧、凶恶的老太婆的看法。
慈禧回京后的种种表现，赢得了公使们的好感，但是银子还是要照赔的。
《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本息高达9.8亿两，后来实际赔款6.6亿两），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数字。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就四万万人，按人头算，每人约1两白银，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都逃不了。当时政府每年财政总收入也就9千万两白银，而且花的比挣得多，根本无法赔。
巨额的赔款成为晚清空前沉重的枷锁，也耗尽了清政府的财力资源，使得清政府真正成了洋人的朝廷，洋人的税收机关。晚清政府深陷财政危机而惊恐不安，但又无能为力，新政改革所需经费的缺乏使改革本身难以为继。
1908年11月，慈禧死了，除了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带着私人同情，深感哀伤之外，列强对慈禧的评价并未因“魅力外交秀”而发生多大的变化。同时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她死后是这样评价她的：“她就像俄罗斯的凯瑟琳・麦蒂希（即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和英国的伊丽莎白那样，完全是凭借毫不动摇的残忍本性来获得并保持手中的权力。”
[ 2 ] [ 3 ] 晚清末年，列强看中的已不是具有老态龙钟“魅力”的慈禧了，他们渐渐抛弃了这位太后，转而看好握着北洋重兵的袁世凯。慈禧崩逝前几个月，即该年6月14日，《纽约时报》说“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甚至预言“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力的顶峰”。
三岁皇帝的哭闹，“快完了”的预兆
慈禧病逝前夕，对皇位做了安排。
1908年11月13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光绪病危的这一天，慈禧太后发下“懿旨”，召醇亲王载沣之子──3岁的溥仪入宫，为将来承继大位做准备。同一天又下旨封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病逝，灵柩停在乾清宫。由于光绪帝突然去世，承继大位以及谁来执政等问题迅速提上日程。因皇帝年幼，由其父亲摄政王载沣为监国，裁决所有军国大事。载沣成为清末最后几年的实际统治者。
15日，慈禧病逝。
18日，清廷定新皇年号为“宣统”。
两周后，12月2日，溥仪登极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溥仪《我的前半生》回忆了这次不寻常的登极。
那天天气奇冷，当溥仪被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3岁的小孩被吓哭了。20多岁的父亲载沣跪在宝座下面，劝慰溥仪，希望他不要乱动。但是，身为孩子的溥仪却不理大人们的这一套，挣扎着哭喊：“我不要这儿，我要回家！”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溥仪的哭喊也越来越响。父亲载沣只好哄着溥仪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登极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员底下窃窃私语，大清王朝亿万斯年怎么快完了呢？满朝文武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
宣统从登极到退位只有3年的时间，从3岁到6岁。虽然时间不长，朝内朝外发生的大事件却很多。事情千头万绪，几岁的小皇帝肯定是什么事也不挨边，这就忙坏了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在慈禧太后死的这一天，袁世凯吓得魂不附体。作为慈禧生前的宠臣和死后的治丧大臣，袁世凯胆战心惊地进入宫中，想起慈禧太后的恩宠和庇护，他抚棺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应该说这是实情。
自戊戌政变告密光绪帝开始，袁世凯的仕途就一直通畅顺达，在李鸿章去世后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在任上大力练兵，至1905年左右练成了北洋6镇近7万人的部队，这是袁世凯在晚清纵横捭阖的底牌。1905年7月，袁世凯领衔上奏请实行立宪政体，这一举动，不仅康有为、梁启超诧愕，就是满朝文武也疑惑不解。但是令人更不解的是，曾因反对立宪而发动戊戌政变的慈禧竟然也准从了袁世凯的奏章。这说明袁世凯对慈禧之意图揣摩最透，慈禧也对袁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此时的袁世凯，手握北洋军警大权，实力还深入到铁路、商务、电政等系统。在满洲亲贵中，宗室最有势力的奕�只知贪财揽权，已被袁世凯拉下水，成为袁世凯的一个宫廷奥援。袁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绍仪、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原来属于淮军系统的杨士骧、赵秉钧、朱家宝、孙宝琦等也纷纷前来依附；袁世凯又网罗了张镇芳、杨度、梁士诒等一批新人，迅速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政集团，堪称“第二政府”。
1907年袁世凯调任外务部尚书，入值军机处，进入大清王朝的政治中枢，慈禧对袁愈发宠眷。袁世凯也权势日炙，可以呼风唤雨，但也遭人忌恨。
袁世凯的权倾一时，首先遭到满洲亲贵的痛恨，也引起了慈禧的警惕。1908年9月，因袁世凯在载振寿联上落款有违祖宗成制，御使江春霖趁机具疏参劾袁世凯“权势太重”，并列举袁十二条大罪状。虽然由于慈禧的恩宠，袁未受任何处置，但慈禧在召见时还是严厉地训斥了他。
大概此次训斥对他震动太大，袁世凯有点儿魂不守舍，以致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便索性以患足疾为由请假观察时局。
在慈禧死后的一个月内，光绪遗孀隆裕太后、载沣和几个王公大臣密商着如何对付袁世凯。
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鉴于袁世凯权势日益嚣张，认为：应当迅速处置袁世凯。因为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
善耆更是主张非严办不可。
随后，隆裕太后召奕�前来问话。载沣在场，提出了杀袁的问题。
与袁世凯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奕�伏地无言。隆裕太后见状非常愤怒，问：你奕�到底是何意？
奕�模棱两可地回答：“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还请求召汉大臣商议，并推荐了张之洞。
本是袁世凯政敌的张之洞是这样认为的：“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倒是看清了“时危”，说出了当时的中外实情。
这些商议显然为袁世凯所侦知，于是他匆匆逃到天津，躲在他的亲戚盐商何颐臣的家里。这是一个生死关头，他不能不感到生命的严重威胁。
载沣又密电征求北洋军某些统制的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都请求先解除他们的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可见袁世凯势力之强大。
杀不得，留不得，载沣处此僵局之下，竟无可奈何。
不是载沣不忍下手，而是不敢下手，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袁继续留在朝廷里。于是，在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开缺回籍。
袁世凯没被杀，祸根留下来了！
对于袁世凯的放逐，西方列强反应很大。早在1908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曾有一社评评论后慈禧时代的政局，认为“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体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增长”，说他“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
然而，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这才过了一个多月，袁世凯就被放逐了。帝国主义对放逐袁世凯非常不满，一份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内报纸说袁世凯“论其威望，各国仰之。论其才能，中外重之。以如此抱大才智、负大名望之人，竟因足疾开缺回籍，此何事也？”
由此可见，在晚清，袁世凯的地位、权势、声望是如何了得。也正是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出现非袁不可收拾局面的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袁世凯复出就更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如果袁世凯会替想杀他的载沣卖命，会帮一帮这个垂死的王朝，那才是他的笑话！
一个似乎出人意料的覆亡结局
载沣赶走了袁世凯，自然也没想要依靠这个北洋头子。载津接下慈禧的摊子后，精力主要集中在抓兵权和应对立宪变局上。
本来罢黜袁世凯，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兵权拿过来。溥仪回忆说：“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
载沣确实是这样做了。还在袁世凯被逐前的1908年12月，就首先成立禁卫军，由载沣亲自统率。袁世凯开缺后，载沣自己代替皇帝成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又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参谋总部的机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荫昌、铁良、凤山接管中央和地方军政，还拟成立新军36镇，其高级将领均由贵族子弟担任，以图控制全国新军。
遗憾的是，载沣的如意算盘没有打通。皇室这些亲贵大多是些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军事，也无心军事，只是贪图享受。任凭载沣一个人在那里劳心劳力，似乎清朝只是载沣一个人家里的事，而跟载沣的兄弟们、跟满洲的贵族们无关似的。实际上，军队依旧控制在北洋系手中，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载沣派陆军部大臣荫昌去讨伐革命党人时，自知是光杆司令一条的荫昌说：“你倒是让我用拳头去打呀，还是让我用脚去踢呀！”
[ 1 ] [ 3 ] 载沣刚开始施政时，人们对他有好感，特别是立宪派人士，对他存在幻想，因为他是那位在戊戌年间热情支持维新事业的光绪皇帝的胞弟。尤其是在1909年、1910年，载沣允许具有准立宪议会性质的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先后建立，并让其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后，各地的立宪派人士都以为迎来了立宪运动的春天。
但春天是短暂的，寒潮很快就来了！
1910年7月，日俄签订了瓜分中国东北的协定。8月，日本强行吞并朝鲜。朝鲜灭国，东北危亡，整个中国危急存亡，迫在眉睫。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时间，太长了，不能再等了，必须速开国会。因此，立宪派原定于1911年3月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提前到了1910年的冬天。
在晚清政局的变迁中，地方督抚历来被视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3位地方督抚中竟有17位态度坚决地支持立宪派的第三次请愿，认为“时局危险”，立即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缓无可缓，待无可待”。
地方督抚支持立宪派的请愿，是因为清楚地看到了全国危机的严重性，如果不立宪，就有立即被革命推翻的可能！
在这次请愿的过程中，除了全国声势浩大的请愿集会外，还出现了许多热血喷涌的场面。
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等人去提交请愿书时，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当着代表的面，说：“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必先沦亡。与其死于异族之手，不如先死为各位送行。”说罢，就欲抽刀自杀，被众人拦住。但是，趁众人不注意，牛广生在左腿割肉一块，赵振清在右臂割肉一块，两人将各自割下的肉在代表书上擦写，一份血书就此诞生。人民速求立宪之愿，可谓不惜牺牲一切！
然而主张以稳为主、渐进改革的载沣终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岌岌可危的形势只逼得载沣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希望双方共同让步，决定将预备期由9年缩短为5年，即在1913年开国会。随后，杀鸡儆猴，找个借口把京津请愿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又拿出皇帝的威风，强令各省在京代表即刻回去，派军警将请愿最激烈的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
这一次请愿，革命党人看了热闹。上海的革命派报纸《民立报》可谓活跃非常，讥评颇多。如：
以全国之血泪，与朝廷争个快点立宪的二三年时间，不值呀！
又是割股，又是剜臂；又是拼头颅，又是拼生命；山高皇帝远，怎么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呢？
颈血是买不到国会的，国会也救不了满洲的！还是早改计划吧！
这些论点一针见血。确实，还是革命党人看清了形势！立宪不成，只有革命一条路了！
载沣一面训斥各地督抚和立宪人士，一面加紧对权力的控制，将国家政治的主导权进一步集中在满洲贵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正式成立了以奕�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该内阁成员13人中，汉员4人，其余9人均为满人；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这7人中1人为觉罗，其余6人皆为宗室，包括两个亲王。世人称之为“皇族内阁”，这是清政府力图继续推行皇权专制的铁证。
立宪派不到黄河心不死，还上书要求变更这个“不合乎公例”的皇族内阁。未料，载沣再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说：组阁为皇上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
此言一出，原先对清廷寄予希望的立宪党人，除了失望，更是气愤。立宪派对清政府残存的一点幻想也破灭了，被清政府硬生生地推入了敌对阵营。至此，自1906年以来的立宪运动彻底输了。立宪派输了，然而清政府更是输得一败涂地了，此后，再也没有立宪派来救它了！
但立宪派输得起，清政府却输不起。前者毕竟还可以再奋再兴，后者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再输的时间了。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当做永固皇基、熄灭革命火焰的灵丹妙药，但欺骗历史的人注定会被历史抛弃，以新政、立宪来挽救王朝灭亡的主观动机，却换来了一个似乎出人意料的王朝覆灭的结局。
半年之后，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势如破竹，立宪派最终也抛弃了大清皇帝，加入到了反清行列。辛亥革命成功了！选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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