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如果这样组合，它说的是上海的事情；而换一种组合方法：《七情六欲――上海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以这天翻地覆的40年为背景，所有的中国城市大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影子。1965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作者为什么选择这个年份作为回忆和记录的起点?1965年我还没有出生，对于我，那里是永久的黑暗和不可知，如果他人的记录和讲述可信的话，可以这样描述：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日常生活开始有了些相对轻松的内容，而且在一些地方这种轻松似乎正在成为民间生活的主流；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场改变每个人命运和际遇的人造风暴即将来临，花衣吹笛人正将魔笛举到嘴边，被魔法所惑的孩子们就将从城堡消失，没有人能再把他们找回来。那年，本书作者王唯铭应该还是一个背着书包穿行于上海街道的少年，对即将到来的大事件一无所知，他注视着街角那个青年：“他的一身穿着是这样的：格子衬衫包裹着上身；裤子将臀部绷得紧紧，裤子的裤管只有4寸，寻常的脚根本无法进入，因此，狭窄的裤管处装了一根锃亮的拉链；脚上是一双火箭般刺向前去的尖头皮鞋；发型是1965年最流行的两种之一：大包头，包头上因为涂抹了许多凡士林而闪亮异常。”简单的文字，细碎而富质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揶揄和嘲讽；把这样一个人物置于那个我所不知的年代，其中弥漫出的貌似真实的虚构气息让我迷惑而出神。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早中期，960万平方公里上发生了多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这些似乎不是本书作者所关心的，换种说法，这是一本关于小人物和小命运的书，在总体话语语境中被忽略的，正是作者所试图还原的。
于是，这些词语和事件成为叙述的线索：毛泽东逝世、《拉兹之歌》、麦克・哈里斯、邓丽君、矿石收音机、手抄本、让・雅克、FEC、阿里巴巴和弹吉他的张行、费翔、崔健、G30录相机、出国潮、股票和杨百万、重金属、踏脚裤、中生代、新人类、SUV、波波族、拍摄暴民、文身和打洞、无情无性和有性无情……如果把这些视为关键词的话，在这些关键词的背后，激荡着一个叫上海的中国最发达城市近40年的心绪，而这万千思绪都由一张张备不相同的上海面孔来表达――那些闪烁在深宅大院里养尊处优不可一世的面孔：旧时代的宠儿、新中国一系列革命运动的被触及者、转型社会中世俗生活方式的领导者和万念俱灰的感官动物；那些躲闪在狭窄里弄中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黯淡的面孔：曾经的底层人群、新社会主流价值传播者和革命运动的中坚、如今以精英价值观为核心的科层社会中再次被边缘化的阶层；那些沐浴在新世纪光线中的长着绒毛的青春的上海面孔：熟谙英语或其他广泛使用的外国语，年轻的实用主义者们――这些面孔上，都有着一双充满欲望的潮湿的眼睛。在这个中国的时尚之都，欲望如潮汐，起起落落，永无休止。
王唯铭称自己为“狩猎者”，这个称谓对这部厚达四百多页、三十多万字的书的作名而言十分准确――首先，他是冷静的，他俦个真正的猎人，在黑暗中逡巡，孤独而敏锐；其次，他是肉感的，狩猎者和猎物的关系是身体和身体的关系，他的身体、身体的气息和猎物融为一体，暧昧的爱、恨和对抗弥漫在他们中间；他还是无情的，狩猎者瞄准自己的猎物，满怀激动、惋惜、成功感和嗜杀欲，在黑暗中，叩动了扳机。
在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中国的城市是困难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其前提是“了解”和“提问”，而能够提供给我们了解和提问的城市模型实在不多。看上去我们还有一些叫“古城”的地方和城市巨变下不知因何而得以幸存的“旧城”，但它们其实大都只具备标本的意义而失去了世俗生活的印记，所谓的新兴城市则更像姓名不同的孪生兄弟：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街道，行道树和中心花园，酒店和喷泉，悬挂于人行天桥上建设某某、欢迎某某、祝贺某某的大红布标――站在街头，一阵阮惚，错认他乡是故乡。对来自官方的文字，我一直持有怀疑，在那些光滑的、辉煌的、政治正确的词语后面，哪些东西被忽视、被隐藏、被改造了呢?这时，个人化的体验、记忆和书写就显得尤其重要，花瓶打碎之后，复原的工作就是拣拾碎片。足够数量的相似文本在同一时空中勾连、纠缠、互文，张冠李戴，矛盾重重，错漏百出，这不正是多数人的情感状态和欲望指征吗?
书中的照片也在为这样的书写提供注脚。比方这一张：留分头、穿西装打领带的男青年背着女朋友的小坤包，穿喇叭裤烫了头发的女朋友戴着俗称“蛤蟆镜”的模仿麦克?哈里斯的太阳镜，走在上海70年代末的阳光里。这样的场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滥觞之地应该就是这过去的十里洋场。还有这一张：热恋的男女在公园池塘的游船上肆无忌惮地热吻，船也悠悠，水也悠悠。这一幕，上映的时间是我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代。摄影是温柔的暴力，它只留下自己能够看见并愿意留下的东西，照片之外的事物永久隐形，但即便这样，这些照片也足够提供时尚和欲望的线索，帮助我踏上通向过去的道路。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分在云南一个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度过，关于所谓时尚，我比较早的记忆是邓丽君的歌、“蛤蟆镜”和拎在穿喇叭裤的人手里四个喇叭的日本“三洋”收录机，而那时，省城已经开始流行喇叭裤，而那时，遥远的上海已经在让・雅克空气般透明的音乐中醉过去。我们那里管男流氓叫“火枪”女流氓叫“皮蛋”，对穿大档绿色军裤和黑色剪口鞋的敬而远之――据说他们都是爱寻衅滋事的暴徒，有人因为跳“熄灯舞”被抓，有人被挥舞的大刀砍掉手指，每次“严打”，都会有我认识或者听说过的某某被送到比那里更偏远的西部，并被吊销当时视若性命的城镇户口；有人开始冒着巨大危险“投机倒把”，“海外关系”成为女青年的最爱和含金量最高的关键词；有一对相爱的中学生在山洞里喝农药殉情，幻想一夜暴富的人们一次次血本无归；说是红茶菌能够防癌，家家就堆满了巨大的吐着黏液的瓶子，说鸡血延年，就有人往自己胳膊上扎针注射，后来又流行气功，“大师”成为法力无边的代名词和救人出苦海的活菩萨，还有“甩手功”祀“吼叫功”，每天清晨许多人在操场上甩着手大声地吼叫――都没有错过什么，虽说赶上来的时间有早晚，所有的中国城市，大江南北，在大致相同的七情六欲里跃跃欲试、欲罢不能、欲火焚身、灵魂出窍，在对一个个欲望泡泡的追逐中浅吟低唱、徘徊彷徨、渐行渐远。
“欲望手纸一样简单，人生黑洞一般神秘。”这句话是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欲望手纸一样简单――不能缺少却不被尊重，不可重复却一再重复，被亵渎者亵渎，被抛弃者抛弃，亨利・米勒式的丑恶而性感；人生黑洞一样神秘――也许，但有时也许未必尽然。在同一章作者还这样说：“一种欲望超越了所有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最原始的欲望，性的欲望，甚至有时连性的欲望都消失殆尽。我们的人生从理想开始，想着寻找到只属于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却发现情感已经是昨日黄花，那就只满足欲望得了，可谁连欲望也变得不再有体感，就像隔着安全套的性――下降的人生，还剩下了些啥?
责任编辑 席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