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吧和咖啡馆。天气暖和的时候，顾客漫了出来，散坐在门口的人行道或广场上，大树下，鲜花丛中，或看报纸看书，或三五好友闲谈，不怕人的鸽子在旁边漫步。
不过，更有趣的还是酒吧和咖啡馆内的装潢。
一年深秋时分，某名人夫妇光临本市，活动组织者是医学院的博士生，演讲也就安排在医学院。演讲结束后，组织者招呼大家，还没有尽兴的可以到附近的酒吧去继续聊。我稀里糊涂跟了去，喝着啤酒，跟认识不认识的人胡聊。那博士生张罗得差不多了，坐到我们这里，说，“这间pub差不多是医学院专用的，好多ide都是在pub里侃出来的，这里就叫Doctor"s Pub。看，”他举手指着天花板，“真是医学院的酒吧啊。”我抬头一看，横梁上竟然挂一排自搪瓷便盆，不能不佩服装潢设计者的巧思。用便盆来装潢就足够独出心裁，把它们放在不那么惹眼的地方，意思到了，又不刺激人的感官。真是绝了!
现在，Doctor"s Pub已经改成了Doctor"sRestaurant，大门的把子就是国际医学标志――蛇杖。门玻璃上映射出医学院大楼。
通往地下室部分――干脆就叫“药房”――的楼梯也是蛇杖标志。蛇象征着聪明智慧，象征着药物的奇效，杖象征着医生的权威。关于蛇杖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于希腊神话中可以起死回生的风神赫耳墨斯神杖，一说是《旧约・出埃及记》里的典故。
便盆宛在。不过服务员告诉我，不如以前多了。
四壁的装潢也都和医学有关。
医学院是本地大学最早的三个学院之一，另外两个是神学院和法学院。神学院门外也有一间酒吧。
神乎其神的神学怎么在装潢上体现呢?旧书。
那曲里拐弯的吧台很有特点。
酒吧老板毕竟不想只吸引神学家来喝酒，经常请爵士乐家来现场演奏。曲终人散，这两把椅子似乎有些落寞。
这间叫做Klaptr et的酒吧咖啡馆座落在Kuhovet(煤市)，内部装潢有文化人特有的简陋和寒酸，地板和桌椅都很粗糙，到处是黑色的钢管、照明灯等工业设备。听画家朋友说，以前这里有很多活动，后来换了老板，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自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开创了“开膛破肚”，将管道电线之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先例，被黑格尔・马克思断言为“不利于艺术”的工业文明产物，像厂房、机器设备等忽然变成了艺术家们的最爱。近年来欧洲各大城市区域功能的转换几乎都遵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无产阶级阵地”的规律，伦敦巴黎等地的老工厂区，老工人聚居区衰落后，画家、摄影家、作家、诗人、学者、记者……蜂拥而至，有些厂房原封不动成了博物馆、画廊、剧场，有些厂房稍加分割就成了住宅。其实道理也简单，厂房和博物馆画廊等的共同点是空间巨大，留下些黑不溜秋的钢筋铁骨，正好和五色斑斓的艺术品形成对比。
在“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两个极端之间，我采取中庸之道，认为艺术和人生有一定的距离。年复一年地在充斥着噪音、粉尘的阴暗车间里每天进行八、十、十二，甚至十四小时的单调劳动，实在没有任何艺术的美感可言，还不如在田野里劳作，至少能享受免费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然而，风流水转，曾几何时，挟制着风云雷电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已成明日黄花，让人“解构”了当艺术品欣赏。当初仅仅为功能设计而忽略美观的粗直线条也变成了简洁，和水墨画相映成趣。
Klaptr et(clapperboard)是电影专业术语，意指开拍前在镜头前敲响的音影对号板，一般由黑白两色组成。这里的装潢也以黑白两色为主调，黑色的桌椅，黑色的钢管，地板是本白原木。影星照都是黑白的，间或点缀一些彩色的广告招贴，浅桔黄色的墙给人以暖意。
在传统的海员聚集区新港(Nyhavn)，有许多以航海为主题的酒吧和咖啡馆，形式各有不同。
新潜17号的这家酒吧咖啡馆，名字就叫Bar & Café，建于1936年，不算很老，格局也普通，就是用和航海有关的物件来装饰，还有世界各地的风情画，其中包括一张中国MM的画像，洋人眼里的东方美女就是这个样子。
而在Strecker"s Café& Bar Kahytten(Strechker"s Caré& Bar cabin)。则将整问店堂装修成船舱的样子，摆放了许多粗重的绳索、滑轮、吊钩，装淡水和酒的巨型木桶等航海物品。注意护墙板完全是木头的，跟船舱一样。另外，船上也有书。
现在，酒吧，咖啡馆，饭馆的界限已经很模糊。Restaurant里一般都有吧台，规模大点的还有专门喝咖啡的客厅；大部分Café(这是法文，正规的英文应该是CoffeeHouse)也有吧台；cafeteria就是小饭馆。不过，当咖啡馆在欧洲大规模兴起的时候，却是作为酒吧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咖啡原产埃塞俄比亚高地，在那里咖啡豆是供咀嚼而不是磨碎了泡水喝的。因为咖啡的作用是提神而不是让人沉醉，这名声伴随著咖啡在17世纪传入西欧，最初被当作药剂，后来作为阿拉伯传统社交饮料得到接受，风行伦敦、巴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1663年时，伦敦有82家咖啡馆，到1770年就增加到了500家。巴黎在1720年时也有380家。
欧洲的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是群星灿烂的世纪，如怀特海所说，“欧洲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220多年中的思维活动作一简短而十分确切的叙说，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依靠17世纪的天才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积累的财富来活动的。”16世纪数学的兴起，对无微不至的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中世纪后期盛行的“本质主义”，已经为历史性大革命做好了准备。1604年，《哈姆雷特》一剧出版了第一个四开本版。培根的《论学术的进步》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1605年发表。1614年春天，哈维在伦敦医科大学发表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也在这一年去世。牛顿于1642年出生，伽利略正好去世，那一年又正好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100周年。此前一年，笛卡儿发表了《形而上学的沉思》，两年后发表了《哲学原理》。如果我们把数目限制在12以内，那么17世纪出现的天才包括培根、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帕斯卡、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遍布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只有德国是例外。这些伟大的天才分布在文学、哲学、物理、天文学、数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他们共同的信念，就是对自然秩序的信仰，对理性的推崇。
咖啡在17世纪传入，可以说是适逢其时。一位无名作者在1674年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将葡萄酒叫做“溺杀我们理性和灵魂”的“背信弃义的甜蜜毒药”，啤酒则是“摧毁我们大脑的迷魂汤”，对咖啡却大加赞扬：
那庄重而有益身心的液体，它治疗肠 [ 2 ] 胃，让天才更敏锐，激活记忆，安慰悲伤，令人神采飞扬，却不会疯狂。
咖啡馆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的产物。它是城市的公共场所，与在自己的宅第大宴宾客的贵族划清界限；它提供的是提神的饮料，装潢考究而不奢华，整洁有序，用书架、镜子、镀金框的绘画和优质家具来装点，和劳苦大众灌啤酒的地方的吵闹、阴暗、肮脏形成鲜明对比。咖啡的流行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关。教士和商人的日常工作是在室内动脑筋，他们不需要饮酒来解乏御寒，却需要提神；他们的钱不够在家里挥霍浪费取乐，但可以每天在咖啡上花几文。咖啡馆里不许开口骂人，更不许打架，而且很快就形成了罚出言不逊的人给所有在场者买咖啡的“不成文法”。总之，咖啡馆是安静、清醒、有秩序的，是斯斯文文谈话和讨论的地方。
不过，咖啡馆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一个信息交流场所。在那里可以看到新出的小册子和“新闻纸”、广告、传单、商品价目表、股票行情报单，得到最近的商业消息、即时的商品价格、流行的政治传言、科学的最新进展、文学艺术流派的衍变；在那里也可以听科学讲座，进行商务谈判，跟合得来的朋友谈文学和政治。在实行门牌编号和邮递之前，很多人用咖啡馆作为通信地址，邮递员的前身们则在各家咖啡馆之间跑来跑去传递消息。
每一家咖啡馆都对要吸引什么样的顾客有明确的设想，开设的地段也往往稻人群的分布相关。例如伦敦的Royal exchange周围的咖啡馆里就经常聚集着商人、股票经纪人和批发商。咖啡馆也是金融创新和试验的温床，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如保险、彩票、合股等。最著名的例子是EdwardLloyd1680年后期开的那家咖啡馆，船长、船主和商人在那里听取最新海事新闻，参加船只及货物的拍卖。后来Lloyd开始著手搜集和整理这些材料，加上来自外国的报告，编成了定期动态报送给订户。Lloyd于是很自然地变成了船主和投保者的聚会场所，一些投保者还租用Lloyd的小格子房间，1771年，79名投保者成立了Societyof Lloyd.s(uoyd.sof London)。
咖啡馆也可以举行科学讲座，甚至进行科学试验。牛顿和Edmund Halley等科学家就在咖啡馆解剖过海豚。还有Marine，则是海员和航海家聚会的场所。海员和商人们认识到科学将有助于航海，并进一步推动商业，而科学家则急于知道自己工作的实际效用。技术和商业，最初就是在咖啡馆交汇的。
诗人John Dryden(1631-1700)和他的圈子在Will"s coffee-house评论和讨论最新诗歌戏剧三十多年。根据Samuel Pepys(1631-1701)英国政治家在他著名的日记中记载，1663年12月3日，Dryden和全城的幽默家在Will"s coffee-house济济一堂，欢声笑语令人难忘。Dryden死后，许多文人转移到了诗人蒲伯(Alexader Pope)和《格里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and(Johathan Swift，1667-1745)等人常去的Button"s。Pope的诗作――The RapeoftheLock就是在咖啡馆闲话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从咖啡馆的闲谈中获得灵感，形成了一种轻快，更接近口语的散文风格，成为新闻体之滥觞。
然而，咖啡馆的作用中比科学、文学和商业交换功能更具争议性的是其潜在的政治异议中心的作用。有人认为喝咖啡会上瘾，因此应该和酒精饮料一样列为宗教禁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对身体健康有害。但是，真正值得国王政府提高警惕的还是在咖啡馆进行的政治讨论和活动。
因此，英国的Charles Ⅱ在1675年发布公告，关闭咖啡馆。公告中说，咖啡馆“产生了非常罪恶和危险的效果，在那些地方制造的恶意诽谤的谣言，传到外国，损害国外陛下的声誉，破坏和平和安宁。”结果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因为很明显，咖啡馆作为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心的作用是不能取消的。政府的权威眼看要受到损害，就又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咖啡馆宣誓效忠，交纳500镑可以继续营业6个月。但是这费用和时间限制又很快取消，代以含混的要求：特务和捣乱份子不得入内。
伦敦的咖啡馆里流传著关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谣言，但更是理性政治辩论的中心。斯威夫特说过，“任何权势者能够给人的真理或启发都不如咖啡馆政治所能给予的多。”1659年成立的Miles"s就有“业余议会”的名声，人们在那里激情充沛地辩论，辩论结束后用一只木头票箱投票，大概是近代民主选举的起源。
巴黎的咖啡馆也是根据行业和话题分类的，但是，因为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以及国家审查机关的官僚主义，法国的新闻资源远远不如英国、荷兰、德国丰富。这引起了巴黎闲话手抄小报的兴起，由几十个缮写员抄写，通过邮局分送给巴黎和外省订户。毫无疑问，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一样，是政府派出特务的出没之地。从巴士底监狱档案里有成百上千份关于咖啡馆谈话的报告，因此，发表反政府言论的人要冒进巴士底监狱的风险。尽管如此，法国政府还是容忍了咖啡馆的存在，把它们当作了解民心的地方。
但是，从国王和政府的立场来看，派特务到咖啡馆去是“完全必要的”，却可能不那么“非常及时”。1789年7月12日，在Cafede Foy，Camille Desmoulin站在桌子上，挥舞著双枪，向他的同胞们发出历史性的呼吁：“公民们，武装起来!”巴士底狱于两天后攻陷，法国大革命于焉开始。因此，法国历史学家Jules Michelets说，“那些整天泡在Cafede Procope里的人们透过那深黑色的液体，看到了革命的曙光。”
我一直很喜欢主题咖啡馆，以为是非常纯正的审美趣味，后来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咖啡馆装潢主题的分类，各类型所处的地段还有这么多历史渊源。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