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及王昭君，谁人不知道她有沉鱼落雁之貌、羞花闭月之姿，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哪个不熟悉她远走他乡、出塞和亲的动人故事？何人不记得她以匈奴阏氏身份安定边疆、造福百姓，功比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丰功伟绩？
是的，王昭君的惊艳美丽与赫赫功绩，穿越千古，至今仍熠熠生辉。
然而，在男权主义主宰一切、盛行一时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女子的王昭君，官修史书对其记载可谓“惜墨如金”，少之又少；那些杂书、传记则充满了附会想象，或根据某种需要篡改误记；而数不胜数的文艺作品如诗歌、辞赋、民歌、小调、鼓词、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更是随意敷衍、虚构发挥。无数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按照自己心中的个性标准，融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特色，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结晶，共同塑造了今天人们熟知的王昭君。
王昭君的故事与形象，可谓历史与艺术、事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杂糅并存。
昭君和亲，最早见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所著《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这，便是有关王昭君文字记载的最早源头。
班彪所记虽寥寥数语，但严格秉持了一个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性与史德――真实严谨。
以班彪所记为据，联系西汉时期的实际情形，只要稍加展开，我们便可窥见昭君和亲的社会背景及历史真相。
中原汉族与北方匈奴的民族交往，既非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非一国之下的分封制或联邦制，而是封建制农耕文明与奴隶制草原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即刘邦打败项羽、登基称帝第二年冬天，他挟一统中原之余威，亲率大军三十二万北征匈奴。刘邦势在必得，而匈奴冒顿单于也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为夺取王位，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射杀自己的亲生父亲头曼单于，“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威镇大漠，睥睨一世，不时南侵，挑战汉朝；刘邦雄霸中原，锐气方刚，意在一举廓清匈奴北庭。两军相遇，冒顿凶悍且狡诈，藏其精兵，以羸弱之兵对阵。适逢天寒雨雪，士卒十分之二三冻掉手指，冒顿佯装败走，引诱汉兵。刘邦不知是计，以为匈奴溃退，急率骑兵追击。追至平城白登山，汉军驻扎调整，冒顿突率匈奴所有精锐力量――四十万骑兵回师反戈，将刘邦团团围住。刘邦率骑兵突进，步兵随后，步、骑分为两处，且汉军步兵为多，一时难以救援。刘邦被困七天七夜，虽多次组织兵力突围，但未获成功。眼看就要被匈奴冒顿“包饺子”、“一锅端”，穷途末路之际，在谋士的建议下，刘邦只好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王后阏氏。阏氏收了厚礼，不由得对冒顿一番言说道：平城乃汉人地盘，以匈奴逐水草而居、四处剽掠抢劫的游牧生活方式，哪怕攻下来，也不可能长期居住。汉军受困已久，也算尝到了匈奴的厉害。因此呀，与其损兵折将地继续进攻，不如掉转方向，回军漠北算了。冒顿对阏氏宠爱有加，“枕头风”吹得他耳朵软软的，也就言听计从，网开一面。如此这般，刘邦才解了平登之围，除了灭顶之灾。
刘邦靠“吃软饭”得以回到长安，痛定思痛，觉得匈奴势力强盛，一时难以征服，不得不调整战略，作出一定妥协，以“和”为贵。怎样与匈奴讲和？平登之战使他深刻地认识到阏氏在匈奴王庭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便将宗室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以为阏氏，并赠送丝绸、稻米、美酒等大量礼物。
刘邦发明的“和亲”之策，依其本意，一是改善关系，使其不再南侵；二想改变匈奴血统，阏氏所生儿子乃下一代单于，作为刘氏外甥，新单于必对中原王朝无比亲近，长此以往，匈奴上层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偷梁换柱”地给暗中加以“改造”了。
而收下美女、宝物，并约以兄弟相称的冒顿单于，南下劫掠的行为稍有止息，不久，就又兴兵“侵盗代地”，并在刘邦死后提出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继任者复修和亲，致书时毕恭毕敬，起首的问候辞便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以和亲代争战，不过是中原王朝武力处于劣势下的一种权宜、缓兵之计。矛盾的最终解决，靠的是实力。此后，汉人与匈奴，随着双方力量强弱的不断变化，相互间的争斗与交往也相应地呈现出此消彼长、时战时和、反反复复的局面。直到汉武帝多次大规模出击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解除，汉匈关系这才发生逆转，匈奴由被动和亲转为主动请求和亲……
昭君和亲发生于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前33年），前因可推至汉元帝父亲汉宣帝执掌朝政之时。其时，匈奴内讧，诸王自立，分为五部。五个单于互相攻击，死者数以万计，牲畜财产损耗达十分之八九，百姓饥寒交迫，整个匈奴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汉宣帝并未乘人之危“举兵灭之”，而是采纳御史萧望之建议，帮助称臣入汉求援的呼韩邪单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以隆重的典礼，与呼韩邪举行甘泉宫盟会。正因为有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结盟，才有呼韩邪单于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月三下长安，重申“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无得相诈相欺”之旨，主动提出和亲之事。
汉元帝长年抱病在身，且愈益严重，大有沉疴不治之势。呼韩邪前两次南下长安，都没提出和亲之事，此次来朝，突然开口求亲，元帝既不可能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平阳公主与平都公主远嫁匈奴，也没有太多精力选择宗亲王室女子，便诏命掖庭，挑送一名宫女出塞，为匈奴阏氏。
最后挑中的这名宫女，就是王昭君。据有关资料考证，王昭君为南郡人氏，故里即今湖北兴山县宝坪村（西汉时兴山县属南郡秭归，宝坪村现已改名昭君村）。昭君父母虽已不可考，但可确证的是，她上有兄嫂，下有两名侄子，次侄后封骑都尉、展德侯。建昭元年，汉元帝下诏征集天下美女以充后宫，昭君入选。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汉乐府征选歌手，王昭君以出众的姿色与歌艺崭露头角，而后辗转入宫。汉宫等级森严，宫女分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昭仪、婕妤等十四个级别。昭君本为一介山姑，没有任何“背景”与“靠山”，既无职位，也无名号的她，唯有寄兴“女红”，操持宫务，打发寂寥时光。至于她如何被掖廷令相中入选，无论事情多么偶然，总之是奉诏而行，《汉书》对此言之凿凿。
而流传至今的昭君故事，都说她是自愿请行；《西京杂记》则虚构出画工毛延寿索贿不成，便有意丑化王昭君，以致元帝目睹昭君那惊艳的美貌之后，懊悔莫及；元杂剧《孤雁汉宫秋》更往前“跨进”一步，状写元帝与昭君的恋爱之情，他们分手时的生离死别，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节……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的添枝加叶与附会想象。
藏于深宫打发寂寥时光，以为就此终老一生的王昭君，突如其来地接到诏令，内心的惊悸与震憾可想而知。虽然未蒙皇上宠幸，严格说来，她已是嫁过一次的人了。被赐呼韩邪单于，算是第二次出嫁。虽贵为匈奴阏氏，但要出塞千里，远走大漠，与一个从未见面没有半点了解的陌生男人，一个被汉人视为没有开化的虎狼之族共同生活，昭君心中肯定充满了疑虑、迷惘乃至惶恐。然而，作为一名深明大义的女子，哪怕心有不愿，也只有怀有朦胧的憧憬与美好的希望，虔诚祈祷，遵旨而行。
二
辞别长安之时，昭君虽然内心充满悲苦愁绪，但外表不得不强作欢颜，在呼韩邪的陪同下，像远飞的大雁，没入天际。经云阳、甘泉，抵榆林，渡黄河，继续北上，登白谷道，攀赵长城关塞，越过阴山。昭君一行的目的地，便是位于漠北的单于庭。愈往北，水草愈少，绿色渐稀，满目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漠原，是异于中原的荒凉与萧瑟。
自汉武帝将匈奴赶出阴山沃野之后，匈奴“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单于庭设于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后一再南移，至呼韩邪时，单于庭位于阴山北野的直代、云中，距长安“千八百里”，有一条“秦直道”相通。昭君出塞，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至于交通工具，有骑骏马、坐毡车、骑骆驼三说。昭君一行所经之地，地形不一，既有平原，也有山路，还有大漠，且路途漫长，这三种交通方式，应该都使用过：经平原则“敛袂登毡车”，过山路要乘上骏马，越沙漠自然得改骑骆驼了。
经由文艺作品流传的昭君出塞形象，如李白、杜甫吟咏王昭君的诗歌，传统戏曲《昭君出塞》，曹禺话剧《王昭君》等，都是貂帽狐裘，锦裤绣靴，骑着骏马，怀抱琵琶。据专家考证，西汉时并无琵琶这种乐器。琵琶源于筝筑，由中原传到西域的乌孙，经改制，又传回中原。从筝筑到琵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两汉，经魏晋，于隋唐定型，中唐盛极一时，以致白居易有感于衷，写下了传诵千古的长诗《琵琶行》。因此之故，近来的昭君雕塑，怀中都少了琵琶这一物件。昭君出塞之时，怀中所持也许是筝筑，也许是其他乐器，也许什么乐器都没有。当凄婉的历史事实变成美丽的民间传说之时，自然要附着一些浪漫而瑰丽的色彩，突出昭君光彩动人的形象，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了。
昭君抵达匈奴，不会像一般匈奴人那样放牧原野，逐水草而居。大多时间，她无疑生活于单于庭。呼韩邪时的单于庭，已不像过去那样飘忽不定，而是模仿中原人筑城建庭，居住在相对舒适稳定的穹庐之中。尽管如此，昭君日夜面对的景色，是没有多大变化、单调呆板的草原漠野，吃的是牛羊畜肉，饮的是带有腥膻味的奶酪，穿的是毡裘。她穿惯了汉装，喝惯了绿茶，吃惯了大米，故乡的粽子、莲藕、菱角、荸荠、柑桔、鲤鱼、猪肉、山珍、酱食、米酒等等美味，只能在梦中重温。她不仅思念长安华丽的宫殿与低垂的杨柳，更加怀念故乡秭归的楚山楚水，她多想回到生她养她的宝坪村，陶醉在云蒸霞蔚、风景如画的美景之中呵！然而，她是阏氏，肩负着和亲的重大使命，不能随意任性，要担当起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不负中原人民与匈奴百姓的瞩望。因此，昭君不得不压抑内心的真实情感，尽可能地忘记过去，了解匈奴民族的独特习性，适应这里的气候、饮食、衣着，穿胡服，说胡语，唱胡歌。她不仅入乡随俗尽快融入匈奴，还以单于阏氏之尊，努力传播中原文化，亲手教匈奴妇女纺纱织布、缝衣绣花、植树栽花、播谷插秧、育桑种麻。
呼韩邪单于共有五位阏氏，王昭君只是其中的第四位，号宁胡阏氏。呼韩邪的这些婚姻，大都属政治联姻型，也就是说，除昭君外，其他四位阏氏均来自匈奴部落。这些部落拥立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感念他们的知遇之恩，对所有阏氏都十分关爱。而对代表汉朝的王昭君，呼韩邪更是恩爱有加，他忘不了匈奴十年内乱，是汉人帮他恢复了稳定。昭君更是深明大义，不仅与呼韩邪恩恩爱爱，和其他阏氏，也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争宠矛盾。
不久，王昭君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伊屠智牙师，后封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共有十五个儿子，昭君所生是他最小的幼子。伊屠智牙师的诞生，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慰与希望。
然而，无情的命运，又一次将她推到悲苦的境地。幸福的种子刚刚萌芽，灾难再次降临――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昭君出塞仅两年，呼韩邪单于突然病逝。
出于对昭君及幼子的特别爱护，呼韩邪临死前一改匈奴传位于子的旧制，“约令传国与弟”。也就是说，有朝一日，伊屠智牙师将有可能从兄长手中接过权杖，成为匈奴单于。
怀抱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含泪祭奠远去的夫君，一个新的更加艰难而痛苦的抉择，又横亘在昭君面前。
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据此，作为寡居的后母王昭君，得再行嫁给新立的继子――呼韩邪大阏氏所生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
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被汉人视为乱伦的胡俗，不得不上书汉成帝，求归长安。她当然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哪怕皇上恩准，尚在吃奶的爱子伊屠智牙师也不可能与她同行，唯有长留匈奴。母子两隔，此生此世，恐难再有见面之日。而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是那样根深蒂固，哪怕抛别爱子，也在所不惜。
昭君望眼欲穿，终于等来了成帝一纸冷漠无情的敕令――“从胡俗”。
此时的昭君，恨不得一死了之。然而，她必须活着！作为和亲而来的王昭君，有着双重的身份与使命，她既是一个匈奴人，又是一名汉家女；既要服务于匈奴，又得维护汉族的利益。她不能违抗成帝的圣命，唯有继续留在匈奴，克制内心的矛盾与撕扯，忍辱含羞地依从匈奴“子妻其母”的风俗，嫁给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继任新君阏氏。
若以年龄而论，呼韩邪年长王昭君二十来岁，算得上她的长辈。复株累虽说名分隔了一辈，但与昭君年龄不相上下，两人的婚姻似乎显得更为般配。
三
所幸的是，作为同龄人的复株累单于待阏氏王昭君不薄，他们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复株累单于享国十年，于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去世。也就是说，王昭君在匈奴度过了十年相对安宁的生活，又一次失去丈夫，从此过起了寡居生活。当时的她，只有三十三四岁。
昭君卒于何时，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出塞和亲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长安，没有回到风景秀丽的秭归故里，而是终老在了荒荒漠野、茫茫草原。
如果她活得稍长，肯定经受不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依照呼韩邪单于改立的继位制度，兄终弟及，复株累单于死后，先后有搜谐单于、车牙单于、乌珠留单于、乌累单于、呼都而尸单于等兄弟继位。当王位传至呼都而尸单于时，生出私心，不想继承祖制，而是传位于子。于是，他杀死了本该继承单于王位的王昭君儿子――伊屠智牙师。对此，《后汉书・南匈奴传》记道：“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智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智牙师。智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
此事发生于东汉光武帝时，昭君若还健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苍苍老者了。
昭君一生，经历的苦难、承受的打击实在太多，但愿唯一的儿子被害之时，她已长眠大地。
伊屠智牙师之死，在匈奴上层引起极大震动。呼都而尸单于明目张胆地篡改、破坏祖制，引起匈奴内庭的相互恐惧、猜疑、忌恨。呼韩邪单于之孙比口出怨言道：“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也就是说，不论是兄终弟及，还是传位长子，也轮不到呼都而尸单于的儿子。
失和的种子就此埋下，呼都而尸单于死，其子左贤王乌达立为单于。比愤恨不已，向汉朝请求内附。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由此分裂为南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汉廷，“与汉人杂处”，受中原文化影响，抛弃过去的游牧化生活，逐渐汉化，渐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
北匈奴在汉人的追逐打击下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他乡，开始了始无前例的民族大迁徙，近则伊犁河流域、中亚，远达欧洲的顿河、伏尔加河等地。据外国专家考证，今天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他们的故乡就在东方。特别是匈牙利，与中国、匈奴更是存有着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族源关系：人种方面，匈人个矮、眼小、无须、鼻平，典型的蒙古利亚种系；考古方面，在匈人活动之地，发现了大量的弓箭、汉镜、汉绢；在习俗方面，匈人以面北为上座，以左为贵，姓在前名在后，这些，都与当地的欧洲人相反……
匈奴，一个自秦朝开始活跃于我国北方的强悍民族，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恩恩怨怨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就这样瓦解了，消融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没有惨遭杀害，而是像前几任单于那样顺利地继承王位，作为有着一半汉人血统的他，肯定会继承父亲呼韩邪单于的遗志，华夏与匈奴之间的交往，会更加亲近和睦。那么，匈奴民族的发展，该是一番怎样的情形与走向呢？
历史的偶然一旦发生，此后的一切，谁也无法说清与假设。
无数历史的偶然之环，构成难以更改的历史发展与历史必然之链条。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伊屠智牙师之死，实为匈奴史上一大关键性的转折！
昭君当年奉诏出塞，汉廷对她寄予厚望，内蒙古包头市附近的汉墓里，曾出土过“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
抵达匈奴后，昭君以其阏氏的特殊地位，积极参与匈奴政事，并取汉室之长，补匈奴之短，传播中原文明。
面对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昭君深明大义，以其个性的丧失、个体的压抑为代价，弥平了华夏、匈奴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弥合了两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伤痕，很好地完成了和亲的历史使命。
昭君唯一的儿子惨遭杀害，她的女儿云、女婿当、外孙奢等人继承母亲的遗志与使命，当匈奴与汉朝的关系紧张时，他们总是挺身而出，维护两个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昭君长女云曾到长安，入侍太皇太后。昭君娘家的亲戚，她的侄子王歙、王飒也加入到汉匈友好往来的行列之中，被汉廷封为侯爵，多次出使匈奴……
正因为昭君及其后人、家人的共同努力，汉匈之间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的太平景象，并且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王昭君，中华大地上一位既普通又传奇的女子，以其少有的柔韧与坚强，忍辱负重，超越了传统伦理道德，在广漠的匈奴大地，耸起了一座独特而永恒的丰碑。
四
昭君出塞和亲，于国家、民族而言，功莫大焉；于个人而言，却是一种不幸，即民间所谓的“红颜薄命”。在匈奴，她过着“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的日子，悲苦远胜喜悦。
记得二十多年前就读湖北师范学院，问及一位校友的故乡之时，他竟说出一条谜语让我猜：姐姐要回来――
我一时没有猜出，他很快说出了谜底：秭（姊）归。
我虽然就此牢牢记住了这一与王昭君有关的县名，却没有太多的留意与特别的感触。
可今天，当我创作《边塞秋风》这篇文章时，才真正领悟了这一谜语的内在含义，感受到了一种透入骨髓的悲凉。
九百多年前，北宋著名诗人苏轼由故乡眉州出川前往京城，顺长江而下途经秭归时，特意登岸前往昭君故里，凭吊感怀，写下了一首《昭君村》：“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魂……”
自从离别故乡，昭君就陷入了个人痛苦的深渊。无论是藏于长安后宫，寂寞深锁无以遣怀；还是奉诏和亲，置身茫茫漠野眺望南国，昭君思念着的，唯有故乡秭归。每人都有深深的童年情结，哪怕儿时的不悦，也会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何况昭君的童年、少年时光，是她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呢？宝坪村背倚纱帽山，濒临香溪水，可谓山青水秀，美丽如画。作为家中幼女的昭君，就在这峰峦含翠、绿水长流、橙红橘绿的风景中，吃着喷香的米饭，品尝鱼白蟹黄，享受鱼米之乡的丰腴，受到父母的宠爱与兄嫂的呵护，她蹦蹦跳跳、无忧无虑、欢畅无比，此乐何极？本来，她也可以嫁个普通男人，相夫教子，像当地普通女子那样，既平淡又充实地生活一辈子。然而，她实在是太美丽了，美得令人羡慕与嫉妒，一选为汉妃，再选为阏氏，命运就此改变。作为一名与屈原同为秭归的楚人，她的内心，固然有着荆楚地域瑰丽奇崛的浪漫情怀，也有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的一面，特别是作为女性的她，对虚荣并非那么看重，她只想过一种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而屈原以降传承下来的楚人忠君情怀又是那么激烈，因此，王昭君不得不压抑本性，忠君报国。她坚韧无畏，又柔肠寸断，自从离了宝坪村，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就是人间仙境般的故乡。在长安深宫，她怀念父母兄嫂的亲情与欢畅；在匈奴漠野，目光越过重重关山，她思念着的，绝对不会是寂寞的深宫与寡情的君王，唯有宝坪的山水与秭归的风情，才是她心中所系。秭归秭归――姐姐呵姐姐，你想回来，要回来，可为什么又没有回来？不仅是柔肠寸断，简直是杜鹃啼血了！呼韩邪单于病逝，昭君请归故里，连长安都难以复返，遑论秭归？于是，她的命运与归宿，只能是“万里为胡魂”。
为此，苏东坡在《昭君村》一诗结尾不禁感慨系之：“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当时忧色衰。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
昭君欲归而不得归，她的躯体留在了匈奴，与漠北大地融为一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逝于异地他乡的巾帼英雄，显得尤为悲壮。
昭君温柔刚毅，顾全大局，走完了悲苦的一生，然而，她终究放不下生她养她的故乡与长年生活过的草原：故乡南国是她一辈子的思念，而阴山漠北，则有她牵挂的子女，她必定选择一处理想的安葬之地，年年岁岁，收拾起满腔的愁绪与牵连。
传说中的昭君墓多达十余处，到底何处为真？
最有名而为人们认可的，是位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南郊约九公里处大黑河南岸的昭君墓。
2002年盛夏的一天，我来到了这座又名“青冢”的昭君墓。
青冢，早在盛唐之时，就有李白“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吟咏，白居易留下的一首诗标题就叫《青冢》。
有人说，青冢并非昭君真坟，而是她的衣冠冢；也有人称昭君墓不是坟墓，而是以汉代的烽燧台之类的边防施设改建而成；还有人鉴定，这座高大的土堆原是古人祭天的一个坛，又称“圜丘”。真耶假耶，非我所能考证。只是，昭君死时必选一处风水宝地，寄托情怀，以遂生前之愿。这里位于“秦直道”北端，原为黄河古渡口，北枕属于阴山山脉的大青山，面对塞外黄河的最大支流大黑河，既可眷顾她那留在匈奴北庭的儿女血肉，南向又可缓解思念故乡之苦。于情于理，这里都是昭君死后的一处首选之地。
据敦煌发现的唐代《王昭君变文》记载，昭君葬礼依从匈奴习俗，“棺椁穹窿，更别方圆。”出殡之时，仪式非常隆重：“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退犊■驰，饮食盈川，人伦若海。一百里铺氍毛毯，踏实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倾国成仪，乃葬昭军（君）。”文中所述，虽华丽铺陈，有所夸饰，但足可见出当时葬礼之盛况。据传，汉孝哀帝也派遣使节杨少征前来吊唁。此说如果属实，汉哀帝刘欣于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1年在位，那么昭君享年则在五十岁左右。
如今的青冢，已被辟为公园。步入其中，穿过青冢牌坊，便是呼韩邪单于与王昭郡的浮雕及他们并辔而行的青铜塑像。铜像后是董必武的《谒昭君墓》诗碑，周围自然少不了历代相关碑刻与诗文，其中一首写得相当到位：“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
漫步凭吊，我总觉得其中少了点什么。
到底少了点什么呢？思虑再三，觉得浮雕、铜像及其他纪念，竟将昭君和亲的另一位主角――复株累单于给忽略了。
论年龄，复株累与昭君更加般配；论时间，他与昭君共同生活得更长；论感情，他对昭君也算得上恩爱有加……
历史，就这样有意无意给遮蔽了！
我的心头，陡然间仿佛压上了一块铁铅。
我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抖落一些不必要的重负。抬望眼，一座三十多米的高大土堆，孤峰矗立在漠北的原野，颇有一种巍然雄伟的气势。这便是昭君墓了，我希望土堆下埋着的，就是她的真身！
据有关资料记载，十多座昭君墓，并非古代帝王那样故意布下一些疑冢迷惑他人，也非匈奴官方所建，而是当地广大民众一种自发的纪念。凡是昭君曾经驻牧或路过之地，他们自发地建立起一座座坟墓。这种行为，纯粹出于百姓内心的崇敬、感恩与纯朴之情，绝不像今天许多地方，为的是追求所谓的名人效应。
青冢附近的百姓，都说这座高大的土堆下面，埋葬着的，就是王昭君的遗体。因担心他人过多惊动、打扰昭君娘娘的安宁，他们便故意放出风声，说青冢是一座假墓。
漠北四季，秋风萧瑟，冬雪覆盖，春寒料峭，唯有夏季绿草青青，一片生机。而我到达的盛夏，一路行来，横跨内蒙古中西部千余里，却怎么也见不到江南那郁郁葱葱的绿色。这，也许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有关。而昭君所处时代，阴山的古树林已遭砍伐，此地已是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地带。生长于南国的她，要想适应这儿的气候风物，的确需要艰难而长期的过渡与转变，由此更可想见昭君当年出塞和亲之难。一个弱女子，肩头担负的，是民族的重任与期冀。面对青冢，我心中涌出的，除了敬重，便是感动。
我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还是昭君时代的漠北，孤月冷辉依然如旧，而人与事，早已面目全非。如今生活其上的蒙古民族，与昔日的主人――匈奴，无论是历史，还是种族，已没有半点渊源。
“花开花谢任东风”，“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星移斗转，长存人间的是风骨，是精神，是流淌不息的文化。因此，青冢的重要不在其真伪，而在于昭君在历代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与重要地位。正如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所言：“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据统计，古代的中原王朝，至少有过三百六十次对外和亲。最为著名者，一为王昭君，二为唐朝的文成公主。
昭君由一位民女到宫女，而后肩负使命出塞和亲，身份地位不断上升；她由山村茅屋的自然简陋，到长安宫殿的古朴雄浑，再到匈奴穹庐的异乡悲凉；她经历并融会了荆楚文化的空灵奔放，中原文化的博大厚重，草原文化的雄奇壮美；作为四大古典美女之一，她怨而不怒，笑而不喜，内心汹涌的波涛与外表典雅的沉静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具有独特迷人的“昭君之美”……昭君一身，个人角色不断转换，人生命运起伏跌宕，而她的贡献则有目共睹，惠泽后世……这些，都为广大民众的虔诚敬仰，为后世文艺家的创作发挥，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大漠荒原，秋风又起，天气渐凉，满目萧瑟，昭君思乡更切。虽然她的身体未能回归故里，但我更愿相信，人死之后是有灵魂的，昭君那悠悠魂魄，终于回了长安，到了秭归，归返宝坪山村，与家人欢聚一堂。魂归故里的昭君，定会像当年那样，没有半点生疏与隔膜，生活得快快乐乐、融融泄泄。
作者简介：曾纪鑫，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各类体裁作品若干，出版个人专著二十多部，作品被一百多种报刊、选集选载、连载并入选《大学语文》教材，数百家媒体评论介绍。近年在海峡两岸出版、再版的主要作品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永远的驿站》、《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一个人能够走多远》，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戏剧作品选集《人生是条单行道》（上）、《萧何落难》（下），文化论著《没有终点的涅》，个人选集《历史的可能与限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