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艺谋初识是在1979年的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口，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入了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适，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的沟线，加上一双沉沉的眼睛。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的紧张学习和工作中越发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去了。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做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也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4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其作长过1米，是百尺危悬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沉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出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1982年毕业，方知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风、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只是在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地对张艺谋有了点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其他同志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艺谋比我大一点，1951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它在关中平原上，古时候叫雍州，有先秦的遗风，汉唐的余绪。说到华夏文明这件事，它也是煌煌的发源地，三秦五律，物华天宝，秦关汉月，人杰地灵。八百里沃野，称得上是江山形胜。按理说，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的孩子该是幸福的。可艺谋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在近30年里受到了不那么好的待遇。
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在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长时间里死人倒背了个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袋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枉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插队，做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即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语录，因发表的日期为6月26日，故称“六・二六指示”，随之，一大批医务工作者深入农村――编者注)，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从1968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3年队，这3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着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下子吃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使劲擀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我听了觉得这故事道理很深。3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到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只言片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80里路买回自家的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3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才二回吃上“官粮”。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刷”地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他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后来，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后来，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西安见过张艺谋的双亲。他的父亲那年62岁(1985年)，倒回去35年，他不过是个27岁的青年，在这35年里头，他只是活着，不能对社会有任何贡献，除了教导3个儿子以外。这一点对于艺谋不会没有刺激。我很喜欢、也很尊重艺谋的母亲，过去的困苦不能使她显出忧伤，斗室之中只要有她在，总是有笑声的。她每日由家庭而医院，由医院而家庭，对亲人和病人都担负得过多。可是作为母亲和医生，终于不能救治是亲人又是病人的二儿子。乐观的下面，该是一颗忧伤的心。艺谋对于母亲一定是理解的吧。
因此，为这，也为其他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写了或没写的事，在他决定投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他愿意跟在老父的身后，卑微地在某些人事干部的白眼前面，诉说和请求。又在无望进入电影学院，而有好心的老师指点他去投考另一所学院时，他可以不吃不睡地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奔走。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走物华天宝的秦地，阿房弃石，兴庆断瓦；去病陵前石雕，始皇穴中兵马列。茂陵刘郎已作秋风过客，饮中八仙惟余黄桂稠酒，更有则天武后，以土为女身，万世横陈于关中大地。凡此风物种种，感受浸润足以涤胸襟，壮怀抱，识兴亡，举志向。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快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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