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含锥心之痛又带生之希望 今天，外子大卫和我纪念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二十二岁的生辰。他名叫特雷西・毕尔・马殊，身材高大，容貌英俊，有一头乌黑的卷发，唇上长了小胡子。他以前和父母同住，在一家意大利馅饼店里工作。去年夏天，他本来要在他哥哥的婚礼中担任伴郎，可是1992年10月8日那天晚上，特雷西出了事。他下班后在馅饼店的停车场里与几位朋友聊天，谈笑间跳上一位朋友汽车的引擎罩。“这种事他们至少做过一百次了，”他母亲说，“你应该也知道，孩子就爱玩。”可是这一次特雷西失去平衡，掉了下来，头猛撞在地上。
他的一位朋友跑进馅饼店去叫救护车，然后打电话给特雷西的父亲比尔・马殊。比尔连忙赶到医院。稍后，特雷西的母亲珂莉也来到了。他们从医生含糊支吾的语气中，知道儿子没什么希望能活下来了。特雷西的颅骨已破裂有位医生说，他从未见过破碎得这么严重的颅骨。
珂莉整夜都守在儿子旁边。特雷西戴着氧气罩，褐色的眼睛呆滞无神。她记得特雷西以前曾经谈论过捐赠器官。“也许我能帮助另一个家庭，使他们免受死亡的伤痛，”她心想。于是，她和比尔在表格上签了字，同意把特雷西的器官捐出。
第二天，医生宣布特雷西・毕尔・马殊死亡。二十四小时后，特雷西的肝脏移植到了外子大卫他患了晚期肝病体内。
手术后几个月，大卫和我写了些信给那位不知名捐赠者的家人，由于保密规程，我们不知道谢函应该寄到什么地方去给什么人，所以把信托器官库转交。捐赠者的父母也很想见一见那个因为他们儿子捐赠器官获得新生的人，于是器官库破天荒地同意了让两个家庭会面，一叙彼此间那种既含锥心之痛，又带生之希望的微妙的亲密关系。
我们约定在一家旅馆的招待室里和比尔・马殊夫妇见面，这旅馆差不多就在我们两家人居住的地方的中间。大卫和我心情很紧张，在约定时间前一个钟头就到达了旅馆。我在一张桌子上铺了我奶奶的白色亚麻桌布，然后在上面摆了些鲜花、饮料、干乳酸和脆饼干。
门打开时，我的心仿佛停顿了。我们见到一对中年夫妇。有几秒钟，我们四个人只是站在那里互相注视。然后，珂莉和我彼此拥抱，比尔伸出手来和大卫握手。他的手握得很有力，大卫能感觉到他极不情愿把手松开。比尔向大卫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身体还好吧?”
接着，我趋前去搂抱比尔，看到他在钢框眼镜后面的泪光。“我不会再流泪了，”他微笑着说。可是他办不到。
我们聊了三个半钟头。他们拿出一张特雷西的照片给我们看。我们第一次听到他是怎样死的，也知道了他生前的一些事情。他是一个淳朴仁厚而慷慨大方的青年，爱好户外活动，最喜欢拨弄他那辆汽车的引擎。晚上的时候，特雷西会和朋友在停车库里架起泛光灯工作，直到比尔和珂莉要睡觉了，还能听到那些男孩一面修车一面欢笑。
我们也知道了比尔和珂莉的一些事情。珂莉到现在还舍不得把特雷西最喜爱的牛仔裤扔掉。在超级市场里买东西时，她会绕过那些摆放他生前爱吃的食物的货架。每天早上她登上自己的车去上班时，都仍然会向特雷西说早安。
比尔每天都去墓地一次。每个星期都有特雷西的朋友来看望他们，也不时有人晚上打电话来，其中有一个称比尔做“爹”的，常需要比尔安慰。
比尔和特雷西都喜欢赛车。我告诉他们，大卫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也恢复了对赛车的兴趣，不止在电视上看转播，去年夏天还去参加了一次比赛。我提到大卫最近异想天开，打算到南方某个地方去学习赛车技术。“啊，”比尔马上就说，“要是特雷西还在，一定也有兴趣。”
分手的时候，我们都依依不舍。我们已谈了很多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并说好了保持联系。
这次会面有点风险，可是很值得。现在大卫和我知道该为谁祷告了。
对马殊夫妇来说，见到大卫，知道他身体安好，他们的痛苦也似乎舒缓了一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卫和珂莉拥抱的情景。身材高大的大卫弯腰站在珂莉前面，珂莉双臂搂着他的腰，就像母亲搂着儿子。他们互相紧紧搂抱了好久。我听不清楚她是在说“你好”还是“再见”。
也许她两句都说了。
(摘自美国《读者文摘》香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