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皖南的一个凋敝小山村出世长大的。徽山徽水徽风徽韵滋养了我。回首一生，牧过老牛，挖过蕨根，执过教鞭，爬过格子。孩提时代，一本《唐诗三百首》曾让我如醉如痴。十五岁时，在初中读书，那是一个“炉火照天地”的时代，曾尝试着写过一首《车水谣》，发表于一份地方报纸的副刊，当然是十分稚嫩的。往后，虽然也读诗、写诗，甚至为写诗招过祸，但因公务繁忙，只是偶尔为之。届近花甲之年，倒来了兴致，购来一批诗集和诗歌刊物一看，当然不乏精品佳构，而更多的则是让我愣住了，头脑中悬了个大问号：
什么是诗?我写的那些篇什还算诗吗?
《诗经》是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歌吟是诗，《女神》是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是诗，这大概没有人怀疑了。可曾几何时，咳嗽、打盹、呓语、酒话乃至放屁、打嗝也成了诗，而且一路绿灯，登在一些印刷精美、装帧新潮的主流刊物上。读不懂，猜不透，佶屈聱牙，如坠迷宫。我就这个困惑求教于国内、省内一些著名诗人。安徽一名颇有成就的诗人答道：如今什么是诗?有人抓一把字丁，撒在桌上，再长长短短排成行，就是诗了。
答得真妙!
记得1976年春，总理逝世，国运罹难。天安门前素花如云，诗潮滚滚。我蛰居的这个江南小城，也有人以无名氏或笔名、化名在街头贴出悼念总理的诗篇，全摄人了公安机关侦缉的镜头，但仍挡不住诗前人头攒动，传抄吟诵，不胫而走。为什么?因为这些诗篇全是呕心沥血之作，道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嘴上所无”的话。已故本省著名作家江流先生那时曾悄悄寄给我一本《天安门诗抄》，附信说我将宝剑赠与烈士，红粉送给佳人，让我愧不敢当。这册珍贵的诗抄，至今仍置于我的案头，现在翻来，仍字字铮铮有声、血泪进溅。几年前，我去过一趟西安，看了盛唐华清池的遗址，不胜感慨唏嘘。当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可以想像是何等的水草丰美，歌舞升平。而今一千二百多年过去，朝代更迭，战祸连绵，池干水涸，满目凄然。沧海桑田，变化如此之巨，而唐诗呢，代代相传至今，哪一首不是粗有文化的人能懂可诵的?这说明古今生产有高低之分，生活方式有优劣之别，但作为人的一些基本情感，则是一脉相通的。近一二十年，又有几首诗能传之于群众口碑?就算现代社会节奏快吧，一天等于二十年吧，诗也不会衍化到不忍卒读的地步。一度颇有争议的朦胧诗，之所以朦胧，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所限。至今在人们记忆中珍藏、为人们所称道的，不也是那几首能懂可诵的吗?懂，是诗歌流传的心灵驿站。基于这一理念，我在负责一张报纸期间，曾对副刊部的同仁讲，不发那些让读者一头雾水的诗。也许有人说“你读不懂，有人读得懂”，那请作者复印了给读得懂的人寄去；也许还有人说“现在读不懂，将来读得懂”，那请他将来再发表吧!
我心头释然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万诗皆缄口，倾歌为一尊”的一元化诗歌时代已经结束。谎诗、媚诗、邀宠的诗败人胃口，也注定短命。在我辈看来，“知识分子写作”与“平民化写作”的争论并无多大意义。只要是诗，就应该是心脏喷射的热血，灵魂烛照的光芒，情愫滋养的花朵，思维放飞的纸鸢。诗应该回归社会，关注民生，体恤生命，抚慰自然。诗人们，当你看到全国还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一些人就业无门，一些边远地区失学儿童嗷嗷待哺时；当你看到沙暴弥天、种群濒临灭绝现象日日逼进时；当你看到一些贪官污吏恣意横行、弱势群体抱冤受屈时，你的眼睛还那么漠然吗?你还那样无动于衷吗?我这样说，当然不排除诗歌关注歌者自身，因为写诗离不开生命的体验。事实上也有不少这类诗歌写得至纯至美，铭人五内。但这种关注，是生活乃至生命的酿造，不是意识乱流，更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下半身”!
现今还有一类诗，也许借重于作者的身份、学历、名气、关系，或是金钱等诸多因素，明明是一些了无诗意的白开水、大白话，居然也生拉硬拽，长行短句，堂而皇之，风而雅之，登上刊物，有的还位居头条。一些圈内的评论家指指点点，微言大义，哄抬吹捧，追幽探胜。你忘了，如今早已不是赵高时代，指鹿为马只能得逞于一时，麋鹿永远不是良骏，读者也不会买这个账!相当一些诗歌刊物发行量一路下跌、全靠化缘赞助支撑就是证明。涉笔至此，想起一则童话《皇帝的新衣》。那位死要面子、不想当愚蠢人的皇帝，在一大批阿谀奉承、想当聪明人的大臣簇拥下，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行走，最后被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揭穿，弄成千古笑柄!真是人木三分，绝妙至极。尊敬的刊物主编、编辑先生们，不要再给伪诗披件“皇帝的新衣”了，视秽物为瑰宝，一害刊物，二坑子孙。
六十是花甲之年，人生之秋。秋风簌簌，秋籁声声，该是心平气和的年纪了。但苦恋缪斯，目睹诗坛之怪现状，总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絮絮叨叨讲了这些。就此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吧!
责任编辑 赵宏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