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吕克・戈达尔的电影总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男人深爱着女人，而女人却在最后抛弃了男人。而《无法呼吸》(1960年)、《疯子皮耶罗》(1965)，和《芳名卡门》(1985)，便是戈达尔这类故事的代表作，或称之为经典之作。这三部电影的主题，完全可以用《芳名卡门》中卡门对她的男友何塞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不再爱你了。可你仍爱着我。这就是你要杀了我的原因。”
对戈达尔来说，“相爱”和“互相残杀”是一种同样的行为。有意思的是，爱情(l"amour)和死亡(la mort)这两个词在法语中的发音，竟是如此令人惊讶地相似。爱情与死亡无疑是所有艺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传统经典，但有时又难免流于庸俗。而戈达尔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就因为他能够通过电影中不同格式的运用，创造性地诠释爱情与死亡这个永恒的主题。他的充满了创新意味的形式(有时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他的对固有传统的彻底颠覆，他的坚持不懈的反叛精神，使“爱情和死亡”的陈词滥调变得如此与众不同。而戈达尔在反复重复这一主题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每一次都在更新，都有发展，他的不断进化就如同绘画中的那个抽象化的过程。
《无法呼吸》是戈达尔导演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影片中那个年轻的纽约女孩儿帕翠莎最终告发了他的法国情人米歇尔。在这部影片中，戈达尔创造出了一种时间跳跃的氛围，让观众觉得戈达尔仿佛正在和他们做游戏。
《疯子皮耶罗》讲述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在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奇遇中，女主角玛丽安最终逃离了依旧痴迷于她的皮耶罗。皮耶罗一气之下将她杀死，同时也将炸药缠在脖子上自杀身亡。他只是在临死的那一刻，突然觉出自己的决定是何等愚蠢，想把炸药从头上解下来，可惜为时已晚。这部电影的精辟之处，就在于戈达尔一开始就用四个词概括了影片中即将发生的一切过程(一种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对未来的描述)。这四个词来自于一位美国电影人对电影所下的定义中：“电影就是爱情、仇恨、暴力和死亡。”而《疯子皮耶罗》所要阐释的，就是这四个词怎样支配了男女主人公的人生和命运，又是怎样调动起了观众的激情。在这部影片中，戈达尔故意模糊了时间的概念，使得观众已难以分清哪一段是真实的时间，哪一段又是幻想的时间；而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又不是按照正常的先后顺序进行，观众就更是云里雾里，难以明晰。
《芳名卡门》还是一个类似的故事(戈达尔何以对此情有独钟?或者那是他永远不能平复的人生的创痛)。女人离开了男人。但这一次，卡门又死在了她情人的手中。这个爱情故事完全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爱情片断拼接而成的。没有任何先后顺序。需要观众用自己的智慧将其连缀。这是一部极不寻常的影片，爱情和欲望不单单是通过演员的对话和动作来表现，音乐、噪声，和大海的画面，也是表现种种情感演变的重要手段。所以在《芳名卡门》中，人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只能感觉到那个与爱情和死亡相关的各种电影元素的集合体。在这部影片中，戈达尔把他在电影中发明的所有崭新的叙事方法综合了起来，最终完美而和谐地表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所有层面。
分析戈达尔的这类电影，还有另外的三个元素需要格外留心。那就是他在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性、视觉效果，以及音响在情节中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戈达尔并不是一个依赖于文学作品的电影人。这一点他和法国另一位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阿兰・雷乃极为不同。雷乃喜欢邀请新小说派的探索作家罗布・格利耶或者玛格利特・杜拉斯参与他的电影制作，让这些文学巨匠为他撰写前卫的电影剧本。而戈达尔则喜欢独立创作，他发明了一种“工作进行式”的拍摄方法，就是说，他的电影剧本大都是在拍摄现场即时撰写的。
在电影的制作中，戈达尔不依靠文学，但并不等于他不热爱文学。戈达尔是一位极有学识的导演，对文学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无论在他的哪一部作品中，他的主人公都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于是读书这个细节，也就成为了戈达尔电影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一种像敬奉神灵一般的仪式。帕翠莎在《无法呼吸》中念诵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掠夺者》中的一段话：“在忧愁和虚无中，我选择了忧愁。”而这个句子，恰好就是理解戈达尔这部电影的关键。帕翠莎做出了和福克纳一样的选择，而影片中另一个主人公米歇尔则走向了虚无。影片的结尾，被帕翠莎告发的米歇尔无怨无悔地任警察将他射死在大街上。而帕翠莎所要面对的，则将是永无尽头的忧愁。同样在《疯子皮耶罗》中，作为西班牙语教师的皮耶罗，不停地大声对他的小女儿诵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而在《芳名卡门》中，那个作为演员介入画面的戈达尔，则总是在对身边的人说：“当太阳落山之时，凡・高寻求着一抹黄色”，还有，“请让那无限的世界进来”，或者，“美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恐怖的开端”。这些文学经典，不仅是戈达尔创作的初衷，戈达尔演绎的概念，也是戈达尔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结论。
戈达尔的电影，对摄影机所选择的位置，对视觉上的那个画框，以及剪接时所追求的速度，也是充满了创造性的。
戈达尔非常喜欢他的演员，对他的女演员更是爱不释手。由于他和他的女演员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他拍摄她们时所采用的画面就更是耐人寻味。戈达尔喜欢用特写镜头。《疯子皮耶罗》中，女主人公玛丽安坐在船尾的特写镜头就堪称经典。在逆光中，戈达尔让他的镜头对准玛丽安。只对准她，其它的一切似乎已都不复存在。于是电影界对戈达尔经常采用特写镜头拍摄女人的嗜好众说纷纭。大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看法认为，戈达尔用摄影机囚禁了他的女人们。让她们永远也逃不出他用画框为她们设置的牢笼。因此女人也就成为了永远被男人观看欣赏的物品。而另一种看法则善意地诠释了戈达尔特写镜头的意义：戈达尔这样做无非是想以此留住女演员的美丽。他认为女演员就是他的缪斯女神，所以他才更在乎她们在镜头中的完美。他认为唯有以画框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她们的形象变得像油画一样永恒。主张这种看法的，是女演员安娜・卡特丽娜。她曾经是戈达尔的妻子，也是他很多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她主演《疯子皮耶罗》。
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速度、也就是时间行进的过程，亦是戈达尔独出心裁的地方。利用跳动(jump－cut)，戈达尔制造了一种近乎毕加索粘贴画一般的感觉。他首先对时间进行完整的排设，而后又把它们剪碎成无数个小段(除去所有多余部分)，最终再将它们重新粘合在一起。在《无法呼吸》中，帕翠莎与总编在咖啡厅里谈话的片断就是完美的例证。这段谈话看上去显得别扭，因为时间没有被和谐地重新组合。于是时间的连续性被彻底破坏，留下的只有在戈达尔看来是最精髓的语言和行为。有时候戈达尔还会完全颠覆现实中的时间概念，当然这以他内容的取舍而定。譬如，他会无限拉长帕翠莎与米歇尔在早晨的某 个瞬间，不惜占去电影的大量时间；而至关重要的谋杀和被追捕的过程，却只有短短的两分钟。因为，那不是戈达尔想要表现的，他要的只是那个结果罢了。
在音响的处理上，戈达尔也极富创意，甚至空前绝后。在戈达尔的音响中，大致有四个部分，那就是对话、噪音、音乐和寂静。
戈达尔喜欢让人物的对话时常处在“双独白”的境况下。那是因为他认为世界是冷漠的，男女之间不能相互理解，所以他们只能各自“独自”。在《无法呼吸》中，帕翠莎跑回米歇尔藏身的公寓，告知她已经揭发了米歇尔时，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双独白”。尽管表面上他们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按照对话的形式相互诉说着，但事实上，两个人根本不是在和对方交流，而是各说各话，各自在讲述自己的内心。《疯子皮耶罗》同样如此，当两个主人公驾车在幻想中实现大逃亡的时刻，尽管他们都在讲话，但却是男人讲男人，女人讲女人。
对噪声的运用同样是戈达尔最天才的部分。其实利用噪声并不是戈达尔的发明(就像跳切的剪辑方法是由俄国人发明的一样)。另一位伟大的电影人雅克・塔蒂早在他的影片《我的舅舅》中，成功而深入地运用了噪声这一技术。他不仅利用噪声效果搞笑，还故意让一大段台词被噪声所淹没。戈达尔从1960年的《无法呼吸》中就开始尝试这一技巧。影片中米歇尔的朋友与警察的对话本应非常重要，但是戈达尔却故意让背景中打字机发出的声音，遮盖了画面中他们嘴里正在吐出的字句。而帕翠莎和米歇尔之间的对话，也总是被窗外救护车的呼啸声所淹没。尽管如此，观众还是能从画面上大致猜出了谈话的内容。可是到了1985年的《芳名卡门》，这种技术的运用就被大大地发展了。许多“重要”的对话已经完全被噪音所取代，乃至于有时候噪音干脆就成为了对话本身。何塞与卡门在海边交谈的最后部分，无数的音节就那样丢失在了海浪有节奏的拍击海岸的声响中。认为这些对话外的声音是噪音似乎并不公平，因为在《芳名卡门》中，它们已经具有了实际的意义：海浪和缓的声音代表了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平稳，而海浪发出的尖利的吼叫声，则预示了情感世界的暴风骤雨。此刻，噪声不仅拥有意义，而且已然成为了主题。
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音乐永远在表达着人类的情感和情绪。所以很多人在说到戈达尔的电影时，不是说“看”，而是说，我们在“听戈达尔的电影”，足见音乐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着怎样不寻常的地位。随着戈达尔创作手法的越来越抽象，原先伴随影片情节的音乐，后来被慢慢挪到了这段情节的前面。让一段音乐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来暗示画面中即将要发生的情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而这种被提到情节之前的音乐，本来应该完整结束的乐章，却在一个小节中间就被突然地拦腰截断。音乐的嘎然而止，其实是为了让画面上的镜头继续完成音乐中未完成部分，这也是戈达尔的创举。在《芳名卡门》中，戈达尔总是首先向观众展示四位音乐家演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场景，然而每每在演奏还未结束之前。镜头就会突然切换，音乐声被蛮横终止，因为戈达尔在这一刻要人们看到的，不是音乐。而是男女主人公在怎样继续演绎着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戈达尔的音乐总是带着跟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情节相同的情感而出现，同时也是情节转折的一个前奏，《芳名卡门》中的一个细节即是如此。四个乐手在演奏一段乐曲，大提琴手突然停下来说：“不好，不好，我们重来。”于是他们改变了乐曲，也就完全改变了下一段情节、情感的氛围。所以戈达尔的音乐不仅仅是配乐，而是决定了整个影片的基调。对于戈达尔来说，也许音乐才是主题，而情节只是音乐的某种继续。或者换一句话说，戈达尔的情节，仅仅是为了完成被终止的音乐。
然后是寂静。以个人的观点，其实我并不认为戈达尔是一个喜欢寂静的导演。对于他来说，寂静也许是一种窘态，是一种他不得不使用的软弱的形式。戈达尔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那种不能停止讲话的长舌妇。为了填充词语的空当，戈达尔乞灵于音乐；为了避免出现“全部空白”。他又竭尽全力地求助于噪音。一次真正的沉默在戈达尔的电影中是很难找到的。我所看到的只有一次，在《疯子皮耶罗》中。玛丽安坐在驾车的皮耶罗身边。在他们互相交换过“我吻你。吻你全身。我爱你。”之类的词语之后，他们之间便突然出现了一段沉寂。而皮耶罗就像我们这位不甘寂寞的电影人一样，被突然而至的沉默弄得不知所措。于是他只好急急忙忙地跳出来打破这令他难以忍受的寂静，说，“看，这就是安静。”以描述寂静的话语毁灭寂静，这也是戈达尔的方式。
戈达尔的最后一部作品，是2004年戛纳电影界非参赛影片《我们的音乐》。影片讲述了战争，讲述了地狱和天堂，以及我们生活着的炼狱。戈达尔的这部影片一如既往地优美感人，但也依旧如他以往的探索影片一样令人匪夷所思。各种媒体(包括娱乐的和严肃的)均反响平平。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我去看了，发现即使在法国这个对严肃艺术依旧充满崇敬之情的国度里，来欣赏此片的人也依然寥寥无几。的确，片中有他博大精深的反战世界观，有他超前的意识与手法，有他对新生事物(电子电影技术)的极力推崇，但，观众感受更多的，却是他的电影所带给他们的不适感。他在电影中那种肆无忌惮的抽象和创新。似乎只是为了表明，他是在为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做电影，甚至，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他自己。
但无论如何，戈达尔是伟大的。
今天，世界上很多杰出的导演都深受戈达尔的影响。而那种影响是革命的，是颠覆性的，甚至带来了整个电影的进步。 也是今天，戈达尔彻底放弃了被世界读懂的机会。他决心和整个世界进行一场真正的“双独白”。世界讲着行进的步履；而戈达尔，却只诉说着，那个在暗夜中踽踽独行的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