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在一条林阴掩映的偏僻小道上，莫斯刹住车对着我说： “瞧，艾琳妮，这是我第一次结婚的蜜月之路。” 我不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芭妮和米纳便争先恐后兜售起莫斯的婚姻轶事。 原来，莫斯的第一任妻子和他一样， 都喜欢标新立异。 在他们的浪漫婚礼上，莫斯突发奇想， 提议新娘跟他一起远足，新娘欣然同意。 两人在亲友的祝福声中踏上了这条甜蜜小道。开始还手挽手轻歌曼舞，渐渐地，新娘就气喘吁吁。可莫斯还是走啊走。太阳被累倒后，月亮出来陪了一程也蔫蔫告辞。新娘一瘸一跛， 龇牙咧嘴， 可莫斯还是继续前进， 终于穿越了新娘的忍耐极限。 她哭骂着甩开他，独自住进路边一家旅店，从此再没回莫斯备制的 “金屋”。
大概是这次与小路邂逅引发了莫斯的怀旧思绪。 第二个周末的下午，他开车载我一人在多伦多绕行一周。然后在一个希腊居住区停下来，朝着一栋建筑精美的房屋注视片刻，让我发表观后感。 我说很美，很漂亮，看来当年造价不菲。莫斯点了点头，神采飞扬道:
“你知道么，这房子曾经归我所有。 ”
“那现在呢? ”
“把它送给我的第二任妻子了。 ”
行至法兰西住宅区，他又停下车来，朝一栋华丽的房子指点着说:
“这一度也是我的房子。 我把它送给我的第三任妻子了。 ”
当莫斯再一次在建筑群停车时，我没等他发问就指着一栋维多利亚式豪宅问他：“你把它送给你的第四任妻子了，是吗? ”
莫斯骂我是小鬼头，说和我谈话好开心。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他的父亲在临死前要把所有家产捐赠给印度人做奖学金。 知子者莫如父也。
莫斯父亲在世时曾是加拿大国会议员和教育部长。他们家原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我曾见过莫斯幼年时的一张照片，衣着高雅， 风度翩翩，
与肯尼迪总统葬礼上年方四五岁的小约翰神似。 据莫斯先生本人讲，他一岁丧母，由一个姨妈和两位保姆养大。他上过军校，却不喜欢舞枪弄剑;学过法律，却十分讨厌出席法庭。平时只喜欢研究国际政治，却始终没有被政府或者研究机构雇佣过。他的婚姻和他的工作一样游走不定，而且每桩婚事都使父亲人财两失。父亲在对自己惟一的儿子彻底失望之后，临死前预留遗嘱，把所有财产全部捐赠给印度在加拿大的教育基金会。
莫斯在穷途潦倒时曾经中过一次奖，得了一辆价值两万加币的汽车，但他把汽车捐献给社区， 造福大家。莫斯致力于公众福利，他曾帮助弱势人群和地方政府谈判，为他们争取到许多权益。不过他自己一直一贫如洗，几乎是靠拾荒度日，难怪他家的大门永远敞开。
还记得住进他家后不久，在路上捡到一台大电视，求莫斯开车帮我载回来。莫斯一路好高兴。他说我来之前，米纳建议他把家里堆放的破烂都搬到楼下去，以免被博士学者看不起。今天见我也是拾荒族，他们从此不怕人笑话了。
果然不到两天家里就摆满了乱七八糟的物件，全是从地下室升格搬上来的。莫斯说世界的组合很奇妙，一些人的垃圾是另一些人的宝贝。我们拾荒族则独具慧眼，深知利用事物的剩余价值。
我佩服莫斯能苦中作乐，精神上永远胜利。可是无法认同他的生存方式。他把自己穷到赤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就是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从多伦多大学租借的，大概还是看在他父亲的贡献上。一次闲聊，我问莫斯：“你把房子全送了前几任妻子，留下什么给芭妮? ”
“我自己。我把我留给她，这就够了。 ”
“可是米纳还要和芭妮分享你。”我久压心头的话忍不住脱口而出。
“咳!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开诚布公道：“艾琳妮，我说实话:我可以左右自己的财产，但就是左右不了自己的感情。我不爱芭妮。我对她爱不起来。 ”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
“来不及试鞋啦。当时芭妮掉到泥淖里需要打捞。”
从莫斯口中得知，芭妮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妇女权益运动。她当年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妇运领袖。组织社团活动， 雷厉风行; 当众演说，犀利动听。所到之处，魅力四射。后来她丈夫突然离奇死亡，许多对她不利的流言四起，她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她潜伏在体内的家族性忧郁症发作了，从此不吃不喝不言不语，人也变得瘦骨嶙峋，形同骷髅。不过芭妮和西施一样，即使病入膏肓也不减风韵，那种憔悴的美比活力充沛的健美更能触动莫斯怜香惜玉的心。帅哥莫斯挺身而出，用婚姻挽救了她的生命。但时间证明同情变不成爱情，他逐渐觉得和芭妮一起生活味同嚼蜡。只是为了避免芭妮重新坠进忧郁症的深渊，他才破天荒地保持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段婚姻纪录。莫斯的坦白使我想起他和芭妮的一次争吵。那天莫斯正在饭桌上高谈阔论，芭妮忽然切入抗议：“你说什么都是‘我’或‘我的’，从来不提‘我们’二字。 ”
“亲爱的，我们有一个女儿，我们的女儿叫苏珊。 ” 莫斯机智而戏谑地回答。“不对，还有布兰多林，沃尔夫， 尼克…… ”芭妮恼羞成怒地争辩。不过这话连我也觉得牵强附会。那其余的四个明明是莫斯和前妻们生的，芭妮平常很少提起，为什么现在要拉来助阵?
正在这时，米纳在儿子布朗陪同下径直从后院走进厨房来，岔开了话题。
那晚我格外精心地照料芭妮上床，临走还在她手背上深深地一吻。她的形象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清高，却更贴近我的心。我可怜这只瘫痪的躯壳里蜷缩着一颗受伤的心，被冷落在一张永远暖不热的双人床上。
我本来就鼠肚鸡肠，在这个奇特的三角地带总不能处之泰然，还不如双方的孩子们豁达。现在更觉得米纳鸠占鹊巢，对她的一切都看不惯， 包括她的丰乳肥臀，虎背熊腰，鸡皮鹤发。当她站在我面前呼哧呼哧喘气时，我总觉得她在掠夺周围的空气，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扩张起比她小一圈的胸脯拚命呼吸。可米纳大大咧咧，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这些小动作。 而大动作我又做不起。 所以米纳一直和我和平共处， 而且对我关心有加。 她很乐意做我的天气预报员， 每天早上都会告诉我该穿什么衣服， 要不要带伞。 她最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和丈夫分居两国， 不止一次地问我，难道学位比丈夫还重要? 见我单身独来独往， 就热心地告诉我：“我的姑娘， 你可以随便带男友来居住。 ”她的开恩使我更加轻蔑其人。我想: 你在这里算什么角色?这话让芭妮说还差不多!谁能像你那样厚着脸皮随便呢?
真的，米纳教人小看的地方太多了。 她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份，一有机会就讲她在二战时期的从军经历。她说战地病房住的都是青瓜娃娃， 精神会餐就是黄色故事和笑话。有些小兵临死之前惟一的要求，就是让护士帮他们了解一下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有这种特殊经历的米纳说话常常一丝不挂，而且联想能力特别 “定性”，周遭任何事情都能润上色。比如莫斯要喝奶，她就问：“牛奶还是人奶? ”我们去采樱桃，她就嬉皮笑脸地揭发:“莫斯只喜欢吮紫樱桃不喜欢吃红樱桃。”
有一次米纳居然声称要把她和莫斯先生的床上功夫拍片剪辑，作为科普资料指导其他老年人享受夕阳余晖。我故意打击她：“恐怕你们的演技比不上市场上的×××录相。 ”
“哈! ”坐在一旁的莫斯先生立刻狡猾地用中文调侃我， “你?道貌岸然， 还看×××片? ”
我惊讶他的成语用得如此贴切，便问道：“你怎么知道‘道貌岸然’这个词? ”
他骄傲地说：“你不见我每天都在学习中文吗?我知道的成语多着呢! ”接着像小孩背书似的接连咕噜出一大串，什么“瓜田李下”、“塞翁失马”、“掩耳盗铃”、“拔苗助长”……听得我简直变成了蛤蟆嘴青蛙眼。 我知道他每周两次到附近图书馆上中文课，但不知最近正在学成语。他经常抱着一本《中文常用五百句》拼音朗读，还请我帮他纠正发音。 但是， 很快， 他就发现我的发音和他录音机中播放的发音不一致。我向他解释说我的发音带着老家口音，不是标准普通话。 他却怀疑我的发音器官有缺陷。他说我讲英语口音重尚可原谅，但连自己的母语都说不准，令他无法容忍。于是不由分说，取消了我的中文教师资格。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成为我的英语老师。 只要发现我发音错了，他就自己慢慢说一遍，要我一板一眼跟他模仿。他则闭上眼睛，侧耳细听。我模仿不来，他就摇头。摇完后再教我一遍，又叫我模仿。我再错，他再摇头。越摇动作越短促迅速。 眼见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就不忍心再折磨这位风烛残年的长者了，生怕他摇出脑震荡来。可是我的万荣语系里确实分不清“ang 和eng， en 和 ei”等韵母，对相关英语发音也非聋即哑，令莫斯先生抱憾终生。
据芭妮和米纳介绍，莫斯平生最痛恨知识分子，我是他惟一喜欢的臭老九。我知道我是沾了祖国的光，因为莫斯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他平时花一分一文都要计较，却订着一份CHINA DAILY，每天戴着花镜仔细钻研，有时还要和我热烈讨论。 那时我对国内大事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的传达。我和他家合用一根电话线，我打往其它地方的电话费他锱铢必较，连税都要计算出来让我缴，惟独打到中国的电话他开恩免费。每逢有中国留学生来找我，莫斯先生都要友善地站在门口和人家穷聊一番才放客进门。等我送客人走后，他又常常失望地质问我：你的朋友怎么都是知识分子?! 工人呢? 你就没有工人朋友?我回答说你们加拿大政府不给工人签证，我的工人朋友都在国内。他愤慨道：加拿大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中国工人修建的，怎么能忘本?莫斯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诺尔曼・白求恩幸运。他晚年最大愿望就是亲自看一眼红星闪闪的中国。 在八十六岁那一年，他终于圆了自己的中国梦。
1994年秋，莫斯由女儿苏珊陪同，拖着病体登临他心仪已久的中国， 在上海尽情地呼吸了几天中国空气。老人家说他拄着两根拐杖，站在黄浦滩头， 一连说了几天中国话。 苏珊在旁笑着揭发， 她父亲坚持用中国话和路人打招呼，围观者没有几个人敢接茬，因为人家以为他讲的是另类洋文。倒是不少人和他用英文搭腔。我问莫斯到中国后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是交通， 交通太不方便了。苏珊告诉我，她父亲回来后趴在车头上边吻边叫：“我的车。我的宝贝。”当她把他生拉硬扯进屋里时，他的嘴边沾满了尘土，――要是莫斯现在去中国就会方便多了!
苏珊携父中国之行赢得了周围一圈人的赞美，包括我自己。记得刚搬进莫斯家时，常听两口子谈起女儿，却足有半年未见过她。倒是有一次听她在电话里哭哭啼啼，说她和男友养的一条狗得了心肌梗死，正在宠物医院抢救，恐怕凶多吉少。莫斯一改平常的大嗓门，低声软语地在电话这端安慰，“甜心， 蜂蜜”呼唤个不停。那条狗去世一年多后，苏珊把它的骨灰盒寄放到莫斯家的客厅抽屉里，因为其时她已另结新欢，便把这个“拖油瓶”留在了娘家供养。我暗自嘲笑苏珊对狗比对她的父母还精心。
但天长日久了，我发现苏珊其实很关照她的二老。她虽不绕膝侍奉，却绝对会在大雪纷飞时送炭过来。苏珊现在已经毕业，在州政府做社工，兼任父母的调解员。每当莫斯和芭妮吵得难分难解时，总有一方提议打电话求诸苏珊评判。二十多岁的苏珊俨然像管教孩子一样，给七八十岁的父母各打五十大板，或者给父亲六十板，母亲四十板，两位老人挨训后就乖乖地和平共处个把天。
苏珊不但善于快刀斩乱麻， 调解莫斯和芭妮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而且帮助莫斯平衡三角关系。有次米纳不在， 苏珊在二楼劝告她父亲说：
“你和米纳也得照顾妈妈的情绪。 最好不要在无能为力的弱者面前莺歌燕舞…… ”
“你知道， 孩子 ……不， 你不知道……”听得出莫斯的沉重和无奈。
此后家里果然少了米纳的身影和她的喘气声， 空气似乎也充裕清新了许多。
但有一天早晨我被米纳的声音吵醒。 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莫斯先生从楼梯上跌倒， 住院了。我埋怨自己睡得太死， 没能帮上忙。 芭妮在一旁朝我直眨眼。 看到米纳面带尴尬，我就没有多问。后来才知道莫斯跌倒在米纳家。 原来他们转移了阵地。
当天晚上我帮芭妮做锻炼时， 她埋怨说莫斯明知她的脑血管意外病随时可能发作， 可是不在家坚守岗位， 居然跑到米纳家度夜。 显然是弃她不顾。 我说也怪米纳， 那么一把年纪， 化学水平 (西方人对“性激素”的戏称) 怎么还居高不下呢? “艾琳妮，”芭妮不以为然地叫了我一声，“米纳的身体没错。 错的是莫斯的心。 ”
“是吗? ”我不能不佩服芭妮事事都维护妇女，包括自己的情敌。
几天后我下班回家，发现三个老人团团围坐在客厅壁炉前。我高兴地向莫斯问好。他开口就叫喊说:
“艾琳妮，我得癌了。 ”
“什么? 你骗人。”莫斯的话总在挑战着听话人的智力，经常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
“是真的。”芭妮认真地点头证实。记忆中，这是芭妮对莫斯惟一的一次随声附和 。
“什么癌? ”我沉下了声音，关切地问。米纳朝莫斯的下腹指了指， 说是前列腺癌。
“不要紧。”我安慰他，“前列腺癌发展很慢…… ”
“你不必安慰我，艾琳妮。 ”莫斯打断了我的话：“你以为我怕死? 我是唯物主义者，什么都不怕。 ”
“那你为什么去医院?”芭妮在一旁挖苦。
莫斯低头道：“都是米纳。她见我栽倒在地起不来，就拨了911。 救护车把我拉进医院，那些该死的大夫们在我身上摸摸揣揣，结果摸出了前列腺癌。 ”
“该叫我得这个前列腺癌才是。我反正已经无用。”芭妮今天话比平常多。“亲爱的，这个忙你帮不上。咱们妇女没有前列腺。”米纳不愧当过护士。“所以，这个病非我莫属。”莫斯说得很自豪，甚至有点亢奋。
其时，莫斯的前列腺癌已是晚期。莫斯尽管依然谈笑风生， 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急转直下。 没有多久，就不能吃东西了。 米纳把饭端到他跟前，他推开盘子，说他在进行饥饿疗法。 “我饿，癌也饿。看谁饿得过谁。我不信我这样庞然大物，斗不过那些小小的癌细胞?! ”
莫斯当初很瞧不起癌细胞。
这时芭妮排队等了四年的老年公寓终于有了空房，她要搬进去住了。这家公寓专门为坐轮椅的老人设计。厨房，厕所，卧室，洗澡间以及门窗把手，一切都有自动装备。所有装备都按照轮椅水平安装。轮椅人基本上可以通过按电钮自理生活。莫斯本来可以做为配偶一同住进去，但是他婉言谢绝了芭妮的邀请。他说那是矮人国，他这个七尺男儿不愿意在里面受委屈。芭妮则悄悄告我，主要是公寓里只有一厅一室，他无法把米纳带进去。莫斯虽然不去同住，但他很欣慰芭妮有了归宿。他和苏珊、米纳一道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布置得很漂亮。又指示他的三儿子从渥太华过来，帮助芭妮把家搬过去。一切就绪后，莫斯要了两个大披萨和一箱子啤酒，我们五六个人在芭妮的新居载歌载舞，暖屋欢庆。 芭妮一走，我就搬到学生公寓了。
莫斯眼巴巴地看着人走房空，盛景不再，情绪一落千丈。在这个节骨眼上，米纳主动请缨， 名正言顺地把莫斯带回自家，连同那个可诅咒的十字架。我去米纳家看望莫斯时，老先生躺在床上，一动全身骨头就疼。他吃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估摸着我也该来了。我问他我能帮他点什么忙，他要我教他用中文说：“Fuck prostgland cancer! ”(操他妈的前列腺癌!) 可我就是说不出口。莫斯失望地闭上了眼，有气无力地责怪道：
“你还是那么道貌岸然。”
他现在不再发表豪言壮语，只是动不动就朝那些摸得着却看不见的癌细胞怒吼几句。
我正要离开时，恰好一对基督徒登门拜访。他们进门直接走到莫斯面前，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女的和颜悦色地告诉莫斯，世人罪孽深重，他们来帮莫斯继续洗涮灵魂，等合格了， 就把他引见给上帝。莫斯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上帝，即使有也不是个好玩艺儿。那女教徒顿时变脸失色，她用近乎警告的口气对莫斯说:
“先生，辱骂贤能的上帝是要下地狱的。”
莫斯斜了她一眼，没有说话。米纳在一旁着急地解围：“亲爱的，你不是说我们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吗? 你好好表现，咱们以后在天国团圆。”
莫斯说：“我不去天国，我就在坟墓里呆着。”
米纳抹着泪说：“难道你还要让我在天堂孤独寂寞吗? ”
这个问题一下子软化了莫斯，他说：“好吧，我就把士巴丹拿的二层楼搬到天国旁边，你可随时来见我。”
男教徒很感动地说：“看，咱们的莫斯离上帝越来越近了。 ”他动员我们一起为莫斯祈祷，在胸前划十字，合手掌说阿门。送走教徒后，莫斯说要写个遗嘱。我想就他那一堆拣来的破烂垃圾，还值得规划财产再分配吗? 米纳说吃过饭再写， 我就赶紧起身告辞。
米纳陪我走到屋外，困惑不解地向我发问：“艾琳妮，为什么我的男人都逃不过这一劫?”
“胡说。 莫斯的病和你无关，”我尽我所能安慰她，“人总得有个台阶下世。莫斯先生快九十了，得病是意料中的事，尽管得什么病我们无法预知。你千万别自责。他有你这样一位护士兼主妇照料，已经够幸运的了。”
“莫斯也是这么说的。”可怜的米纳眼里泛着泪花。
米纳又悄悄告诉我芭妮至今还没有来看过莫斯。我说她可能行动不方便。米纳却不买账。她申述道：
“芭妮经常搭残疾专车去理发馆，怎么就不能来我家看一看莫斯呢? 她住院时， 莫斯可是天天到医院看望的! ”
唉! 我能说什么呢? 我能告诉米纳说芭妮一定是不愿屈尊进出米纳的家门么?
几个月后，阎王爷从米纳的背上卸下了她生命中的第四位男尸。莫斯是在米纳的安抚中，像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折腾得精疲力竭后，才肯闭上眼的。
芭妮看到的是在殡仪馆里被冻起来的莫斯。
莫斯的葬礼在多伦多工人俱乐部举行。二三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四周墙壁全挂的是莫斯的生平活动照片。其中他五次婚纱照最光彩夺目。主持追悼会的是社会活动家麦克先生。芭妮庄重严肃地坐在最前排，轮椅上别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她旁边坐着莫斯的两位尚在世的前妻和她们的现任丈夫们。莫斯先生的子子孙孙们都紧紧环绕在这几位长辈的周围。
主持人简略介绍莫斯先生的生平之后，身着蓝套装的苏珊上台演说。她回忆了父亲生平的许多趣事。说有一次父亲在飞机上为逗她乐而学青蛙叫，把空姐们吓得四处清查机舱。说着苏珊还用拇指和食指放在嘴里，发出蛙声一片。台下人笑得东倒西歪。这时莫斯的一位昔日同学站起来，接茬说莫斯还有一次在飞机上和旅客吵架，吵得飞机临时迫降，他被罚款数千加元。苏珊等大家笑完后，又回忆到有一次她的录像带卡到VCR 里，父亲说了声看我的，就把VCR 剖腹肢解，拿出录像带得意地向她显示。听众又被她引得笑不可遏。我被笑糊涂了，几乎弄不清今天到底开的是什么会。
事先苏珊代表全家特别邀请我讲话，我准备了一篇沉痛的悼词。但听前面所有人的发言几乎全是亦庄亦谐，引得人们笑声连天，我真不知如何改弦更张。我是查着汉英字典写的发言稿，根本不会即席讲话。无奈，轮到我时我只好先向大家道歉，说我的讲话可能不合时宜，破坏气氛。麦克先生立即向我解释说：“加拿大人对于生死离别和中国人一样悲伤。但今天对莫斯先生是个例外，我们要用莫斯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位特殊的朋友，不是悼念他死去，而是庆祝他活过。你有话尽管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
我就把悼词语带哽咽地背了一遍，整个会场的气氛也跟着“正常化”了。
当我含泪走下台时，看见米纳在人群中向我招手，我便走过去轻轻坐在她的身边。她攥紧了我的手。这时莫斯的一个孙子到台前弹起了吉它，如泣如诉。米纳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悲伤，爆发出震天动地的痛哭声。我紧紧地搂住她痉挛抽搐的身躯。这位坐不到前排的女人，把一汪心事都翻江倒海地哭诉了出来。
追悼会结束后，莫斯一家人搭肩勾臂，头碰在一起，抱成个团，脸上都挂着泪花。这种空前的大团结大悲壮就像输了的球队队员一样令人感动。莫斯总算用自己的生命促使家人团结了一次。我过去和他们告别，他们把我团团包围感谢我对芭妮的照顾并给莫斯的晚年增添了快乐。我说莫斯夫妇也给过我不少帮助，使我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家的感觉。说着说着，大家都忍不住又抱在一起痛哭。这时米纳在远处向我们挥手说“再见”。莫斯家人齐声向她道“保重”。没有人邀请她过来。她也没有过来，一个人孤单单地走出了礼堂。手里多了根拐杖。
几天后我帮苏珊整理莫斯先生的遗物。苏珊问我可想要点她父亲的东西留作纪念。我从书架上抽出一个卷宗，里面是莫斯先生学生时期的成绩单。我从中抽出一张， 递给苏珊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把它留下来。 ”
这是莫斯先生学生时期的成绩单。不用看，我也知道上面绝大部分是C ，偶有F ，没有A，B。莫斯先生曾向我一张张地展示过。 我问他留这些不光彩的纪录干什么，他说是用来安慰后代子孙们的，“每当有人考试失利，我对他们说，没关系，看看这个。 聪明如我， 尚得F，你们没考好，又算得什么?拍拍屁股，爬起重来! ”
我很佩服莫斯先生这种坦然的现身说法的教育方式。 我在孩子面前虚荣心很重，无形中筑起了隔阂。所以想留一张鞭策自己。但是苏珊微微一笑，又把那张纸放回卷宗中。
我理解她这种为尊者讳的优雅做法，也就没有继续坚持。
苏珊收拾莫斯散乱的文稿时，告我说她准备为她父亲出文集。我立刻表示赞成。莫斯先生写了一辈子文章，据说最快时一星期完成一本书。我问书有多厚，他就像孩子一样张开大大的虎口，又在我怀疑和惊讶的眼光中逐渐收拢。我要看他的作品，他指着摊在书架上的手稿，问我要写在哪一年的。他潇洒得从未想到过发表。现在苏珊有意让她父亲的作品问世，为出版界增添一朵奇葩，我当然乐观其成。立即写了张一百元的支票赞助。
毕业后，我离加赴美。就和莫斯一家渐行渐远渐无音信。
2003年晚秋我到多伦多开会，想顺便探望一下芭妮和米纳，还为她俩带了举世闻名的威斯康辛起士。
住进宾馆，收拾停当后，我习惯性地走到窗前，拉开落地窗帘观看外景。房间在二十三层，我居高临下，多伦多市区的夜景尽收眼底。不用举目，就可�望到号称世界第一高的CN塔，被五颜六色的灯火点缀着，如同一支火箭直射苍穹。CN 塔下是一簇簇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炫耀着金融区的富丽堂皇。我弯腰近距离俯瞰周围，发现宾馆附近灯光稀疏黯淡，只见星星点点的白帆，却看不出帆船底部的黑沉沉的秋水。
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的宾馆矗立在一片坟场旁边，难怪如此幽静，肃穆，深沉。我晚上看到的白帆乃是高高低低的白色墓碑。记得莫斯曾说过：要了解一座城市，就去看它的公共墓地。那里有历史人物的堆积，城市规模的体现，和本市文化、财富、文明程度的综合。莫斯在世时曾多次邀我去参观坟场，但我总觉得阴森晦气，便一再拒绝。后来移居麦迪逊后，才听人说全市墓地边的房子最贵。我自己也觉得墓地比公园更适合修心养性。不知出于对莫斯的怀念，还是受西方墓地文化的吸引，下午开完会后 我就鬼使神差地走出宾馆大门，信步踏上了通往坟场的林阴大道。
两边的坟墓鳞次栉比，一望无际。墓碑有的大如磐石，高耸入云，有的小似砖块，匍匐地皮。更简约的仅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无名无姓无年月。那白的，黑的，青的，灰的，紫的，颜色不一的墓碑石虽不能把陵园渲染得生气勃勃，可也决不致于死气沉沉。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边走边观赏。突然被一座熟悉的建筑物吸引住了。……不，不会的……我怎么能在这儿看见我曾居住过的士巴丹拿的房子呢? 然而，当我三步并做两步走到这建筑物跟前时， 我实实在在地看见了那土褐色的门框上凌驾着一座奶白色的锥形小楼。透过门窗，依稀看得到楼梯上猩红色的地毯，墙上还长着爬山虎。是谁独出心裁，在墓地模仿起活人家居了?
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居然发现了莫斯先生的名字在上面。还有，还有芭妮和米纳的墓碑! 我当年参加莫斯的追悼会时只听说他被火化了，压根儿不知道他被埋在这里。至于芭妮和米纳，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她们打电话，怎么居然在这儿不期而遇呢? 三位老人的三块墓碑一字儿排着，组成了莫斯家的门面。芭妮在左，米纳在右，莫斯居中，他的墓碑石高出左右，却在齐左右的水平上削成三角，三角又被涂成奶白色。三角以下连同左右两厢浑然土褐色。
我震惊得不能自已。如果不是周围有其他游客，我真会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再想到这一次定旅馆时，我本来有数十种选择，最后却毫无理由地挑了这一个。难道是三位老人冥冥之中向我招了手? 这一切太叫人不可思议。尽管生老病死是意料中的事，但我还是被三位友人的死亡和埋葬方式震撼得一塌糊涂。苏珊! 我一定要找到苏珊，问一问是怎么回事。
苏珊着实被我激动一番，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
她说，我走后大家都宁静地各自为政。她母亲和米纳很少见面，但是2000年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芭妮第二次中风，米纳闻讯赶过来照料。这时的米纳已经不如当年手脚麻利，而且有时像莫斯一样丢勺掉叉。她的喘气声把芭妮的猫都吓跑了，她们在附近电杆上张贴了许多寻猫启事也没找回来。不过米纳仍能及时给芭妮喂饭喂药，把芭妮的个人卫生维持得非常良好。为了方便米纳歇息，苏珊把母亲客厅的双人沙发换成一张大沙发床，算是米纳的地盘。两位老人常常“闲坐话综”拿莫斯的轶事开心，打发日子。相依为命。
就在芭妮又顽强地开始恢复时，米纳生病住院了。芭妮很过意不去，总说米纳是被累病的。她急切地盼望着米纳康复，再回到她身边。可是苏珊知道，米纳不可能再回来了，甚至不可能出院了。她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披露了父亲在临终前留下的遗嘱。
莫斯在遗嘱中请求芭妮同意让米纳埋葬到他身边，为的是拽住米纳， 不让她一个人跑到天国去受罪。莫斯还宽宏大量地表示，芭妮若愿意，可以回归她的前夫。 但是他还是希望三人同穴。苏珊原以为这个遗嘱是一枚定时炸弹，任何时候捧到母亲面前都会轰然爆炸。没想到芭妮平静地听她说完后，大度地说一切都延续生前的秩序为好。因为米纳早就告诉过她，杰克的骨灰已被他的双亲带到费城老家了。杰克在世时米纳就曾对他说过，杰克走后她就回英国定居，不再逗留在加拿大。只是后来认识了莫斯，才改变了一切。
苏珊感谢母亲如此开通，她立即到医院征求米纳的意见。可惜米纳已经昏迷不醒。 布朗知道苏珊的来意后很感动。 他说母亲向他提到过莫斯的遗嘱，说那是莫斯当着米纳的面写的。但是莫斯交给苏珊时米纳故意回避了。她不愿意为难苏珊。他还告诉苏珊，莫斯死后米纳在英国的子女都要求米纳树老归根，还把她接回英国去住了一段。但她恋着这里，恋着多伦多，最后还是回来了。
布朗和苏珊一起出资扩建了莫斯的墓穴，将去世后的米纳和莫斯安葬在一起。因为布朗继承了米纳的一栋房子，布朗的妻子并没有阻拦他参与莫斯墓穴的扩建。不过她却嘲笑米纳像个吉普赛人，活着四海为家，死后有家不归。还说自己乐见其成，以便保持自家陵园的纯洁。为此，布朗拒绝他妻子参加米纳的葬礼。
前年芭妮也因再次脑溢血去世，顺理成章地安葬在莫斯旁边。
“那座墓碑是谁设计的? ”我问苏珊。我觉得它实在太别致太漂亮了。
“你也喜欢? ”苏珊自豪地告诉我，“是我丈夫精心制做的。他是学装璜艺术的。”
“你结婚了? 祝贺你!”我欣喜地说。我不好意思问她婚前一共试过几双鞋子。
据苏珊说，士巴丹拿的房子已经交还多伦多大学。 她和她丈夫定居在布鲁尔街尽头一座公寓里。 她还谈起为她父亲出书的事，慨叹现在出版社都堕落到片面追求市场效益，她父亲的书已被二十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目前她还在继续寻找。
我和苏珊把起士带到墓前，供献给三位老人。旁边一位路人开玩笑说，他们张不开嘴，不会吃。我顺手指了指周围五彩缤纷的花环、花篮、花圈、花瓶，说，他们也张不开眼，不会看。苏珊和路人会意地笑了笑。 我知道外国人不理解我们把食物当供品，很感激苏珊在这方面能和我合作。 我们离开墓场时已是黄昏时分。西半边天外，橘黄的夕阳在绯红的晚霞中间沉浮。土褐色的门框和奶白色的小楼沐浴在如血的残照中，鲜艳，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