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新著《聚群：战争与民主》（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又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讨论。 这部书里把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样式表述为一种新型的“帝国秩序”。这里所说的“帝国”，不是一种在以往历史中常见的利用幅员、资源占有和军事力量优势进行超地域扩张，并寻求世界权力的超级民族国家，而是利用自身政治制度、文化张力、经济增长、投资结构和技术革新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衍生的军事力量，来主导世界局势走向，并辅之以大型跨国公司、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特定国际机构，来寻求符合自身政治价值体系和文化总体结构的隐性却统一运作的国际政治秩序，并对这些秩序保持长期动态主导力的现象。这个新帝国寻求的不是以战争形式获取的疆域征服或政治殖民臣服，而是一种以文化价值推广、经济活动全球化和军事力量显示为主要手段的利益―影响力―主导性的复合历史目标。而其对立面则由以前的“无产者”或“工人阶级”等简化社会分群转型为由第三世界国家、低收入阶层、女性、非欧洲人种、主体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和少数团体等构成的无法对现有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施加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将这个群体表述为 multitude 。
但哈特和奈格里新颖的“帝国”概念却多少被multitude（我译为“聚群”，也有译为“诸众”）概念中后马克思主义色彩所掩盖，而依旧被西方学术界定义为边缘性的激进左翼理论。著名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就大咧咧地问道：“这个国家投票给共和党人的半数民众就不算在multitude里喽！”的确，“聚群”理论对一些重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式解释，有点“授人以柄”之憾。二人将私有制称为“盗窃制度”，“全球化”永不对任何人造益，民主制度并非植根于宪政传统以及政党和选举制度，而是“被特殊利益精英集团操纵的政治游戏”等激进理论，很难让西方知识界严肃和全面地看待他们理论中的核心部分，即关于“帝国”的描述。哈特和奈格里很深刻地描述了现代帝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某特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无论其被选举或被提名担任该国重大公职，都可自动地取得一种延伸到其民族国家疆界以外的巨大权力”。但是，二人却同时又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全球化”。于是，关于帝国的客观精彩表述，和关于“全球化”的激烈道德否定重叠在一起，使他们的意识偏向多少减弱了其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是件顶可惜的事。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的表述却相当新颖，在现代西方知识界方兴未艾的“帝国”大讨论中有其独到价值。至少，他们引导人们思考，这种“帝国”到底如何改变或颠覆了以往的帝国概念，又如何会改写此后的历史篇章？许多人其实并非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对“帝国”现象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在最近出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一书中，就强调“帝国”（严格来讲是“美利坚帝国”)应被视作一种崭新的历史和政治秩序，一种具有高度效率却并非时常精确运转的世界性政治稳定结构。他认为，这个“帝国”及由它推动和扩展的全球化实际上也是历史上许多帝国开启的国际主义时代的翻版。波斯帝国的北向扩张推动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欧亚贸易，奠定了西方历史在欧亚大陆内循环的基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扩张在欧亚大陆推动的希腊化运动深刻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他的将军们各自建立的地区王国重新排列了欧亚政治版图，更刺激了基督教的产生；罗马帝国的全方位膨胀不仅建立起至今都在发挥功能的政治法律体系和欧洲一体的思维方式，也把基督教推进欧洲腹地，确立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文化体系中牢固的中心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刺激了欧洲在政治生活和文化意识上的危机感，促进了欧洲长久以来不易动摇的自我历史认同，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东伊斯兰社会的大规模世俗化 (美国中东历史文化问题专家戴维・莱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有令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兴起的反应过于强烈，使奥斯曼帝国过早趋于衰亡，从而中东地区未能完成其世俗化历史运动，不得不回复到伊斯兰教原义中重新塑造新的文化认同，从而刺激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勃兴)；英帝国则第一次超越了欧洲文化在欧亚大陆内摆荡不已的历史循环，而把它真正推到世界广大角落，通过殖民运动广泛种植了欧洲代议制政治模式，而且奠定了世界性海洋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美利坚帝国实质上也是这类国际主义式历史帝国，只是有一些新的特征：它谨慎地避免旧式帝国公然的领土吞并、强植政治制度结构和强制文化灌输等行为模式，而是推展一种内在“美国化”运动，即通过一系列文化价值载体、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样式和政治观念取向等隐形精神输出，使当地民众在文化心理层面和行为方式上“类美国化”。当然这种帝国行为方式也必然辅之于军事行动，但是军事行动从来不是帝国首选的行为方式。美利坚帝国行为目标的选取也植根于价值考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最近的几场战争也是为了拔除米洛舍维奇、塔利班和萨达姆这三个“暴政”的钉子。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帝国像美国这样在采取军事行动方面表现出高度审慎，对战争行为事先进行高精度政治演算和程序确认，也从未有一个帝国将军事机器首先作为威吓和取得政治尊崇的特殊政治工具。
按照弗格森的解释，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少有的具有传统帝国主义行为特征，即在缺乏显著的价值纲领支托和低度政治程序控制下发动的军事行为。但是美国从来就没有准备好扮演一个真正帝国的角色，“他们满足于在别国建立华尔街和超级商场，却从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殖民)国家”。美国的问题是，“美国人总是勇于承担义务，却不愿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是英帝国，会直接占领和吞并中东国家并直接霸占油田，而不会像美国这样以超级石油公司的标准经济贸易行为对石油资源进行有利自身的调配。美国以为强大而高效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价值的道德感召力足以使伊拉克人民顺服地和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就如“二战”后德国日本一样。但是缺乏完整的占领方案和占领区政治统治结构的根本重塑，没有占领区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的改造，以及具有持续性而且适度严酷的政治压制，便不可能达成完整的帝国目标。弗格森甚至很刻薄地谈到，战后西部德国(西德)的重建，即使没有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的支持也可以德国人一己之力达成，因为纳粹统治不过短短十二年，德国人依旧鲜活记忆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政治的运作情形。根据弗格森的理解，如果美国敢于采取英国、纳粹德国和日本对其殖民地和占领区所采取的严酷的政治铁腕压制，使被统治社会民众清醒认识到帝国政治秩序和权威不容挑战，伊拉克可能早就恢复正常秩序。换句话说，美国当初就不该攻打伊拉克；既然攻打了，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软趴趴的“统治”。
读后的一个感觉是，弗格森讲的很多是“歪理”，最后“歪”“歪”得正，讲出来了“是那么一回事”的道理。弗格森这个刚满四十岁多才多艺的历史学家 (现在耶鲁大学执教，研究领域遍及政治史、金融史、经济史和战争史，甚至还撰写名人传记) 毫无疑问是个右派，而且年轻气盛。那份指点江山的“霸气”中不免夹带一点偏激。他和哈特与奈格里算是两个极端。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帝国”形式和功能方式问题上却产生了有趣的交集。他们都认为：一、美国是一个新的历史帝国，或者是历史帝国的核心力量；二、“帝国”实际上也是一种合成的国际政治秩序，一种超越地理疆界而强行延伸的政治权力体系；三、帝国秩序和权力具有先验强制性和选择的刚性，也就是说，帝国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和必须跟随的。一个政治体系的权力意志一旦延伸至民族国家的疆界以外，其功能方式就与在疆界以内通常的运作功能方式大大不同。帝国政治权力结合了政治制度强制、军事力量威胁、经济模式强植和随之而来的物质生活样式渗透、文化和语言体系的优势蔓延等多样化和总体化的逼迫。这种现象使得被强制的弱方失去任何政治抵抗和文化缓冲的余地，于是形成帝国政治权力全面的专制化延展。区别似乎只在于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美利坚帝国是一种借民主制度对世界进行帝国强制的伪善者，而弗格森认为美国是一个道地的帝国力量，但缺乏真正的帝国气派和火候。
前面提到，美利坚帝国的行为的主要内容为价值扩张，在弗格森看来，这正是“帝国”的软肋。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历史形态的差异，在于它的政治体系运行机制严格按照特定价值原理设计和推动。这个所谓价值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以宪法崇拜为基干的宪政共和主义政治结构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理念之间的权宜结合。新教伦理为宪政框架和经济制度定立了价值约束；宪法崇拜的宪政共和主义政治模式 (在西方民主政治诸模式中，很少有美国这种宪法崇拜的内容) 为民主生活架构提供了社会刚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念则为前二者提供必要的弹性和反向的现实约束。这种结合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不持续稳定，也非显而易见，有时甚至局部破解，但却始终左右着美国政治史的走向。这形成了美国政治社会机器运行中最隐蔽而决定性的机理：美国人不会公然允许自己的国家成为“帝国”或“帝国主义”力量，因为这不符合美国人心目中深刻的宪政共和主义信念和福音主义未来预期;美国不能够实行领土吞并或疆域征服，因为这不符合美国人自决的宪法立国原则和自由资本主义效率―利润最大化原则；美国不能一味放纵大企业攫取全球资源统御全球市场，因为这会腐化宪政共和主义政治结构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市场活性和结构转换的机制。这也是这场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国内引起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和深刻社会文化分裂的原因：除了空洞的国家安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外，布什政府没有为这场战争向美国人民展示更具有说服力，更为崇高的道德依据。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引起美国民众对帝国主义征服前景的恐惧；布什政府“石油内阁”的把柄给人大石油公司为自身利益不惜将美国推入战争的猜忌；“反恐”和“国家安全”的政策主导引发宪政共和主义政治基石被侵蚀的疑虑；新教伦理隐形推动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导致自由派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反弹。
这些因素导致了冷战后的美国社会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何从一个与决然对峙的大国力量及其价值体系 (苏联) 保持敌对和恐怖平衡的旧体系，朝失去价值对照和历史尺度的比对，却要继续维持美国文化自我认同的新体系顺利转化。美国一直都需要持续不辍的价值对照：清教徒和欧洲文化之间，《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间，美国革命和欧洲维新演化之间，美国宪政共和主义和欧洲多元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市场资本主义工商观和欧洲社会主义福利经济观之间，都不断地闪现这种价值对照，使美国人能够艰难保持“我是美国人，也是西方人”的两难式文化主张。美国必须在正视西方传统和西方文化基盘价值与合理演绎美国进步和美国文化的独特性之间保持默契与平衡。而这种默契平衡是通过不断与欧洲保持政治接触，包括政治结盟和政治冲突的形式来维护的。最近二百年的西方史实际上也是这种美国与欧洲互动的历史，这个历史铸造了美国和欧洲独特的现代国际主义观，即在国际事务中维持美欧密切政治合作和结盟的大西洋主义。而美国一旦在大西洋地区以外寻求利益和政治权力时，大西洋主义就会面临严酷的考验：美国的利益深入欧洲国家旧势力范围而引起摩擦，或者美国卷入其他地区政治进程而忽略与欧洲的政治联盟关系。但是，美利坚帝国的形成必然要求美国突破大西洋主义的局限而面向世界各地。实际上美利坚帝国的形成也是以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卷入为契机。譬如美国于二战后在亚洲地区的三大战争(对日作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大西洋主义主轴向世界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主轴的切换。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不仅是世界对美国帝国行径的猜忌，以及美国公众对帝国方向的疑虑，更带来了美国学术界对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的激烈辩论：在布什政权下的美国帝国行径越来越显示传统帝国行为特征时，对美国特有的政治价值体系造成的决定性冲击。这个忧虑对美国知识界来说，远远超过对美利坚帝国历史地位问题的思量。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伊格纳西耶夫最近出版了著作《小妖：恐怖时代的政治伦理》。他认为民主制度在和恐怖主义对抗时，实际上是在伸张一种在政治生活中免去暴力的广义纲领，但是打败恐怖主义需要暴力，需要强制，需要秘密行动和诈欺，甚至侵犯特定人群的权利。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小妖”，以和“大妖”(bigger evil)，即缺乏任何公义基础的黑暗暴力相对应。民主社会需要这种“小妖”包括“先发制人”的战略来保护自由人民，但是政府必须向公众提供足以让人民理解“小妖”的公正性和刻不容缓性的证据，而且在事后也必须能补充证明“小妖”行动的结果至少不比行动之前更坏。但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政府却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进行一种深度的反向思考：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完全缺乏任何公义信念和价值支撑的纯粹黑暗的犯罪行为？恐怖主义这个“大妖”是否值得我们付出全盘“小妖”的代价？伊氏认为，恐怖主义，特别是来自穆斯林文化背景和中东地区人民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一种混合了阿拉伯民族整体性和阿拉伯国家的零散性之间的认知落差，为对抗西方文化而回归主体的运动中无可避免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经济增长停滞的伊斯兰宗法社会对西方丰裕物质生活方式的曲解，以及特定而偶发的区域冲突 (如巴以冲突) 等一系列因素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恐怖主义是绝对的罪恶，它毫不迟疑毫无尺度地滥用暴力，但它却是这些人民无可奈何的最后选择。恐怖主义是弱者在和强者进行权力斗争时最大限度扩张交易筹码的举动。恐怖主义毫无怜悯心，却非全然无理性。伊氏认为，在和这种恐怖主义较量时，除为了保护自由人民而采取对抗姿态外，更应该谨慎观察“小妖”是否会如脱缰之马，无限膨胀，从而损坏甚至摧毁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
伊氏预言，美国经不起第二个“九一一”恐怖攻击。一旦发生相同当量的恐怖攻击，美国人民会突然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变得至高无上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封闭的疆界、经常性的身份证检查、永久性和不需理由地监禁恐怖分子或可疑分子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那时我们会生存下来，但我们会认不出我们自己。我们会变得坚强，却会失去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自我认同。”伊氏指出了民主社会最可怕的一个敌人――过度的政治恐惧。这使我想起了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 二○○三年出版的一部书《法西斯主义剖析》(Anatomy of Fascism)。帕氏指出，法西斯主义滋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精英集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的恐惧。这些精英们如此恐惧以至愿意付出任何政治代价来加以防止，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当他们发现法西斯主义是最有力、最直接也是最迅捷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道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支持培植了它。美国目前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对恐怖主义过度和夸张的恐惧。美国人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过度恐惧下逐步采取前所未有的态度调整：允许政府在国家安全至上的考虑下限制甚至收回部分公民自由，采取一些在集权国家才能见到的逾越法律和宪法权利的强制手段，允许对弱势族群的歧视和仇恨心态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会文化常态，允许在保卫自由的西方价值的口号下突破宗教沙文主义的禁忌，允许在“先发制人”的名义下采取频繁的军事攻击。这时的美国，宪政共和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理念将受到重创。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噩梦。
美利坚帝国――假设它是成型的概念――的前景由于其独特性而令人难以辨识，也令人忧虑。美国的“帝国责任”没有地理和区域限制，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这对美国军事力量、现有资源占有度以及经济支撑力都形成莫大的压力。从历史上看这个因素正是导致一个帝国逐渐趋于衰落的始点。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西班牙帝国 (即早期哈布斯王朝)：十六世纪末荷兰的新教势力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英国为了制衡西班牙而支持荷兰新教反抗势力，而遭受境内胡格诺教派威胁的法国却转而支持西班牙 (在此前不久，法国还和奥斯曼帝国结盟攻击西班牙舰队)。这种混乱局面持续了十数年，终于在十七世纪初达成马德里协议，维持欧洲多国并存，而非西班牙一国独大的局面。哈布斯堡王朝中心转向中欧地区。这场战争中以新教联盟 (荷兰、北德和英国) 和天主教联盟 (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公国) 为分隔的政治阵线局面却长期保存下来，为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战争”和此后欧洲一系列战争冲突埋下伏笔。此时西班牙的欧洲帝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控制了当时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版图。当时的西班牙几乎独占了欧洲全地的“十字军”军备税和九成左右的修道院和教堂等纳贡的宗教财产税，以及来自富庶的意大利各公国和低地国家如荷兰等地的税收及其他资金。当时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超过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白银储备也相当于当时的中国，其舰队规模也超过法国和英国的总和。西班牙的“历史失误”在于它的过度扩张，舰队要用于支持海外殖民活动，对抗英国舰队，同时在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中对抗海盗以及来自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舰队的骚扰，其实力快速消耗；为了收买意大利北部公国而停止向该地征税；为保证中部及南部德意志公国保持中立而支付大量黄金。这种过度扩张和财力透支最后导致西班牙无可挽回的衰落，而荷兰人的反抗只是一个爆发点。
帝国的凯歌往往就是它的挽歌。美国会例外吗？很多美国人认为是，其思维的逻辑轴线不外是：“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帝国力量”，“即使是，也是不同的帝国力量”，“美国即使是帝国，也是刚刚兴起，谈到衰亡也不免早了一点”。其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二个，即“美国是不同的帝国”这个命题。按照哈特、奈格里，甚至弗格森的解释，美国的确是一个采取不同历史形态的帝国。那么问题是：一、这种所谓不同形式的新型多元化帝国，是否真的会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向？二、美国会不会在某一时点 (譬如伊拉克战争) 逐渐转换成为常规性的历史帝国，而重蹈其覆辙？历史上每一个帝国的人民都曾认为自己是被上天独厚的例外。这种心态乃是人之常情。我们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这样想了。
二○○四年八月中旬于旧金山北郊肯特菲尔德镇
（Niall Fu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America’s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Michael Ignatiessssff, The Lesser Evil: Political Ethics in an Age of Terr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