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俄罗斯作家杂志《我们同时代人》(《HAIIICOBPEMEНИK》)第十一期发表了该刊编辑部组织的《圆桌会议》的材料，题为《持续了几十年的革命(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参加会议的七个人都是当今俄罗斯的著名人物，如俄共主席Γ・久加诺夫、A・齐普科(他以“批判”斯大林主义而闻名于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И・沙法列维奇等。
苏联解体以来，俄国人好像一下子获得了彻底解脱，开始对一切都从头和从新看过，包括对信奉了七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当然也包括对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九九一年以来，不特别纪念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已经成了“习惯”。然而十月革命毕竟是本世纪一件曾深刻影响过俄国和世界历史命运的大事，人们对它的兴趣是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衰减的。而今，俄国人对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完成的“壮举”怀着极为矛盾而复杂的心情，观点和看法五花八门，从根本上说来，主要是两种：彻底否定，或者完全肯定。《我们同时代人》“圆桌会议”上与会者就“十月革命”发表的种种看法是对此的再次展示。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特别是在世纪之初。革命不是按“订货”制作的。十月革命是合规律发生的。他指出：“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二年间，俄罗斯曾经历了三次革命。也就是说造成这种社会冲突的那些客观原因已经成熟了”。
他认为，“无论是一九一七年还是今天，在我国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一个是自由买办性质的政党，另一个是国家主义者――爱国者的政党”。在一九一七年，前者是“临时政府”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党，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前者是“买办资本的党，对它来说不仅没有祖国，而且准备卖掉全部国家”，后者则是这样的党，“对它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正义思想的强大国家”，“这两党的角逐将决定俄罗斯命运”。针对K・米雅罗向他提出的问题：原苏共是否应对苏联在冷战和其他方面遭到的失败负责；针对沙法列维奇院士的如下“感慨”：“存在了几十年的制度顷刻间垮了，但却没有人站出来捍卫它”，久加诺夫说：“三个因素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对所有制的垄断，对政权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那时的党没有领导人和权力更替的民主机制。这是它的最大失误。”
久加诺夫认为“摆脱当前危机状况的出路在于：把俄罗斯千年的传统与苏联时期的优秀成果和对现代外国经验的把握结合起来”。他在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十月革命的含义和事业》一文中说：“俄罗斯―苏联有如当今那个具有自己各种各样问题、矛盾和冲突的世界的模型”，“俄罗斯要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更早和更强烈地感觉和体验到世界的危机状况”，“俄罗斯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却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者相反，提醒人们不要步它走错之路的后尘。”
沙法列维奇和齐普科的看法与久加诺夫的观点可以说针锋相对。沙院士认为：“从八十年的背景看，十月革命意味着俄罗斯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的那一深刻危机的开端。”“这一危机的总的含义是：西方技术文明对俄罗斯的挤压和使俄罗斯从属于自己需要的企图。”在他看来，农民是俄罗斯的积极因素，是唯一能够对抗西方技术文明、长久保持自己传统面目的力量，“而革命则正好是指向于破坏俄罗斯的基本支柱――农民”。“俄罗斯一旦丧失了自己的农民基础，它就只能沦为西方技术文明的附庸。这个国家将具有完全另外一种面貌，在历史上将站在完全另外一种地位。”他认为，苏联时期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由于把农民逐步地变成大企业的工人而极大地削弱了能够保证俄罗斯长久生存下去的基本骨架”。“在俄国，大企业的建立，与列宁和马克思的预料相反，使得私有化变得容易了，而不是使国有化变得容易了。”由此，他说：“在我国不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基础，而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基础。”
齐普科发表的观点更为极端和激烈。他认为首先要弄清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的。现在是“在俄罗斯国家体制自我崩溃的极端危险的条件下，此时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完全看不到摆脱目前恐慌状态的出路。”他认为“当前的民族危机与十月革命及其后果有直接关系”。而且，“从许多方面看，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危机远比一九一七年的危机要深刻和严重得多。那时，起码到国内战争开始前，俄罗斯之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和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得到维系；那时许多世纪里形成的俄罗斯生活方式及其思维、信仰和传统还存在；那时东正教的传统还强而有力，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参与感还旺盛；那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很活跃，它对俄罗斯感到痛惜，它拥有巨大的精神和智力资本；那时还有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商人、俄罗斯市民阶层、俄罗斯工业家。”“简单地说，三十年代初，新经济政策结束前，俄罗斯还在。但那以后，斯大林反教会和反农民的斗争，实际上已把俄罗斯连根拔掉了”。“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极为深刻和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危机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而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迷惘，现在的反民族和反帝国的革命”是此前革命的“延续”和“逻辑后果”。现在最为迫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十月革命之后和在俄罗斯土壤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翻腾之后，俄罗斯之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是否还存在？”他质问久加诺夫道：“请问：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是否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健康？是否增强了它的生命力？是否巩固了俄罗斯国家的根本基础？”他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没有前途。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作为一种体系早在改革前就已经死亡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如果在当前反对派所处的意识形态危机和组织危机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十月革命我们就丧失了机会，唯有通过自我灭绝才能保护自己，那么它的末日也就到了”。在评价对“十月革命”的两种观点(从现代化技术至上角度和从文化和文明角度)时，齐普科赞成后面一种观点：“每一民族，每一民族文化，其本身都具有价值。维护民族的文化代码和精神独特性要比对农村进行工业改造重要千百倍”。“如果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和独特的，那么它必定是自满自足的，它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