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二期柳叶先生介绍英译《苏东坡文选》的文章，谈到了钱钟书先生的书评、序和《谈艺录》中的有关记载；但又说没读到钱序，推测是为再版写的。对于柳先生淘旧书的福气，真是羡慕之至。苏东坡和钱钟书是笔者最喜欢的两位文学家，而这本书也是向往已久而又自知既不可求也无缘遇的，羡慕之余，便也来凑凑热闹。
十年前，偶读海外学人陈幼石所著《韩柳欧苏古文论》一书，见到书里引用了李高洁(陈误译为“克拉克”，Le Gros Clark是三字姓)《苏东坡的赋》的钱序(《The Pure-Poetry of Su Tung-po》，一九六三年纽约Panagon再版，Pure当为Prose之误)，被吊起胃口而又不能解馋，就冒昧写信向钱先生借阅。钱先生很快回函告知，李高洁英译苏赋于一九三五年由Kelly ＆ Wabsh出版，序言忆作于一九三四年；该书已遗失，“无存稿，也不想存稿”。后来到了厦门大学，郑朝宗先生授我一本陆文虎学长编的《钱钟书诗文辑》油印稿，其中有用英文写的《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就是这篇序言，原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学文月刊》一卷二期。从时间先后来看，柳先生的推测应该是大致不差的。
在古代作家中，苏轼应该是与钱钟书最具相同点的一个：深沉而能笑对人生，达观而不苟且敷衍；聪明绝顶，辩才无碍，幽默风趣，比喻繁富；钱先生在这篇序言中称赞苏轼“那不加节制的、漫不经心的天赋随意挥洒，咳唾成珠”，也是本地风光，完全适合他自己。所以，由钱评苏，无论对于苏轼研究者还是钱钟书研究者，想必都是一份值得重视的文献。因柳先生提起此序，我找出过去粗粗译成的草稿，对照原文又细读改译了一遍；键入电脑后仍手痒不止，乘兴向大家略作介绍。
在这篇五千字的序言里，钱先生从宋代的文学批评、道学、诗文风尚以及历代赋体四个方面把苏东坡跟他的文学背景作了比较，批评和道学尤为着重。钱先生首先勾勒了弥漫宋代的批评风气，但认为宋人尚奇甚于明辩，好奇心多于神秘感。所以在他们的智力活动中没有扫空一尽，没有大胆无忌，没有阔大的气魄，也没有确定的界限。在诗文评里，存在着过分集中地研究炼字锤句的倾向，这既是文学批评的兆端，同时也是结束。当然钱先生也肯定了宋人对文学批评的热心实践，他们用评论各别诗人的方式探讨文学原理，而诗话因此就作为中国式批评的载体得以确立起来。与此相比，在他的同时代人作为批评家的那种意义上，苏东坡并不是个批评家。在苏东坡的艺术哲学精华中，他直探问题的根本，从艺术作品转向艺术家的内心：按照他的看法，一个诗人应该身与物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学的表面色泽。这与那种“点铁成金”之类的“近视”相较，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钱先生甚至断言苏东坡与时代精神无涉，这多少有点使人觉得太“过”一些。东坡爱发议论，诗文里论诗书画的不在少数；东坡好辩，敲进一层随手抹倒正其所擅；东坡也曾对陶诗对门人诗词炼过字锤过句；虽然他明显高出时人一筹，但毕竟与时人习气有其相似之处。
钱先生对道学的评价甚低，称之为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和诡辩术的杂拌儿；指出道学家们的冗长诡辩麻痹人心，虚耗元气；讽刺他们把道教或佛教打扮成正统儒教是虚伪的“哲学化妆”。他提示，中国的普通读者常常把宋人称为假道学；宋人的一本正经和心智道德上的琐细拘执，对于中国人惯常的任真气质来说是既可恼又可笑的。他认为道学对性理的条分缕析、碎碾细研是一种消蚀哲学也消蚀时代精神的病态自省，尽管他也承认他们对人类灵魂的解剖将会对文学心理学很有帮助。而苏东坡从根本上憎恶道学的精神上的卖弄，即良心和道德感的漫无边际的虚饰，反对道学集团的领袖人物程颐，同时也受到朱熹的怪罪责难。这也是钱先生断言苏东坡与时代精神无涉的主要根据。他还特别区分道学和苏东坡之间貌同心异的自然主义，认为前者仅仅是在教条上的；而后者却是个性上的，是精神的一部分，其文化来源则钱先生倾向于认为受道家和佛家的薰染。
在把苏诗和整个宋诗比较时，钱先生援引席勒的概念，把宋诗称为“刻露见心思之今诗”，以与唐诗之为“真朴出自然之古诗”相对应。他不无赞许地说，至今还是空灵缥渺、精致纤弱的中国诗歌，在宋代变得丰腴结实，而它承负的思想更使它增加了分量。他指出宋诗多刻露的思想和直露的宣说，少言外之意、幽掩之美；而最恼人的事情也许是宋代诗人的博学和惯于隐喻，使他们喜欢大量用典使事，即使在中国诗人中也显得堆垛不堪。在我看来，上述特点在苏诗中都明显存在。当然，苏诗又有超越宋诗的一面。钱先生说苏诗是宋诗中最“真朴出自然”的。用《谈艺录》中的观点推论，我们或许可以说，苏诗就是“唐诗”。这也许是为了强调苏诗的天成，清新，简洁，自然，充满即兴，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亦即一般宋诗所缺乏的特点。
作为一部英译苏赋的序言，钱先生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就苏赋发表长篇大论。不过他对苏赋的评价显然非常之高。他称东坡是写赋的大家圣手，使赋变成了至今依然壮观的崭新文体；他特别赞许苏赋的革新意义：抛弃了旧赋家惯于向读者炫耀的靡丽繁艳，把庚信以来骈四俪六的僵硬的律赋改造成富于弹性的散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称赞苏赋超过苏轼在其它艺术门类的贡献，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钱先生还特别指出，苏赋的节奏特慢，不同于其他诗文的疾速飞驰。比如，在《前赤壁赋》的开头问道：“何为其然也？”节奏的推进伴着审思细商，仿佛摩娑着每一个字眼。这一点似乎为评论家们所忽略，值得重视。
和钱先生的所有作品一样，本文也是妙语连珠，妙喻连篇。如说到宋诗变得丰腴结实，尽管与西洋诗相比仍显轻淡，“但是宋诗的轻淡，仿佛一架飞机划出的优雅曲线，而不再是一只飞蛾在柔美朦胧的暮霭中振翼轻翔了。”只是笔者的英文水平太过可怜，不敢多引。同样，上面译述钱先生的观点时，恐怕也有不少误解。若因拙文而引得有心人去寻读钱先生的原作，那可真叫“抛砖引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