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 1959年，天安门专线班成立，由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和天安门管理处下达任务。天安门专线班最初在天安门观礼台下面的两间小房里办公。早期天安门专线班的通信设备相当简单，只有一个配线架，天安门广场地区所有的活动用线和配线全都在此“随时待命”。当时的通信种类不多，只有电话和专线两种，交换机机型也仅有磁石型、供电型、步进型三种。
成立之初的专线班只有七八个人，都是通过层层考试从各个区电话局选调过来的，审查非常严格。除了人员精干外，天安门专线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即可以调度北京局的各种通信设施和力量。如国庆等大型庆祝活动期间，为保证天安门地区的通信顺畅，北京其他区的电缆都接进了该地区。从工作性质来看，天安门专线班更像一支“通信特种部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适应天安门地区通信需要，专线班开通了一部5000门交换机，“身份”也从班组升格为天安门电话支局。2003年，天安门支局拆迁移位。2006年新建了天安门电话局，新的天安门电话局由上世纪80年代的十几个人精简到了四个人。
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安门地区没有通信设备，要靠麦克风指挥放礼炮。因此，许多麻烦都出在麦克风上。1949年10月1日，负责指挥礼花施放工作的张贵文用麦克风连下三声命令，但不知为什么，麦克风不响，礼花班听不到下达的命令。
张贵文当时汗就下来了。之前他定了三个方案：如果麦克风不响，以信号枪为准；万一信号枪也不响，6个点中有1个点先放，其他人以这个点为准。因此，张贵文立刻拔出信号枪，打了一枪。当时广场上的人都吓了一跳，谁开的枪？天安门响枪声，这还得了！紧接着其他信号枪都响了，张贵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1959年以后，国庆日“万花齐放”的绚烂场面，基本上都靠天安门专线班对通信设备的即时掌控。但也会出现棘手的问题：一次，发射礼花时，落下来的火星把一根麦克风线路烧坏了，那条线路的人听不到礼花指挥部的命令。11个礼花枪、12个礼花炮同时发射，可是其中坏了的那个礼花枪，却没有规律地一顿乱放。
工作
1966年底，专线班把“家”从观礼台搬到了东观礼台东侧的一个院子里，办公条件有所改善，设备也逐步更新。
天安门专线班任务最重的时候，是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8次接见红卫兵。每次红卫兵的游行路线，都是夜晚临时确定。首先是中央开会，接着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开会。当时，专线班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地区的军警民总指挥部、分指挥部以及下面的各联络点之间搭设通信线路。而直到次日凌晨3点左右，天安门专线班才能知道红卫兵具体的游行路线。
早上9点，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时间。在这之前，通信线路必须全部搭好，因此这段时间是天安门专线班特别紧张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专线班成员能休息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有时困极了，在雨后的水坑里都能进入梦乡，在电线杆子旁边站着就能打起呼噜。
除了承担外事通信和重要通信工作，专线班的常规工作就是负责朝阳门到管庄郊区等几条重要通信线路的巡视。每天早上，巡线员在背包里装好铜线、紧线器、脚扣、午餐（一般是几个烧饼），背包里装着近20公斤的重物。一路上查看线路，记录日志，这样一个来回，一天就过去了。
纪律
天安门专线班的保密制度十分严格――不该问的别问，不该听的别听，首长电话地址一切都对外保密。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赵凡，住北池子胡同。因为杨学信常去修电话，所以他跟传达室的人很熟。那天，他没穿工作服，到达后和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就进去了。
在门口碰到赵凡，他乐呵呵地陪着杨学信检查完后，杨学信便去了另一位副市长刘仁家。刚到刘仁家传达室，局长就来电话了，问他：“怎么回事，说什么了没？都见什么人了？”局长还说：“别人看到你没穿工作服，像个特务似的，和接待室没打招呼，自己就进去了。”最后经过调查，事情弄明白了，杨学信才被解除怀疑。
故事
活跃在天安门地区的“信使”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经常能和首长相距咫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朱德总到北京饭店理发，周总理接见包括专线班在内的奋战在天安门地区各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时，身穿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
杨学信去东交民巷给贺龙家修线，正攀爬在电线杆上时，贺龙路过，在他前后分别有两名警卫员，贺龙走中间。警卫员看到了杨学信，要他马上下来。贺龙看到了，说：“小同志，不要下来了，注意点安全！”
专线班每年都要对电话线路进行例行检查。一般去给首长检修电话，都是首长上班的时间，专线班里刚进的年轻人很多不认识首长。一次，某检修员去副市长刘仁家修电话，他让旁边一老头帮他扶着点梯子，老头乐呵呵地连忙帮忙。警卫员进来后，急得拉过那位检修员说：“你怎么让他扶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刘仁！”把那位检修员吓坏了。（源自《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