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犹太籍美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1915年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24年举家迁往美国。他分别于1953年、1964年、1970年三次获得美国图书奖，获得1976年的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将其誉为“美国首席小说家”。诺贝尔颁奖词中将其概括为“使小说具有真正趣味的并不是它的戏剧性情节或是强烈的行动描写，而是照耀主人公内心的光辉”。索尔·贝娄拥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艺术上“他把过去丰富多采的流浪汉小说与对当代文化的精湛分析结合在～起，并溶入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情节、主人公的激烈行动以及悲剧性的故事，同时还穿插了与读者之间有趣的、富有哲理性的交谈。”思想上，反思当代工业社会下，美国的精神危机和人性的异化。
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是一个具有极高智慧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犹太民族深受种族身份之苦。赛姆勒先生就是在二战中离开家园来到美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种族身份还是精神归属，赛姆勒先生都在他乡的困境中寻找家园。
（一）犹太文化与美国经验
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是一个奇异而独特的民族。犹太人发源于中东地区，足迹却遍布世界各地；犹太人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号称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次次地遭受反犹排犹的大劫难；犹太人的宗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产生的基础，却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反目睽离，也没有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广泛传播；犹太民族曾在二十世纪遭受人类史上空前的劫难，但却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靠着自己珍贵的文化精神支柱——犹太教，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虽然遭受了连绵不断的劫难，犹太人却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古代犹太文化又称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并称“双希文化”，虽然犹太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却在各个社会领域中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精英，除了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马克思以外，科学巨子爱因斯坦、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宗教哲学家斯宾诺莎、诗人海涅、作家茨威格以及本文所论述的作家索尔·贝娄。
犹太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赋予了索尔·贝娄的文学创作独特的文化资源。贝娄曾经说：“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参观者，一个旅行者，一个陌生人，一个局外人。”在美国长大的贝娄，虽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希伯来文化却契合了贝娄的内心。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希伯来文化和正统的犹太教圣经，所以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贝娄一直在思考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的命运问题，展现了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从同化、适应到缅怀犹太传统、追溯犹太身份的过程。
他九岁就来到了美国，自幼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熏陶和严格的西方教育。美国文化也成了他的文化属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贝娄而言，犹太经验是他永远无法摆脱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遗产，而美国经验是他无时不被浸润的文化大染缸和他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和灵感。两种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整合。在两种文化的整合和冲突之中，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使贝娄在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上能突破种族局限和静止的认识，使他意识到具有共性的人和人性才是值得探讨的永恒话题。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他总是首先潜意识地赋予他主人公犹太身份，而他的美国经验却又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让他的主人公偏离犹太身份所固有的种族发展轨迹，朝着美国的，进而是更普遍、更有共性的人和人性演变。
（二）矛盾的种族观：边缘与被边缘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一部充满着苦难、忧郁和宗教主义气氛的小说，索尔·贝娄笔下的赛姆勒是一个旧世界犹太人的典型、法西斯大屠杀的幸存者、基督教的忠实信徒以一生的艰难经历作为基本线索来向人们宣扬作者所赞赏的“对上帝的坚强信念”的力量。“假如我能够了解自己，假如我能够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为了万能的真理，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是的，上帝，我们要了解，要了解，要了解。”小说结束时赛姆勒的内心独自仿佛把人们引入到基督耶和华仁爱的祭坛上，它使小说成为人道主义与犹太教义的混合体。作者赋予赛姆勒先生犹太的民族身份和当代的美国生活经验，在这两者的差异中，体现着赛姆勒矛盾的种族观念。
对于赛姆勒先生来说，犹太的种族身份始终使得他心如浮萍，在赛姆勒先生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身在美国甚至欧洲，这个民族身份带给他心灵的自卑，不甘甚至愤怒，这个身份使得他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到美国文化当中去，不论在何处，永远是个文化民族上的漂泊者。赛姆勒先生曾是华沙报刊的记者，他一直自诩过着欧洲人的优雅生活，随着二战的到来，他的种族身份却赤裸裸地揭开了赛姆勒先生自己为自己编织的优越谎言。二战当中，波兰游击队袭击犹太人，为了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国家，德国人，自诩为高贵的种族，大肆屠杀犹太人。被解救到美国之后，赛姆勒先生依旧被边缘化，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文化立场，赛姆勒先生对美国文化等异族文化的态度是试图靠拢，寻找依托的扭捏，正是因为赛姆勒先生被边缘的民族身份，才急需找到一个可以稳固的民族文化身份。
但矛盾的是，处在被边缘化的赛姆勒先生本人，却对同处于种族劣势地位的黑人和黄种人有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首先，他受不了格鲁纳让他们住进来的这座大楼，墙壁弯弯曲曲地倒向一边，他也受不了要走进附近中国人开的洗衣店的那道地下室楼梯。”同处在异族他国的地方，身处受难者身份的赛姆勒先生骨子里仍然充溢着种族的分界，他的歧视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对于黑人扒手的描写中。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索尔·贝娄是如何描写黑人扒手的，“扒手也戴着深色的太阳镜。他是个强壮的黑人，穿着一件骆驼毛上衣，衣着异乎寻常的雅致，仿佛是出自伦敦西头的菲什先生的手艺，或者是杰明街的特恩布尔和阿塞尔公司的出品（赛姆勒先生对他的伦敦很熟悉。）这个黑人的用悦目的黄金镶边的、龙胆紫色滚圆的眼镜，正朝着塞穆勒转过来，但是他那张脸却流露出一只巨兽的厚颜无耻…他认为这个罪犯已察觉到有这么一个高个白种老头（冒充是个瞎子）的观察了，看到了自己犯罪作案的详尽细节了。居高临下地俯视，” 索尔·贝娄通过赛姆勒先生的眼睛来看这个黑人扒手，其中有一个道德高尚者对于犯罪行为的道德优越感，但是更多的还蕴藏着一个犹太人对于一个黑人微妙的种族优越感。其中对于黑人扒手的体面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这体面的衣着对于一个曾经过着高雅生活的赛姆勒先生来说可以如数家珍，虽然现在的赛姆勒先生衣着朴素，但是他的眼光证明了他曾经的社会地位和现在心理的优越感。“衣着异乎寻常的雅致”这句话深藏着就是对于黑人种族的歧视，赛姆勒对于自己的认知却是他是一个白人老头，白人对于黑人，其中的种族优势不言而喻。索尔·贝娄对于种族观念的认识的深刻性也在于此，他不仅仅展示出了一个犹太人在美国被边缘的文化处境，更挖掘到人本身的劣根性，在劣势地位下滋生出来的自我优越感，这是一种文化软暴力，也是人性与种族观念的可怕之处，而索尔·贝娄不留情面地将如此深刻的人性内核付诸笔端。
（三）遗失的种族身份
民族身份的确认是索尔·贝娄一生都在探寻的问题，也是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展现的方面。他一生都在试图摆脱犹太人这个身份窠臼，然而文化的传统已经像基因一样左右了他的思想和对事物的看法。索尔·贝娄一直在犹太身份与美国经验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种族身份，而赛姆勒先生的形象正是这种遗失与追寻的一次展示。
二战中，犹太人遭遇大屠杀，赛姆勒侥幸生存下来。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表现了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从同化、适应到缅怀犹太传统、追溯犹太身份的过程。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发出强大影响的文化中心，中心有着霸权地位，有着话语权力，它支配着社会的符号秩序、价值和信仰，代表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心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中心通过社会整合的方式不断将中心的文化价值渗透到边缘，从而将边缘纳入到中心的势力范围。赛姆勒就是在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逐渐的渗透融入到美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当中的。来到美国的赛姆勒先生逐渐的适应并且融入到美国的生活观念和日常生活文化当中，来到美国的赛姆勒，失去了曾经的社会阶级特权和种族身份的优越感，他独立做家务，在转变观念的同时适应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变化。赛姆勒先生已经越来越适应自己在美国的种族身份，他狡黠地满足社会认同，成功地获取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确认。但是，他乡依然是他乡，在他乡的赛姆勒先生并未找寻到故乡的归属感，而是不断缅怀曾经的过往，以此来祭奠遗失掉的文化身份。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美好的世界社会；一个以理性的科学态度对待生活为基础的服务性社会。这样的社会真的存在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而赛姆勒口中这样的理想社会只是这样一个缅怀中的过去，而缅怀本身就是一种遗失的寻找与追寻，索尔·贝娄正是处在这种缅怀的表达中，这也深刻的反映出其种族归属与文化身份的无根。
（责任编辑：彭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