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内外有些“静态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6%以下，总供养比超过50%判定为“人口红利消失”的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也违背了“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的原则，夸大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担心。本文介绍了学术界对“静态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并提出当务之急是要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主张用笔者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审视和应对人口老龄的挑战，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静态人口红利；动态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C924；F249
一、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
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老龄化——潜在的动态变化》（2006）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统计学两种潜在趋势的必然结果：即日益下降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延长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总结性的论断，也符合我国的实际，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3.26%，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0.14%，总供养比为48%。预测2015年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为15.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为66.0%，总供养比达到51.6%。传统人口统计学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总供养比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6%以下，总供养比超过50%，判定为“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和科学发展观，也违背了《人口统计学》关于“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的原则，对于这种仅仅用一成不变15～64岁为劳动年龄上下限和65岁为退休年龄所计算的“人口红利”，笔者只能称之为“静态人口红利”。这种 “静态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夸大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重性，从而引起了一些人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担忧。本文提出了对“静态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指出当务之急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建议用笔者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新思路，审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原理，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的本质联系，指出了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当前有些“人口红利”论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到66.7%以下，判定“人口红利消失”的做法，掩盖了劳动力资源的真实性。
《人口学词典》指出：“人口统计指标有反映一定时点上人口数量及构成情况的静态指标，还反映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的过程的动态指标。”上述“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是在不考虑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动态指标的情况下，单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判定的，笔者只能称之为“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等。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实现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
二、解读当前国内外界定和使用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于1997年由梅森·安德洛提出，后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现状，1998年》引用。世界银行和国内外学术界近几年运用“人口红利”、“人口赢利”和“人口机会之窗”审视和预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诸如：
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结构转型的机会”中提出，有些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将在长达数十年中为发展中国家开辟机会之窗，他们可以利用这个窗口来赶上并提高所有人的福利”，但是“当这些劳动者年老之后，赡养率将再次提高，机会之窗就开始关闭”。
亚洲开发银行《观察与建议》2009年第1期发表的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预期平均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9年的74岁。同时，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1975-2005年总抚养比（包括0～14岁儿童抚养比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抚养比）下降近50%。‘人口红利’（指某一阶段儿童人口数下降快于老年人口增加，从而导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86亿人，年均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然而，2000年以后，抚养比在不断上升，预计2015年当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顶峰后，人口红利也会开始衰减，劳动力市场将开始面临供给短缺的压力。”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说：“正如汇丰（SHDC）的范力民（Frederic Neumarrn）指出，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红利’已快耗尽，从2017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劳动力将开始萎缩，香港也是如此。” 美国波斯顿咨询公司（CBCG）和瑞士再保险公司2012年4月24日在北京联合发布了“发掘银发市场的金色机遇，保险公司如何从中国老龄化趋势中获利”的报告，指出“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这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预计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以后开始减少。在中国经营的保险公司应该迅速行动，大胆出击，变 ‘银发人群’为‘金融机遇’”。
对于“人口红利”的界定，以及我国的“人口红利”能有多久的问题，我国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论述是：
“人口红利”也叫做“人口机会之窗”，是指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老年负担系数和少儿数相对较低，劳动力人口因为负担较轻而可能参加积累以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可以将人口转变中迎来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人口‘红利’时期，或者称为机遇发展时期。”
文章的结论是：我国“人口有‘红利’，机会之窗开放到2020年”。结论的依据是：“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005年到2009年仍然会有一个微小的上升，从72.40%上升到72.46%。但自2010年始，则会稍稍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2.41%下降到2020年的69.5%。在这一时期，虽然老龄化水平会上升到11.92%，但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会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正是中国轻装上阵、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好人口机遇期”。
2010年5月18日新华网报道，国务院参事马力教授在“201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作题为《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的报告中说，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出现拐点，2010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这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马教授指出，2008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55亿人，“十二五”期间将净增加2449万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社会蓝皮书》和马力教授预测“人口红利”可以延长到2020年和2035年的结论所用的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的上限是64岁，而不是我国法定的59岁，如果按59岁计算的话，“人口红利”在2015年就要消失了。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龄参考》在引用“六普关注”中称：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某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总供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文章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只剩10年左右，另有专家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只剩3年。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人才资源，等等。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供养比只是数量和比例的概念，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同等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供养比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时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论断，已成国际共识。“人口红利消失”论者只谈挑战，避而不谈机遇，也是不符合“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我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的。
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措施是多方面的，包括提高人口素质、调整年龄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发老年人力人才资源，等等。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有密切关系。《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当务之急是引导人们走出“人口红利消失“的误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开发老年人才资源，用综合各个有关条件发展的“动态人口红利”审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三、学术界对“静态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的质疑
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强调，“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必须注意到人口影响的规模和重要性。如果几个影响同时起作用，就必须关心整体的影响，而不是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只关心某一种变量作用的大小”。
美国老年学学会原会长、老龄化经济学家詹姆斯·H·舒尔茨反对单一用供养比审视老龄化挑战，因为这种分析有片面性，容易使人误解。他指出“目前在有关‘人口变化的经济意义’评论中，大部分都只是片面依赖于劳动力供养比。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像那些只考察供养比就报告坏消息的预言家们想象的那样糟。”
2009年“第19届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大会”的议题是“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持续发展”。大会强调“长寿将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引擎，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延长‘健康老龄’阶段，发展老龄服务产业，实现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给‘人口红利消失’假说的一个最有效的反击”。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6月17日的评论说：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弃了中国现实。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一系列错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应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四、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动态人口红利”应对老龄化挑战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本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变量发展条件提出的“动态人口红利”认定：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利用提高人口素质、延长预期寿命、提高劳动年龄上限，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高科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国家、社会和家庭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动态人口红利”之窗就可以长开不闭。 （一）延长人口预期寿命，增加劳动力资源，弥补劳动力不足
预期寿命延长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已成为国际共识。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指出：“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这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
美国《未来学家》一篇题为《寿命延长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认为：“人的健康寿命延长，将延长工作年限，通过降低非生产时间在生命周期中所占的百分比而提高生产力。”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2010年达到73.5岁，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延长到76岁和79岁，充分利用这个积极因素是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二）提高人口素质，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不利影响
人口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人口的发展变化对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促进或延缓的影响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中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求“坚持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与分布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把提高人口素质放在突出的位置。”
传统经济学在人力资源问题上只考虑劳动力人口数量，对于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却不关心。“人口红利”论者继承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掩盖了人力资源的真实性。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但是劳动力资源量不仅受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制约，而且与劳动力人口素质的高低有密切的关系。在现代化社会，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如智力资源）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资源。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价值论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并且区别了简单劳动（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和复杂劳动（指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这表明：在相同的时间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所创造的价值比一般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多。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十分重视人口的价值。他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于其人口的自然数量，而在于人口的社会数量。他所讲的社会数量是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量，实际上是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他说：“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由此可见，配第是从人口的社会数量来评价人口的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同样时间内复杂劳动之所以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其原因在于复杂劳动本身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马克思说，能够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比普通的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非常重视人口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他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间不相称，非把人口质与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他特别强调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
刘铮教授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强调：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变化很慢，劳动生产率很低，发展物质资料生产主要靠增加劳动力数量。产业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技术构成日益提高，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相对减少，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成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就没有人们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就不会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也不会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从而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产力。要高速发展生产力就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就必须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牛文元教授认为：人力资源可分为体能、技能和智能，在培养方面国家付出的成本相差很大。如果说培养体能付出是1的话，培养技能就要付出3，培养智能则要付出9。而三者对国家的贡献之比则是1∶10∶100。这就是说，培养出一个教授或科学家的投入是培养一个劳动力的9倍，而一个教授或科学家的产出则是一个劳动者的100倍。
（三）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界限和退休年龄不是永久不变的。确定劳动年龄范围和退休年龄的主要依据是人口资源状况、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人口预期寿命和科学教育发展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素质提高和预期寿命延长，需要而且有可能相应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延迟退休年龄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保持在有利于社会经济和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十二五规划》提出“人均寿命提高1岁（2015年）达到74.5岁”。如果我们随着预期寿命提高，把劳动年龄上限和退休年龄从《十二五规划》起每个“五年规划”提高1岁，到2035年提高到64岁，届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8.1%上升到71.5%，增加7.2个百分点；总供养比也会从72.2%下降到53.2%，使“人口红利期”延长到2030年以后。（参见表1）
发达国家和地区把提高退休年龄（实质上也是提高劳动年龄上限）作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1986年6月26日，美国《华尔街杂志》用大标题发表了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关于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建议。强调这项行动是缓解未来退休计划面临困境的一个最简单易行的措施。同年11月，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报告》指出：除非提高退休年龄，否则年度GNP计划将无法完成。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顾问小组认为，如果不把在业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的年龄界线提高，要在下个世纪开始之后供养老年人口，将是美国可能深感困难的事，2020年“退休赡养比”将达到21%，现在（1986年）仅为15%，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3年，就能使2020年的“退休赡养比”保持在接近现在15%的水平，使原来预测未来养老基金长期亏损额减少一半。 国际劳工局的培训教材强调：如果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的支出就要减少大约50%。我国原劳动保障部法制司和社会保险研究所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提高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对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6%到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龄化的压力。产业技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基础是知识。知识经济是以开发利用知识资源为生产力作为主要特征，以高科技作为基础，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他还强调：“从今以后，知识将是最关键性的因素。世界不再是在向劳动密集型转变，而是在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 改革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指出“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提高知识实现的……我们不应该总是悲叹旧工业的消失，我们应该作的是，探索新技术的发展前途。”
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益扩大，作为知识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世纪初的20%上升的50年代的40%，60年代的50%和当前的80%。
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有利因素。1994年10月12日，美国 《商业周刊》一篇题为《日趋增多的老年人为何没有拖跨美国》的文章结论是“信息革命减缓了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文章引用了美国全国老龄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项目负责人理查德·苏茨曼的观点：“经济增长率远比人口老龄问题重要得多。美国发展高科技所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在减轻人口老化的压力方面很有作为”。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和开发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先导产业，可以说教育是“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正规学校教育给学生以基础知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可以“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我国在产业技术水平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迫切需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但是无论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必须具备相应数量和德才兼备的师资。教育工作者作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应当是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人才。
（五）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和谐老年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落实《十二五规划》，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和基金保值、增值的运作与管理；尽快实行基金的全国统筹；健全城市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属于国家基本社会保障的范畴。它既是政府公平分配、消除贫困、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入理解社会保障是人的基本权利的真谛，改变过去“农民不是工薪收入者，与社会保障无缘”，以及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政府只给予政策扶持的观念和措施。不管经济条件如何，要尽快落实对农村老年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要给予他们与城市劳动者同样的经济支持。
（六）试行弹性退休制度，逐步提高法定领取退休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退休制度包括退休模式、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退休模式有必须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强制退休制度和可以按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选择提前和延迟退休的弹性退休制度。我国现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职工必须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因工致残或因病需要提前退休的，必须有劳动鉴定委员会或医院证明，才能办理提前退休。
弹性退休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人才资源。法定退休年龄以年代年龄为标准，不能反映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活动能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一方面允许尚未达到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而体力不适宜再工作的职工选择适当减少退休金提前退休，另一方面对于达到退休年龄而体力脑力仍然能够工作而且愿意继续工作的职工适当增加退休金延迟退休，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和《礼记》中“壮有所用”的理想。
随着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总供养比上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和逐步延迟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已成为欧美各国的重要社会政策选项。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最晚在2060年把欧盟成员国的退休年龄推迟至70岁。
美国1935年规定65岁为法定退休年龄，实行强制退休，1956年修定为法定领取全额退休金年龄的弹性退休制度，62～64岁可以提前退休，每提前1个月，退休金减少0.56%；65岁可以延迟退休，每延迟1年增加退休金3%，到2022年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时，每延迟1年退休，增加退休金8%。
1986年6月26日美国《华尔街杂志》发表了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对提高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建议。强调这项行动是缓解未来退休计划面临困境最简单易行的措施。
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认为，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要在下个世纪供养老年人口，将是美国可能深感困难的事，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3年，就能使原来预测未来养老基金长期亏损额减少一半。 国际劳工局强调：如果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的支出就要减少大约50%。
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如果从《十二五规划》起退休年龄每个“五年规划”提高1岁，到2035年提高到65岁，总供养比也将从72.2%下降到53.2%，人口红利期相应延长到2030年以后。现在上海和广西已经在试行延长脑力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让我们加强对退休理论研究，结合试点地区的实践总结，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包括退休制度和退休年龄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七）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适当调高总和生育率，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00年为65.0%，预测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下降到62.1%和53.8%。2000-2050年期间下降11.2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地区5.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比发达地区接近于更替水平，因此在2050年以前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不利影响。
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等同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更不能认为孩子生得越少越好，而是把总和生育率控制在略低于2.1的更替水平的范围之内。我国2000-200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8，如果我们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范围内，把总和生育率从2030年提高到1.9，2050年进一步提高到2.0（比较接近但仍然低于2.1的更替水平），其结果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能适当减缓老龄化发展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有利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
（八）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老年人参与发展，变老龄化的压力为动力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老年人必须参与发展”的观点已达成国际共识，1982年联大在批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第37/51号决议中指出“全世界要认识到寿命的延长是一项生理的成就和一种进步的象征，并且认识到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不是负担，因为他们可以以其累积丰富知识和经验作出价值无比的贡献”。
2002年4月联合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进一步把“老年人与发展”作为主题。大会通过的“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老年人必须成为发展的充分参与者而且必须公平享有发展的种种成果。要消除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参与发展”。大会吁请各国提倡“积极老龄化”，保证老年人健康和参与发展，为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奠定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时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劳动力没有一成不变的年龄上下限，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是劳动力。劳动经济学认为：
劳动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中实际参与劳动的人口
由此可见，参与劳动的老年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老年人参与发展，既能增加劳动力资源，降低老年人实际赡养比，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促进代际协调和社会团结，而且又能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生命质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贡献。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在第三十六章“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第四节“积极应对老龄化”中，要求“开发老年人力资源”。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经济活动参与率为32.99%，这表明有4000多万 “银发大军”从事经济活动。2010年我国老年人的综合社会参与率超过81%，十年来我国城市老年人再就业率上升1.3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一直保持村委会选举的高参与，劳动和经济参与率从44.3%上升到52.8%，老年人参与发展为增加劳动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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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