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的主题是一个悬问：深圳，我们坚守还是抛弃?在主打稿《深圳，谁为你坚守》中，孔维民先生以切身经历惕厉我们：对于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先锋城市，每逢历史大转折时，作为一位市民不离不弃，风雨坚守，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而王鲁湘先生的《野麦岭》，记述了无数普通深圳人为翻越横跨在中国现代化前面的“野麦岭”而进行的艰难跋涉。一往无前，不气不馁，令人感动。
秦小狄的《深圳人，你要移民上火星》，则透露出一个信息：一些掌握着巨大财富和资源的人，正离深圳移民海外。
这三篇稿子暗暗有个非常清晰的指向：作为深圳人或者与深圳相濡以沫的建设者，都有“守”土责任。
但我想在开篇之际，谈谈深圳的上流社会。理由是，上流社会是深圳最大的个人股东，占有的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包括空间和机会是最多的，也是改革和发展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应该，且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承担得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作为金字塔尖最耀眼的部位，深圳的上流社会披着种种神秘的面纱。至今经过了两代演变，第三代尚在形成中。
1979年，在全国万马齐喑中，蛇口开山炮炸响，袁庚的“资产阶级”小圈子浮出水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上流会”：在祖国一片中山装中，首先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摆弄刀叉，吃西点，袁还在考察欧洲的“玫瑰城”―苏格兰的阿伯丁时，激发了一个美丽的设想：把蛇口变成玫瑰之城!在袁的设想中，将参考世界上流行的种植方式，在蛇口的街头、空地大面积种植红、黄、白等单色品种玫瑰。
两年后，苏格兰的玫瑰近似浪漫地被袁移植到了他的蛇口。
深圳的第一代上流社会，形成于八十年初，与传统和流俗相比，不仅仅是在饮食、服饰、作派、话语体系等等表象上有着天壤之别，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内心高贵，信仰坚定，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同时崇尚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明，身上流溢着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极强的责任感。
“假如让我生一千次，我愿生在这里，假如让我死一千次，我也愿死在这里!”一这是第一代上流社会对深圳的神圣承诺。这一代开深圳上流之山的鼻祖，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贵族，足以万世景仰。
时代和深圳让第一代上流社会巨人辈出。63岁的袁庚，用晚年政治生命换来蛇口这个试管婴儿的诞生。在主政蛇口14年期间，竟然创造了将一个资产1个亿家底的招商局发展壮大到了身家200亿的奇迹。
这一代深圳上流社会成员中以众多政治闯将著称，不过不少在全国范围内鼎鼎大名的教育家、画家、电影演员、歌唱家、作家也躬逢盛会，让深圳阳刚的天空柔和不少
第二代上流社会的vip客户，则不乏巨贾巨富。比如，任正非，用了不到18年时间实现创业资本由两万元到千亿的跨越。他麾下的华为是中国最令人尊敬的公司之一。马化腾，创业11年身家8亿美元，这个年仅38岁的年轻人缔造了一个出台靡中国的“网络神话”，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人士之一。
与第一代相比，这批形成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商业英雄，深谙政治，却不操持政治，始终在政治和经济的夹隙里游刃有余。在创造海量的财富的同时，他们也应该享受天堂般的美好时光，别墅、游艇、房车，打飞地上EMBA……
人数不多，却能翻云覆雨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第三代上流社会俱乐部的新面孔大抵是玩资本起家的，兴趣爱好品位与前两代几乎迥然不同。
“中产阶级是局促不安的，而无产者总是像‘像乡巴佬’，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只产生于上流社会”。
我并不喜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武断的观点。凯恩斯告诉我们：“美好事物”应该是包括阳春白雪的智力交流、善良、对艺术的热爱、对事业的绝对热忱和责任心、以及多向度的情感追求。
凯氏认为，成为一个上流社会成员最典型的标志除开风花雪月，还有一个最紧要的东西，那就是责任。这是自己之所以为上流社会成员标志的最重要特质。
凯恩斯不是一介书生，而是勇敢主动地参予责任重大的公务事务，并为之付出了生命，如果不是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经济顾问的谈判事务，他至少不该在63岁时就离开人世。他的这种强烈责任感使其当年“所有美好事物都产生于上流社会”的论断绝显得更有质感和力量。
我们希望出现更多凯恩斯这样的人士：不仅享受着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当然，还有情调。同时，“上流社会”或富人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政治意识、文化建设、道德中坚、慈善公益举动，他们义无返顾，执着坚持。
这种坚守一定会照亮广大民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前行的路。
今天，重现深圳第一代上流社会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会让这个阶层的内心显得更加宁静高贵。
这样的人到哪里去寻找呢?
从本期开始，本刊特派记者对这样的名流名媛进行深度报道，欢迎参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