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写小说很早，上世纪80年代就在《当代》发过。这两年间，从《上访》到《肉烂都在锅里》，再到《思乡小学》和《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愈发成熟而厚重。虽然只读过几篇，每一篇都在加深我对他小说的印象。侯波小说写得诚恳，不绕，也不刻意，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看似不经意，其实有深意。乡村世界的一花一草，民间生活的一枝一叶，他都写得轻松自如，细碎饱满，貌似一脸幽默，实则满怀忧患，读来往往在会心一笑之后，倍感悲凉和沉重。
一
《乡情小学》刊于《黄河文学》2011年12期。小说写陆教授离乡多年后，回到烟山村，见村小破烂不堪，决定帮乡亲建个新学校，准备等思乡小学建成就离开烟山村。学校建成，胡乡长以招商引资需要，强行挽留他再办个养猪场，雇了一男一女喂起了猪。陆教授自己住教师宿舍。为迎接新的校舍建成，烟山村委会邀请县乡相关部门领导召开庆祝会，仪式非常隆重，结果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骨折，庆祝不了了之。孩子母亲叫红鞋，建新校舍也是征用了她家的地，当时庄稼长得正旺，村长说按每亩300元价格给她赔，却始终没有兑现。孩子需要医药费，红鞋就在开学那天封了校门。村长乡长都说没钱赔她，由她自己想法。红鞋无奈之下去抓猪，陆教授一怒报警，民警抓了红鞋罚了款。在红鞋孩子的哭喊声里，陆教授的言行终于激起民愤。所有孩子退学，思乡小学空无一人。陆教授黯然离去。
《乡情小学》依旧是现代文学中由鲁迅开创的“去归来模式”。“离乡——还乡——再离乡”这一模式在乡土小说和知青小说中最为常见。只是现代小说这一模式中的主人公，大都是魏连殳吕纬甫式的知识分子，大多怀抱叛逃的意志，别死地，求新生。头破血流，回乡，有妥协，有自省，然后以中年人的委顿继续漂泊，却与青春年少打造新世界的豪情完全不同，终于也难免悲剧结局。“还乡”是文学母题，是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一，即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地，或者日暮乡关何处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叶落总要归根，这里面的情感记忆叫乡愁。当然，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或者近乡情更怯，这里面的心灵体验叫情愁。通常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的“去归来模式”有精神还乡的所指，抑或这一叙事话语里隐含着启蒙意图。陆教授（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多年后回乡，看见校舍破旧，温情，乡情，使命感使然，想让孩子们在新校舍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孩子们最后放弃了新学校。他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一切究竟错在哪里？陆教授的处境很有意思。本意是满怀热诚的善，然后进退维谷，四面楚歌，结局是黯然离去满心悲凉。追问对错，谁的责任，显然不是侯波的本意。小说以陆教授建学校和养猪作为比照，充满了反讽。
村民最初是满怀感激的，从欣喜兴奋，到不理解，到愤怒指责，到彻底孤立。对待陆教授的态度变化主要因两个事件而起。一是孩子从树上摔下，好事变成意外；二是红鞋抓猪陆教授报警。这里面，村人不理解的是，陆教授既然能出钱建学校，为什么还那么小气，青苗费医药费什么的顺便都解决了多好，皆大欢喜的事嘛，也不至于落得大家都觉得他无事生非，闲着没事建什么学校啊。还有，村里有事首先诉诸于人情和调解，陆教授动辄借助专政工具对付手无寸铁、孩子住院、衣食堪忧的弱女子，道义上落了下风。作者在这里其实写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民间慈善的正义立场；二是乡村秩序的伦理立场。红鞋在人格上不是无瑕疵的，偷鞋抓猪，对错立现，但是这些细节使一个挣扎着要活得好的乡村女子立体化，个性丰满，人物是活的。比较起陆教授的外部描写，红鞋的精神世界要表现得更生动。这个女子有善良的一面，她会为陆教授的背影伤怀，也有偏执的一面，会面对陆教授的指责而蛮不讲理。红鞋和村民都认为有钱给大家分了多好，这个是只顾眼前的普遍心态，生活就是物质化的追求，当然也可见物质的匮乏，温饱的不足。中国社会普遍就是这种状态，一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承受由此带来的全部社会问题。而因为体制问题，经济发展的成果很难惠及大众，大众只是成为经济高铁的牺牲品。
陆教授也不算先富起来的那拨，不过是温饱稍微有余罢了。其建校之举就更为感人，最终受到伤害更具有讽刺意味。真正先富起来的是哪些人，想来大家都清楚得很。正因为如此，其实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先富起来的那个权贵资本主义阶层，有多少人回馈社会，投向西部？这个我们也都清楚得很。小说中，村长、乡长和村民想法一样，没事建什么学校呢？还不如办养猪场，招商引资的目标实现了，也是政绩，还有利可图。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好好培养孩子还不如好好养猪，这个太讽刺了，可这就是现实。当然，小说中，对乡长村长还是有体谅在里面，没钱，应付上级捉襟见肘，也难，这个就是体制的问题。很多人说，乡一级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接待，各路神仙的视察检查。什么时候真正实现体制变革，才可能理顺这一切。小说中也有隐约的细节：中华烟，城里的房子。批判的意图隐而不彰。显然，叙事上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何表现现实，站在怎样的价值立场表现现实，哪个作家没有思考过？如何处理得更好？侯波也在思考。也无需提及存在主义，精神困境什么的，就是一个现实社会的聚焦，没有截然对立的立场，也没有压抑与反抗的诉求，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没有明确的是与非，但是侯波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了很深的东西，包括民族性格、心理积淀、现实问题和未来道路等等。
二
今天的乡土小说到底应该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日常叙事几乎已经走到了极限，内在的叙事空间很难自我突破，浮光掠影的扫描无法深入乡村生活内核，美好的，多半写成了肤浅，苦难的，多半写成了偏激。这个时代还有多少真相？这个社会还有多少真诚？这片土地还有多少梦想，这种生存还有多少故事？写出来了吗？我们看到了吗？穿越生活表象，文学有多少力量，叙事有多少可能？作者不仅要有眼光、勇气和才情，还要有文化自觉。站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现实格局之上，观照中国，看取乡村，写一条河，写一条街，写一个村庄，写一个小镇，都不是目的。这些只是进入生活的一种视角，一个渠道，是一幅工笔画的描线。把这一切写出神韵，写出立体的精神结构，是给画面一层一层着色，晕染，点染，积染，烘托，弹吹，皆可。关键是对人类文明有普遍的认识，对普世伦理有基本的信任，对文化传统自身是有生命的有充分的理解，对乡村田野调查和人类社会学有浓厚的兴趣，才有可能对乡土中国有真切的爱和理性的把握。 《肉烂都在锅里》刊于《延安文学》2011年4期，《小说选刊》第10期转载。小说表面上仍然写的是乡村日常生活，干农活，走亲戚，放电影，喝羊汤，打麻将……还有一种隐在背后的现实：官员们吃喝玩乐，玩忽职守；农村青年离乡打工，感情无着；村民得过且过，精神空虚；上下级工作是瞒和骗，生活也是瞒和骗……侯波在这一切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写出了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和哲学思考。
我们童年的乡村记忆正在慢慢远去成为历史的背影，多少代人的心灵记忆慢慢蒙上岁月的灰尘。小说中，放电影只是个叙事道具，和电影本身已经没什么关系。乡村露天电影代表一个时代的逝去，代表一种文化的消亡。电视时代把人更深地关在个人主义视野里。农耕文明和农耕时代的节日狂欢，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空无一人的广场，在暗夜里愈显寂寥的声音，电影帷幕上晃动的影像，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隐喻。小说写出了一个集体主义时代逝去的淡淡伤怀。过去放电影，全村大人孩子迎接节日一样的兴奋，如今热闹早已不再，即使有免费羊汤喝，这种最物质最直接的方式，也无法把散落在尘世的心灵重新团聚在某一种光里。作者由此进入生活和时代的内部，以精神和物质正面交锋的方式，带出了浓重的启蒙色调。村村放电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方式，不过因为失去了现实性需要，而演化为一种纯粹的政绩工程。小说中，作者以一条文化反思的细线穿过这一个小小的时代针孔，写出了大时代里的乡村政治、乡村社会和民生百态。近年来，失地农民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其实失掉了文化之魂的乡村才真正丧失了自身的活力。没有自我疗救的再生力，民心涣散，伦理失序，政治腐败，社会高速流动带来的不稳定，缺少道德向上的内在机制，整个乡村都处在病态发展之中。这篇小说隐约写出了民生疾苦。杀羊的，吃肉的，诚惶诚恐迎接检查的，放电影的丙发子，貌似强大的村支书，对照官僚主义的领导们，让人不期然读出了作者极为冷峻的批判意识。
这篇小说有着很深的乡村忧患，乡村文化的凋零，乡村爱情的荒芜，乡村政治的本质，乡村生存的真相。苹果园里长满荒草，乡土乌托邦的梦想日益远去。乡土重建是一个大命题，不是今天新闻联播里花红柳绿花团锦簇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浮出水面风云际会的所谓新农民。乡土中国真正强大的梦想，还只是个幻影。乡土重建意味着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重建和人类文明的重建。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种自治，获得一种文化自足，是最切近的现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向有失偏颇，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都注意到了，如何校正？小说家不承担这样的社会使命，但是不能不认真严肃地思考。
三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刊于《当代》2012年第5期，《小说选刊》9期转载。小说从春节临近，村长侯方方找红鞋她们组织秧歌队写起。主要情节有三个，一是组织秧歌队经过，二是村民赌博被抓，三是村民中的宗教信仰。核心人物是红鞋，以前侯波小说中出现的一个人物，有点泼辣，性格直爽，热心，也有头脑，在村民中比较有威信。三个情节都与红鞋关系密切。秧歌队能组织起来，主要是红鞋带了头。被抓到派出所的村民中有红鞋的公公三娃老汉，不明不白死在大年初一。红鞋信仰基督教，和邪教门徒会结了怨，因为不肯把冤死的公公下葬，被人诬告，抓进派出所。
小说枝干简洁，触及的问题，比较坚硬，有质感，延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传统。去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锋芒，多少有温情体恤在里面，写得也游刃有余。对农村的表现比较扎实，关注的焦点不局限于农民生存和农村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抓住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深层问题，抽丝剥茧，触发思考。小说中的农民生活无忧，只是无聊。那些书籍、棋类，没人感兴趣，民间娱乐匮乏，村里的婆姨们信教，男人们就赌博，而且有未成年人参与。三娃冤死，红鞋抗争，上访无门，派出所随便抓人。这些现实我们简直耳熟能详，侯波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批判立场，不过看得出他对问题的冷峻眼光和独立思考。
小说根深叶茂，写得很饱满，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体现了一位优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能力。地域性赋予侯波写作个性。从一个生活场景延伸漫漶开去，从从容容，耐心细致。准备年货，村庄历史，秧歌排演，有好多杂糅的民间文化景观在里面。小说中，除了红鞋，侯方方夫妇也塑造得立体可感。侯方方作为村长，上下协调，殊为不易。李翠翠人高马大颐使气指，其实胆子很小人也善良。侯波热爱生活，对人世心存善意，这些小人物，似乎都是他的亲人邻里，他一路写来，为他们画像，为时代立此存照。
在今天的中国，写作，尤其是乡土写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充斥着我们视野的是大量的乡村题材，然而真正触摸到农民命运本质，以及乡村发展现实的，太少。土地的悲歌，现实的压力，生活的疲惫，人心的动荡，信仰的荒芜，多以恩怨悲欢的背景存在，很难触及到乡村世界的内核。改革之初的设计思路是强调效率，追求高速发展；等到发现社会问题日益累积，单纯发展经济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文化衰退和道德滑坡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强调公平，追求社会正义；新世纪以来，农村问题伴随着社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失调，伦理道德失序，变得日益严峻。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谈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农业老家”。就像阿多尼斯说的“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从这一意义上说，侯波，是一个守望家园的写作者。
从《乡情小学》到《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我们可以看到侯波的小说创作正逐步在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擅长把一个个沉重的故事以轻松幽默的口吻讲给我们听，语言质朴，细节饱满，人物对话情趣盎然，在这一切貌似轻松的背后，却处处潜藏着作者深层的思考，体现了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高度的正义感、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这正是其作品的力量与核心所在，也正是他能从黄土高原走向全国的一种内在力量。
侯波还年轻，我们期待他能够为我们奉献出更多的优秀精品力作。
责任编辑：王雷琰 闫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