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中国本土化佛教的典范，唐初形成并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传播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派。唐末五代时期，禅宗曹溪一脉衍生了“五家七宗”的繁荣局面，使禅宗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体，对于当时社会的思想和佛教的未来走势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南宋初年，国家政权动荡、战争不断，但禅宗在自身求变内化和受世俗政权扶植的相互作用下，一扫北宋末年宋徽宗“重道轻释”的历史窘状，再次活跃起来，成为唐末五代之后又一个相对兴盛时期，但同时又走向颓势，值得深刻反思。
一、南宋禅宗的相对兴盛
从传播区域的分布来看，南宋禅宗的道场繁盛、集中，多聚集于浙、苏、闽、赣等省份，同时辐射川滇、两广地区。在南宋政权稳固之后，政府为加强对僧众的管理，在禅宗聚集较为集中区域，实行禅院“五山十刹”的寺区划分布局，其实质是政府通过管理这些传禅中心来控制整个佛教丛林。南宋时期，禅宗的对外传播主要以这些寺院为基地；南宋时期著名禅师弘法、传教、修禅、授徒也多在上述区域，这更加彰显出南宋禅宗道场分布集中、紧凑的区域分布形态。
从禅宗内部宗派演变来看，南宋禅宗是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天下，其他禅宗宗派则显颓势，故有所谓“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9页）。南宋禅宗中的临济宗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黄龙派在北宋末年开始衰落，但黄龙慧南禅师（1002-1069）的七世法孙日本僧人明庵荣西（1141-1215），于1191年嗣法于黄龙派高僧虚庵怀敞（1120-1195），回国后创立日本最早的禅宗--临济宗，揭开了临济禅在海外传承的先河。杨岐方会（992-1049）三代法孙佛日克勤（1063-1135），著有《碧岩录》十卷，在南宋禅宗中影响极大，其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和虎丘绍隆（1077-1136）两支最盛，南宋有影响的禅师大多出自二人法系。曹洞宗在芙蓉道楷（1043-1118）的弟子丹霞子淳（1054-1119）和真歇清了（1097-1152）之后大兴，其后真歇清了的三代法孙天童如净（1162-1228）的嗣法弟子日僧道元（1200-1253），回国后创立日本曹洞宗。总之，南宋禅宗的内化兴盛多出于临济与曹洞两宗，两家法脉分支，源流悠长，并传播海外，奠定了元明禅宗的传承主体。
从禅宗典籍的种类来看，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如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僧宝正续传》，本觉的《释门通鉴》，悟明的《联灯会元》和普济的《五灯会元》等禅门史书。宋代禅僧的佛教史学著述丰富，为后世佛史之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兼可补正史之不足（冯国栋《宋代佛教史学略论》，载于《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l页）。此外还有大量的禅师语录、公案流传下来，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30卷、《密庵和尚语录》1卷、《宏智禅师广录》9卷、《如净和尚语录》2卷、《天童山景德寺如净禅师续语录》1卷等语录和公案集《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10卷等。这些典籍的编辑刊刻，对于禅风的盛行起了促进的作用。
从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来看，南宋禅宗彰显出浓厚的护国色彩。彭树智先生在《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记》一书中谈到，“宗教在本质上是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不能摆脱民族文化的内容，同时宗教也给民族文化以重要的影响”（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两宋之际，民族矛盾激化，忠君爱国思想既成为当时的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又不可避免地在佛教中有所反映，这成为影响南宋禅宗变化的最持久的一个因素。例如禅宗史上有着“百世之师”、“临济中兴”盛誉的大慧宗果就在《示成机宜（季恭）》中提出了与儒家伦理一致的“菩提心即忠义心”的命题，“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另外，乾道四年（1168）孝宗召杭州上天竺若讷法师，带领五十名僧侣入禁中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1175）又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众僧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这些史实反映出南宋禅众的护国思想既是当时汉民族对于少数民族入侵的民族情感的集中爆发，同时也是佛教在三教融合历史背景下贴近世俗政权的深刻反映。
从当时修持禅风的体系来看，禅宗开始由“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转变为以阐扬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新禅风；禅宗的主流历来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中的“教外别传”是指以心传心，重视内证自悟的修持禅风。在具体的修持中，文字不能准确具体、形象深刻地阐释、表达禅悟中的精神状态、心理体验和终极境界，所以“不立文字”为历来修禅者所推崇。当中国禅众开始由崇尚佛经典籍到重视祖师的语录公案之后，“不离文字”开始成为主流禅风。大量公案语录的出现，形成了区别于默照禅的文字禅，“不立文字”的禅宗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增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禅宗的“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禅风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共同存在的，只是各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实质上禅家运用语言“不离文字”是以“不立文字”为原则的（方立天《寻觅灵性：从文化到禅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3页），这反映出中国禅宗直觉证悟与语言文字相交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二、南宋禅宗的危机反思
南宋禅宗随着政权的稳定而呈现出相对兴盛之势，但就社会层面而言，禅宗的问题却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表明了中国汉传佛教在隋唐鼎盛之后的整体颓势。
首先，僧众的素质问题。禅宗的丛林经济在五代之后得到巨大膨胀，特别到了宋代，受商品经济发展、货币资本渗透的刺激，寺院经济客观上影响了僧众的如轨清修，使得“以清贫为耻，以厚蓄为荣”的风气严重腐蚀了僧众的素质；而鬻牒制度的继续推行，使得原本作为荣誉象征的紫衣、师号成为明码标价的交易，由此导致丛林内部的僧众素质普遍下降。
其次，轻视佛教经典，禅思想创新不够。南宋时期，禅宗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走向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禅林整体上以历代祖师语录和有争议的公案为修持依据，以及对佛教经典的轻视和禅思想的僵化，都严重阻碍了禅宗的创新和新思想的出现。南宋时期虽有大慧宗果、宏智正觉等高僧的“看话禅”、“默照禅”等新禅法的出现，但禅宗整体上日渐衰落，后人的“说法”、“语录”也不过是不断重复前人的语句而已。
第三，封建专制下的沉重赋税。南宋时期国家财政紧张，除自身消耗外，还有沉重的“称臣进贡”的经济压力。佛教寺院便成为征收税赋、扩大政府收入的重要场所。佛教寺院与世俗土地所有者一样，必须承受封建国家的二税，即夏税和秋税，同时还有随时而至的“和籴与和买”的征敛压迫和科配等肆意骚扰。僧人往往变相成为寺院丛林经济的直接劳作者，而忽视了自身修禅的本业。
第四，禅宗内部政治色彩浓厚。临济僧人佛日克勤、大慧宗呆，上天竺若讷、灵隐慧远、德光等禅门名僧，都与上层统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禅宗内部政治氛围的转浓，不但激化了禅宗内部的派系斗争，而且限制了禅宗固有的自由洒脱精神的发挥，所以虽然迎来了禅宗一时的隆盛，但从长远来看，却成为禅宗缺乏生机以致衰落的重要因素（李利安《明末清初禅宗的基本走向》，载于《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第72页）。禅宗浓厚的政治色彩，既破坏了禅宗内部严谨的修持环境，也不利于禅门思想的创新，遗留下严重的弊端。
纵观禅宗在南宋时期的发展轨迹与演变特征，可知禅宗对中国汉传佛教乃至整个东亚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研究南宋禅宗的发展演变史，便可在宏观上重新理解和思考中国汉传佛教历史趋势。同时，深刻思考和研究南宋禅宗的基本走向，对于了解中国汉传佛教的整体发展状态，以及佛教在当今社会心灵涵养、价值培育、生命慰藉、道德建构等领域的复兴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山东省烟台市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264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