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英租界在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的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园内，树木成荫，草坪碧绿，滚滚浪涛拍打在铁栏之下，美不胜收。然而，这座公园，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只对外国人开放，甚至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那么，租界当局究竟是为什么要将华人拒之门外呢？
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气愤不过，曾为这事专门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19年出版的《上海游览指南》称：“此公园建筑之初，西人亦本有中外与共之意，因华人既人数众多，占其良好之坐位，复因无公德心之华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以致见憎于西人，大下逐客之命，使华人如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五十余年来不能分其一席之地也。”
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显然感到理亏，于是作了微调，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
中国公园开园当天，盛况空前，大门处高悬“普天同庆”的牌匾。尽管这里设施简陋，景观也不是很好，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驼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令人称奇。但随后不久，这座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是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也许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的因素，但也不能忽略一点事实：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素材运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舆论只偏重于抨击殖民主义者的强权统治，却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缺乏反思，无论传统史书，还是新兴媒体，大抵如此。
话题拓展：反思、素质、修养问题
世间已无“朱先生” 墨未白
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中，有两个重要角色：朱先生和田小娥，而在电影里，田小娥成了主线，朱先生却不见了。
这仿佛一个隐喻，传统知识分子和儒家道统，已渐消失不见了。
这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唯一有相对完整的生活原型的，就是朱先生——其原型是作者陈忠实的老乡牛兆濂。“朱”字拆开来，便是“牛人”。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镇，其小时候是乡里出名的“神童”，21岁时考中举人，却因要赡养父母，没有去北京参加会试。26岁时他北上三原县，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他说，这是奉母亲之命，母亲只要我学做好人，其他的不指望。贺先生指点他遵循程朱理学之路，他自此专注儒家为己之学，身体力行。
1900年，关中大饥荒，牛兆濂在县赈恤局工作，深入村野探察灾情，访问百姓疾苦。因为他的孝行和学问，两任陕西巡抚端方和升允几次向朝廷举荐，光绪御批“孝行可风，着赏加内阁中书衔”，他却敬谢不敏。
牛兆濂一生中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事情是讲学。1901年，他创办了芸阁学舍。此后10年，他到处讲学，其间他还曾担任蓝田县劝学总董和高等小学堂堂长，并被选为省咨议局议员，力主查禁鸦片。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新成立的军政府曾邀请牛兆濂加入，他却带着家眷避开了。但在革命军与清军激斗的紧要关头，为免生灵涂炭，他和同门好友张晓山却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清军陕西巡抚升允的大营，说服他与革命军议和。要知道在此之前，革命军的谈判代表雷恒炎刚被升允斩杀，弃尸井中。
最令陈忠实震撼的是，牛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作为。
当年，东三省失陷，日军步步紧逼，国军不断退让，他联合同门，募集义勇军五百余人，通电全国，宣言出师抗日。几年之后，“七七事变”，北平、天津沦陷，牛兆濂感时伤怀，病痛加剧，不久便在芸阁学舍去世。
在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写道：“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
素材运用：何时何日，价值分裂了，传统稀薄了，那样的先生自然再也出不了了。
或者，先生还在，只是各个人群对先生和传统的崇敬已然消失。没有那样的人群，也便没有被那样传诵的先生了。
话题拓展：价值观、偶像崇拜、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