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沫”疯了 武训，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人，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又被叫做武七。他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5岁时就死了父亲，依赖母亲做针线、捡破烂维持生计，无工可做时，他母亲就带着他四处乞讨。当他讨饭时，每逢遇到学堂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便驻是而听。他几次向母亲哭诉。请求上学，母亲都含泪说：“咱家穷得没饭吃，还有钱让你上学吗?傻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了!”不久，他的母亲得病去世，年幼的武训投靠到伯母家。他又一次提出要上学，伯母凄然地告诉他：“书，不是穷孩子念的，还是长大了扛活换饭吃吧。”他幼小的心灵又是伤心，又是不解：为什么穷人就不能上学呢?
武训自幼身体瘦弱，又傻头傻脑，人们便给他个绰号“豆腐沫”，来讥笑他的糊涂可怜。14岁开始，武训替人家佣工，主人家总是欺负他，不给他工钱。有一次，他被主人打出门来，回到本村的破庙里，他慨叹自己悲惨的身世和命运，并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念不起书不识字，这时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三天后，武训从破庙中跑出来，若癫若狂，还高唱自己编的歌：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一天的功夫，全武家庄的人都知道这个“豆腐沫”疯癫了。而武训却在这次“疯癫”之后，找到了未来生活的道路。
“义学症”唱“义学歌”
武训并非不知道办义学是件难事，尤其是他这么个乞丐，更是难上加难，但他下定决心，无论多么困难，他也不怕，并坚信自己一定能办成义学。武训把自己的头作践成奇形怪状，身上的衣服又是各色的补丁，他并无奢望，他只愿人家肯来耍笑他。果然自他改装以后，人人觉得他好玩，乐意给他东西，或是食物、铜钱。他把乞讨来的好一点的食物出卖，变成钱积蓄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好的，他唱道：“吃好的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他一天到晚，没有片刻的休息，别人不愿干的事，他干；别人不肯做的事，他做。除了乞讨以外，他常常帮人家推磨、晒粪、铡草、拉砘子，他还会捻线缠线，出售赚钱。在他立志办学的初期，这些收入是他积钱的主要来源。
武训不喜欢多说话，只爱唱歌。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无时无刻不在想办义学。有了这一理想的支持，他全身充满了活力，他就凭着这一种精神，耍各种把戏来博得人们的嬉笑和袋中的钱财。武训因为急于筹集义学的款项，有时还作出可怕举动求人施舍。他常吃蛇、蝎子、破砖碎瓦，乃至吃屎喝尿，以此向人讨钱。
就这样，他在世人的讥笑和侮辱、轻贱和同情之中，用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坚定地履行自己的兴学理念。在别人眼里，他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但在他内心里，他是快乐而充实的。
兴办崇贤义塾
经过十年的苦做苦过，武训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听说馆陶县有个武进士娄峻岭为人慷慨好义，他立即前去求见，想请娄进士代为存放。娄进士一听来意，很受感动，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武训积下钱，就存到娄进士家。
又过了几年，他的钱越积越多，听说本县柳林镇有一位杨举人，为人公正廉明，武训觉得这是存钱的好地方，于是跑到杨府求见。杨府家人见他是叫花子，不给传达，他便一直在杨府门口跪了5天，才得以见到杨举人。武训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述说一遍，感动了乐善好施的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由于款项的增多，武训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所买者以碱地洼地为多，他雇工翻垫，以期变成肥田。在他49岁时，前后典地230余亩，其财力也足以办学，他便向杨举人提山建义学之事，杨举人却劝武训先娶妻生子，武训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义学落成，取名为“崇贤义塾”。这一年距武训立志行乞兴学已经整整30年了。
学舍落成后，武训和杨举人商议筹备开学，聘请老师时，有人推荐：“寿张县有一位举人崔先生，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但听说他家道小康，恐不肯出来做事。”武训听了这话，立时跑到寿张县崔先生家，长跪不起，请他可怜可怜不识字的穷孩子。崔先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去为他教学。崇贤义塾开学典礼上，杨举人、娄进士，还有地方上的热心人士都参加了，武训当众敦请杨举人为学董，主持义塾的一切。
义塾开学了，但武训仍过着乞丐的生活。每当讨饭的余暇，便去看老师的授课是否勤勉，学生们读书是否用心。有一次他来到义塾，看见学生都到齐了，而老师还在睡觉，他便悄悄地推开老师的门，恭恭敬敬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等老师醒来，猛然见到这种情景，心中还不知因为何事，正要询问，武训开口说：“先生，学生们早已到齐了。”一句话说得老师惊慌惭愧，从此再不敢晚起了。
千秋大业 万古流芳
学董杨举人及武进士娄峻岭，因深受武训的感召，把武训行乞兴学事迹拟了一个禀帖，要求堂邑知县郭春煦专呈上宪立案。郭知县亲临柳林视察，果然见到崇贤义垫与众不同，赞美不止。适逢武训讨饭归来，便去叩见知县，知县亲自扶他起来，与他谈话，见武训衣衫褴褛，即赠银十两，嘱他另置衣服，武训再三辞谢，仍存放起来，作为办学之用。
不久，山东省巡抚张曜见到堂邑县公文，下令郭知县，说要传武训。武训仍足穿着褴褛的衣服，一手提着破篮子，一手拿着打狗棒，态度非常自然。张巡抚详问武训兴学情形，武训所答，极为得体，自始至终，从容不迫。张巡抚大为惊奇，叹为自古以来未有之奇人，即吩咐赏银二百两，又赐他一种黄布钤印的缘簿，让他容易募化，续办义学。后来张巡抚又代奏朝廷恩准，给武训建造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坊。从此，武训的名声震动远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武训来到临清，忽然患起病来，因医治无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溘然长逝，享年58岁。
武训去世后，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学生们皆放声痛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当时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同时，梁启超亦为他特撰《兴学节略》，以资表扬。自民国后，经冯玉祥、陶行知等政治家、教育家的宣传，武训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兴学事迹也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足见其影响与地位。
(杨小曼摘自2000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