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山里男人是我的爷爷,山里男人的味道就是我爷爷的味道。 爷爷的老趼手 小的时候,我几乎是奶奶带大的,也就自然离不开爷爷身边。那时,我非常喜欢爷爷的那双老趼手。爷爷一旦有了上炕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跑到爷爷的身边,去摸一摸那宽大的积满了厚厚趼子的老趼手,摸起来硬邦得很、粗糙得很,感觉很是神奇。于是,我就跑到奶奶面前,伸出自己的小手问奶奶,我的手咋不长成爷爷那样。奶奶就对我说,你爷爷的手是出苦大力的手,我大孙子的手得去拿笔杆子,咱的手可不能长成爷爷的手那样。听了奶奶的话,我急了,搂着奶奶的脖子,非要我的手长成爷爷的手那样。奶奶没办法,只好哄我说,好,将来我大孙子的手一定能长成你爷爷的手那样。于是,我就满意地跑回到爷爷身边,再去摸着他那双老趼手。这时,爷爷就开心地用他那双老趼手搬过我的头,在我的脸上左边亲上一口,右边亲上一口,嘴里还念叨着,这才是爷爷的大孙子呢。
爷爷七岁时,我的太爷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撇下太奶奶带着我的爷爷和我的大姑奶、老姑奶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单独过日子。当时,大姑奶五岁,老姑奶才两岁,这么小的姐妹俩,不光要自己照顾自己,还得帮太奶奶喂鸡打狗、看家望门。而爷爷呢,则扛着比他高一大截子的锄头,跟在太奶奶后面,到自家的高粱地里去耪地了,去磨炼他那双还没有出趼的手。太奶奶天性刚烈,身是女人身,心是男人心。太奶奶有一个信念,就是别看他们娘四个是孤儿寡母的,但日子过得绝不能比山屯里的别人差。太奶奶把希望都寄托在爷爷的身上,从小就开始磨炼爷爷吃苦耐劳的意志,磨炼爷爷那双稚嫩的手。爷爷十岁时,太奶奶带着爷爷,在太爷留下的河滩地里,搞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掘石筑坝工程。有了那条大坝,家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太奶奶和爷爷的那种不息的筑坝精神征服了山屯里的所有的老少爷们,也完全磨就了爷爷的那双带趼的手。
那年金秋送爽时,一天学没上,一天书没念,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爷爷,就是凭着一双带趼的手,把一个读过国高的刘姓的大家闺秀娶进了门。这个大家闺秀就是我奶奶。奶奶的进门,给太奶奶和爷爷用老趼手创建的家庭注入了许多新的气息。奶奶不光会讲《三字经》、《千字文》等,还会打一手漂亮的太平鼓。有了奶奶熏陶,爷爷的那双带趼的手,也知道春节在大门上贴春联、在窗棂上贴挂钱,也知道去看皮影戏、去听大鼓书。但爷爷始终坚信的是手勤是硬道理,手脚勤快多干活才能吃饱饭。为此,我父亲读了四年书后,爷爷说啥也不让父亲再念下去了,非得把父亲留在家里给他当帮手,帮他干农活。父亲吵闹着要上学,爷爷挥起带趼的右手,一个耳光扇过去,父亲的脸上即刻苍肿起来。我父亲的书一直读得很好,父亲辍学后,学校的老师们两次到家里来找,做爷爷的工作,爷爷说出天花也没同意。那时,爷爷身边也真的急需父亲这样一个帮手。父亲虽然辍学了,但他已是当时山屯里读书最多的人,这也为日后父亲当生产小队会计、生产大队会计、村支书奠定了基础。多少年后,尤其是叔叔修完学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按月领国家的工资后,爷爷在我父亲面前就逐渐表现出一种蔫蔫的神态,私下里常常叹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让我的父亲多读几年书。看得出来,爷爷的年龄越大,蔫得越沉重。爷爷的那双老趼手,不光凝结着厚厚的粗糙与生硬,也蕴藏着深深的细腻与柔和。
爷爷的一生,最喜欢摆弄果树,栽果树、嫁接果树、侍弄果树是爷爷那双老趼手的绝活。年轻时,爷爷就和我的太奶奶在自家的荒山上栽了数百棵安梨、花盖梨、红沙果、秋李子、大红杏等各种果树。除了侍弄大田里的庄稼,爷爷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陪伴那些果树上,没日没夜地为那些果树们刨埯扩埯、上粪浇水、剪枝防虫,侍弄果树比女人照顾孩子还要精细。三五年后,那些果树们都争先恐后地结起果来,给家里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山屯人服气了,栽果树也就悄然在整个山屯印开了。入社后,那些树也自然成了生产队的摇钱树,爷爷呢,便沾光当上了生产队果树生产小组的组长。爷爷的那个生产小组总共才有四个人,但却创造着整个生产队近一半的收入。他那双带趼的手,有季节地操纵着树剪子、刮皮刀、嫁接刀和锹镐锄头等,把生产队沟沟岔岔的果树都照管得春天花飘香、夏天叶浓绿、秋天果满枝。为此,爷爷得的奖状被奶奶在宅屋报纸糊的墙上贴成了一大排。
爷爷用过的所有农具,都被他的那双老趼手磨得锃亮。镐把、锹把、锄头把、镰刀把、犁杖把啥的,都是锃亮的,光滑得像涂了油漆一般。爷爷用的这些家什,闲着的时候,都有秩序地倒挂在堂屋的一角,太阳晒它不着,雨水淋它不着。这些乖乖的家什,被爷爷的老趼手使上劲,在山屯的原野中创造着源源的粮果瓜菜。爷爷家的房前屋后,几乎被果树和菜园占满了,没有了杂草荆棘的立身之地。爷爷还用他那双老趼手,把宅院内的偏房、猪圈、鸡架、狗窝啥的垒得方正精致,排列得错落有序,宅院内总是一派兴旺的景象。
爷爷的酒壶
爷爷的酒壶是青色陶瓷的,肚大脖细喇叭口。它是爷爷的心肝宝贝,爷爷的一生好像就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烟口袋,一个是酒壶。爷爷用着这个酒壶,一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那年,整个壶体还是完完整整的,壶底壶沿没见磕碰出一个豁口来。
酒壶平时就摆放在爷爷屋子里紫檀色的箱子盖上,酒壶旁边放着奶奶枣红色的梳妆匣子,酒壶的喇叭口上倒扣着一个白瓷带两道蓝边的小酒盅。一匣子、一酒壶、一箱子,在爷爷家屋子里紫檀色的柜盖上,组成了一个色彩典雅、格调别致的风景。
爷爷的酒量不大,也不常喝,啥时喝,啥时不喝,爷爷自己说了算。早晨和中午,爷爷向来都是滴酒不沾,这个规矩,从来没打破过。到了晚上,爷爷才有了喝两盅的兴致。
爷爷本不会喝酒。爷爷七岁就失去了父爱,我年轻的太奶奶倔强地守着寡,辛辛苦苦地领着爷爷和两个年幼的我的姑奶奶过日子,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爷爷的身上。
爷爷深知太奶奶的用心良苦,打小就没日没夜地干,和太奶奶一起,把家里的小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天不负有心人,爷爷到了成家的年龄,竟娶进了读过国高的我的奶奶做妻子。
娶亲的那一天,爷爷高兴得不得了。他用几天前才从大集上选购的用钱鞑子背回来的新酒壶端着烫好了的热酒,兴奋地给前来贺喜的老少爷们不停地倒酒。没喝过酒的爷爷,也禁不住地用三钱的小酒盅,频频地举杯向大家干杯致谢。那一刻,爷爷才火辣辣地感到,自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老爷们儿,可以代替太奶奶承担起全部的家庭责任。几盅高粱小烧,给了爷爷无尽的激情,无尽的力量。
从此,爷爷开始喝酒了。爷爷喝酒,有个特殊的讲究,就是把酒倒进酒壶里烫热,从不喝凉酒。酒壶的容量不大,一酒壶估摸超不过二两酒,倒进酒盅里顶多五六盅。冬天家里有火盆,爷爷就把酒壶放在火盆里烫,其他季节就把酒壶放在用枣木掏耙从灶坑里扒出来的火堆里烫。
爷爷喝酒都是一顿三五盅,一盅两三口。有菜没菜,就是一碟咸葱、一个咸茄子、一把葱叶蘸大酱,爷爷都会喝得有滋有味。先喝酒后吃饭,是爷爷一贯的酒道,除非吃饺子和馅饼等带馅的东西时,爷爷才边吃边喝酒,他管这叫“面不隔酒”。
爷爷的一辈子,手不离活,活不离手。我们老家那个山屯,出门是山,山道弯弯,捣动啥东西一般都得靠肩扛肩挑。爷爷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干啥活都是风风火火、干净麻利。那时,爷爷喝酒,何尝不是为了解解乏、不是为了抵御冬天凛冽的寒气呢?
[ 2 ] 奶奶过门后,爷爷更是为了家里将来的日子辛苦地劳作着,不断地在自家土地的周边垒墙筑坝,开荒扩地,田地的面积逐渐扩大。爷爷还在地边的荒山上建起了全屯第一个果园,各种活计就明显忙不过来了。爷爷跟太奶奶一商量,就把同在一个屯住的老徐家的徐四爷请过来,到家里打短工,一天三顿管吃,按月还要给人家几升红高粱。
徐四爷家里哥四个,徐四爷排行老四,家里干活的人多,就成了家里可有可无的闲人。爷爷对能干的徐四爷非常尊重,每天晚上小酒壶烫着,一个人一壶,俩人喝得亲亲热热的,一天的劳累都忘了。徐四爷说,在爷爷家里干活,就像串亲戚一样整天好吃好喝的,比搁自己家里干活享福多了。
徐四爷的酒可真的没有白喝。土地入社后,工作组来我们屯划定各家的成分,爷爷家因有不少的耕地和果树,又雇徐四爷的长工,就被定为了富农的候选对象。那时,爷爷还不知道富农与贫下中农能有啥区别,只知道富农的名声有些不好听。已先期被定为贫农的徐四爷,一听说富农的名声不好听,就理直气壮地找到工作组,说他给爷爷打短工是自己主动找的,根本不是爷爷雇的。
后来才知道,爷爷家就是凭着“根红苗壮”的徐四爷说的话,被当时信任、依靠贫农阶级的工作组网开一面地定为了上中农。这一个“上中农”,在以后的日子里,就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父亲入党,大姑招工,叔叔转为公办教师,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最终还是闯过来了。如果爷爷家当初被定为“富农”,那爷爷所有儿孙们的今天,就肯定都是另外一个光景了。我们做晚辈的,真该感谢爷爷的酒壶。
后来,父亲当了村干部,叔叔转为公办教师,大姑当了工人,爷爷的酒就不用他自己买了。爷爷的酒壶边,经常摆着一趟各式各样的瓶酒。爷爷喝酒,也就慢慢地由解乏驱寒,变成了享受儿女们的亲情。再后来,当我们这些“孙”字辈们打来的酒倒入爷爷的酒壶里时,爷爷喝酒更是添了奇怪的毛病,就是端着酒盅放在嘴唇边“吱吱”地响,两只眼睛还情不自禁地眯上,每一口,酒盅里的酒都只下一点点,那形象,真是慈祥可爱。
爷爷的烟口袋
爷爷的烟口袋是用黑色大绒布缝制的,袋口用一根线绳穿着,卷烟时解开口不卷烟时拉上口,看起来很精致。爷爷的烟口袋破了一点就及时缝上,就像他的衣裤鞋帽,虽然经常被柴草荆棘刮些口子,总是及时地缝补完好。那烟口袋实在缝不上了,才换一个新的,新的也都是用大绒布做的。爷爷一辈子换了多少个烟口袋,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爷爷的烟口袋里装的一直都是旱烟,而且是蛤蟆烟。我们山屯里的人都管蛤蟆烟叫蛤蟆赖,那种烟味浓,闻起来都呛人。与蛤蟆烟一同装进烟口袋里的,还有卷烟纸和洋火,洋火就是火柴。平时,爷爷的烟口袋就掖在腰间的裤带里,无论干啥活,爷爷的腰间都离不开这个烟口袋。
爷爷的烟瘾很大,一天要抽满满的一烟口袋旱烟。爷爷家的炕头,一年四季都放着一个白柳条编的四四方方的烟笸箩,烟笸箩里总是放着多半笸箩的碎得适度的旱烟叶,也放着一摞卷烟纸和一匣洋火。平时,家里来了串门的人,爷爷和奶奶最先用烟笸箩来招待他们,“来,快抽着”,是爷爷和奶奶异口同声的客套话。就为能抽两袋正宗的蛤蟆烟,屯里的好多女人们来跟奶奶套近乎,时不长地串串门。奶奶是全屯年龄相仿的女人中,唯一一个不会抽烟的女人。但奶奶喜欢屯里的女人们来家里串门,来家里抽那呛人的蛤蟆烟。
在家里,爷爷好像舍不得卷他烟口袋的烟,专卷这烟笸箩里的烟抽。每天早晨干活临走的时候,爷爷就从炕头把烟笸箩端到炕沿边,一捏儿一捏儿地从烟笸箩里抓出旱烟末,在烟口袋里装进够一天抽的量。
爷爷抽的旱烟,都是爷爷在自家房西的菜园子里栽种出来的。每年早春的时候,爷爷就用家织布缝的很小很小的布口袋,把他留的烟籽装在里边,用水浸泡充足后,放在炕头的蓝边二碗里,盖上几层厚厚的铺衬,铺衬就是破衣服扯下来布块,来生烟籽芽。烟籽生出白花花的小芽后,爷爷就选择一小块土质好的地头,种下烟籽。小苗长出四五个叶的时候,爷爷就把它们移栽到垄台上。爷爷莳弄它,也像莳弄各种蔬菜那样精心,一垄垄的烟叶长得又肥又大,圆圆的,像一把把蒲扇。
等到烟叶略见微黄时,爷爷就把烟叶一个一个地掰下来,用马莲拧成的绳子系成一串一串的,搭在椿木杆子支成的晒烟架子上。这一晒就是个把月的,尽量地着些露水,爷爷说,着露水的烟叶好抽。晒到烟叶达到红黄红黄的成色时,爷爷就把烟叶下架捆把,并搬出四四方方的捶板石,把捆好的烟把压在房檐下的板石台阶上,压得扁扁生生的才拿到屋里搁起来。爷爷的烟把,每把十片烟叶,形状如一,颜色焦黄,看了就勾人犯烟瘾。
爷爷没读过书,七岁丧父时也没继承啥家业,养家过日子靠的就是起早贪黑地实干。那时,家里没有钟表,估摸时间都是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或是听鸡架里公鸡叫更。爷爷惦记着地里的活计,到了后半夜就开始睡不安稳,朦朦胧胧地等着窗户泛亮。实在难挨,爷爷就悄悄地披上衣服,摸瞎乎地卷上一只蛤蟆烟,边抽烟边琢磨着一天要干的活计,边抽烟边等待着可以打开大门的时间。一只大老卷抽完了,爷爷就拿着家什下地了。
那一年,生产队所有社员的每日口粮只有三两七,而我的父亲、姑姑、叔叔正值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时期,齐刷刷的能吃,一家六口,一天的粮食控制不好,一顿就得吃个溜光,一个个还得舔嘴吧舌的。奶奶把地瓜秧、山野菜啥的都掺进了粮食里,吃了占肚,但还是有了上顿愁下顿。
爷爷靠在火山墙上,夹着一只大老卷,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抽着抽着,竟想出个馊主意来。爷爷假称生了病要出去看病,向生产队长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跑到北京我的姑奶奶家待了一个月。当时,我的姑爷爷在北京宣武区公安局任局长,我爷爷在他那里享了一个月吃饱喝足的福。他带出了一张嘴,把家里的那一份口粮留给了奶奶和孩子们。后来爷爷还常说,那是抽烟抽出来的馊道。那时,这馊道还真挺管用。
爷爷不惜在房西菜园子中那块最好的地栽烟,不惜搭工费力地晾晒烟叶、捆绑烟叶,其实不光单单地为了自己,还为了啥,爷爷嘴上从来没说过,可他的心里却明镜似的。无论在生产队上班,还是在自家里干活,屯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愿意抽空靠近爷爷。爷爷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小九九,就笑盈盈地送上一句:“来,歇会抽袋烟。”于是,几个人随便找石头坝墙、树根垄台等地方坐下,一人一张卷烟纸,一人一捏旱烟末,打哈凑趣地点着了大老卷。抽袋烟,乏也解了,嗑也唠了,山屯老少爷们儿心里有啥憋屈事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一张张酱紫色的面孔都笑得更加阳光灿烂了。
后来,山屯里的老少爷们儿一个个地改抽洋烟卷了,可爷爷还是用卷烟纸卷着烟口袋里的旱烟。爷爷去世时,他腰间的裤带上仍然紧紧地掖着一个大绒布的烟口袋,我知道,爷爷是舍不得山屯里那纯正的旱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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