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脂粉气很浓的城市里，眼下是不容易听到人们称师傅了，彼此都尊称先生，也许是文明程度提高了吧。开始很不习惯，一听到别人叫我先生，身体一下子就僵硬了，尤其在餐桌上，爱吃的菜也不好意思伸筷子了。
这大概与我的平民习气有关。
我一生中从事过许多种职业。除了现在这个职业与文化沾边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引车卖浆者”流。属于社会底层。跟一些出身名门望族、或是有贵族血统的文化人相比，底气先就弱了许多。身上也有许多上流社会所不齿的毛病：上车不会为时髦女人让座，看漂亮女人时不戴墨镜，而是直勾勾地盯着人家，参加宴会时不会说礼貌而客套的颂词，只顾埋头狠吃，且吃相难看。这些毛病也许跟我所从事过的职业有关，但我还是十分怀念我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师傅们。
一、赶马汉德昌
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一个叫德昌的赶马汉。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文盲。身体精瘦结实，小眼睛里随时流露出狡黠，身上永远有一股难闻的马膻味。
当时是下乡的第二年，生产队长说赶马也要培养接班人，就叫我跟德昌学赶马。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生产队派去的卧底，女队长悄悄告诉我，有人反映德昌偷队上的马料送给他的相好，因此队上就派我去监督他。当时我便高高兴兴去了。因为赶马算全劳力，不仅每天记十分工，有半斤口粮补助，而且还可以走南闯北，比一辈子站在地里锄玉米苗强多了。
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当时德昌知不知道我是派去的监军，可见面的第一天他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当时他在生产队的马圈前检查马蹄上的铁掌，因为要出发去驮货了。我说了来由，他盯了我半天，一脸狐疑地说，赶一辈子马要误半辈子瞌睡，你们有文化的人学这干啥?我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他冷笑一声说，哄鬼!哪有黑眼窝(没文化)教白眼窝(有文化)的?我说我真是来向他学习赶马技术的。他说，那好，这匹黑骚马的掌磨掉了，我要给它换副新的，你先学端马掌吧。黑骚马体型巨大，眼神凶恶，我刚一靠到它热烘烘的身体上它就睨视着我，鼻孔里喷出一串威胁的哼声。我有些发虚一步跳开，生怕它踢我一脚。德昌笑着说没关系，这些马都很乖，不会踢人的。
我想了半天，心一横咬牙端起巨大的马掌，用自己的膝头顶着马膝头，亮出马掌底部让德昌钉掌。可是德昌拿着削蹄刀像绣花一样在马蹄上磨磨蹭蹭，老是不钉掌。黑骚马巨大的身体靠在我身上，膻烘烘的气味直往鼻孔里钻。我流着汗说，你快点呀，我撑不住了。他轻描淡写地说，端掌是赶马的第一关，你连掌都端不稳还赶什么马?我只好咬牙挺住。德昌终于磨蹭完了。把马蹄铁安在马掌上，挥锤砸下去!一缕鲜血从马掌里流出来，黑骚马惨嘶一声，暴跳如雷，一蹄踩在我脚背上，我痛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受伤的脚。德昌吓坏了，赶紧端起我的脚说，坏了坏了，怪我眼神不好，钉了一颗红钉，没伤着吧?
脚背顿时肿了起来，德昌慌忙吐一口唾沫在我伤口上，然后从腰间的皮肚兜里掏出一个竹筒，从里面倾出一些褐色的粉末倒在我脚背上说，这里面有麝香，专门治跌打损伤的，说着又刷地从裤腿上撕下一块布把我受伤的脚包起来。也许他的药真有效，包上后一会儿就不痛了。这时他说你还是别去了吧。我说轻伤不下火线。他愣愣地看我一阵，叹口气说，你们这些知青娃娃呀……后来跟他混熟了以后才知道，那天他是故意钉了一颗红钉，好让我知难而退。我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我跟着他，他沉默一阵说，我怕你吃不下这苦。
赶马的确辛苦，每天半夜就要起身，天不亮出发，一天要走七八十里山路。回来还要放马、出驮子，夜里还要添夜草。不过德昌挺照顾我，上下驮子这些重活都不要我干，夜里也不要我起来。只是出货时要我去交涉，因为我是知青，供销社的人要照顾我，出些香烟百货之类的泡货。这是他的狡黠之处。
白天在长长的驮道上，除了山还是山。德昌却有边走路边睡觉的本事，他扶着最后一匹马，眼睛眯着打盹，居然不会摔倒。有什么事他会及时醒过来。比如有匹牲口捞嘴或是前面有马队来，他仿佛有特异功能，立刻睁开眼，像上足了发条似的跑前跑后地张罗。不打盹时，他就扯开喉咙唱那些曲调忧郁的赶马调，或是向我传授性的知识，弄得我脸红筋胀不自在。那时，我认为德昌很下流，我想那些有关他的传闻肯定是真的，生产队的人都说，德昌的老婆跟一个跑滩的木匠跑了以后，他就经常在外面找相好。
跟他赶马的两年中，他没教过我什么赶马的知识，倒是教了我不少不该学的东西，比如唱下流的山歌，偷驮运的货物。他说十个脚子九个偷，不偷白不偷。如果驮的是酒，他就教我用一支空针管把酒抽出来，然后打进水去，但每瓶只能抽一管，他说偷多了容易被发现。如果驮的是白砂糖，他就用一只尖尖的牛角戳进口袋，放一点出来，然后把口袋放在潮湿的地上扯扯潮气。最绝的是偷腊肉，他用一节拇指粗细的竹子，一头削成斜口，插进肥肉里使劲一旋，再抽出来时，竹管里就塞满了肥肥的猪膘，然后剖开竹管取出猪膘，切下短短一截塞在腊肉上，顿时天衣无缝。那些猪膘就是我们晚餐做菜的油。有一次驮的是香烟，他问我想不想抽烟，那时我已经沾染上这个不良习惯，就说想倒是想，可是香烟是用箱子封装好的，你怎么偷呢?他笑笑，也不回答。把驮香烟的那匹马往崖壁上一推，牲口一惊，往前一窜，香烟箱子在崖壁上挂破了，香烟撒了出来。他说快捡来抽吧。我有些害怕交不脱，他说你尽管抽，有我。结果到了供销社后，他说路上马受了惊，把箱子挂破了。然后挺老实地从怀里摸出一大把散烟卷来，要收货的人数数够不够。人家一看，说算了算了，报损吧。
对他这些作法，开始我很反感，后来就理直气壮了。因为赶马实在太苦，要是没有一点油荤根本受不了。但德昌偷东西也有个原则：每次不多偷，只偷一点点。他告诉我，供销社规定驮东西有4％的损耗，只要不超过这个数就没事。这又是德昌狡猾之处。
有一次到了一个叫长河坝的小山村，他说今晚就在这儿歇脚吧。我说天色还早嘛，他说，赶早不赶晚。天快黑时，一个女人背捆马草来了，女人长得并不好看，瘦瘦的，怀里还奶着个孩子。可是德昌很兴奋，不仅给了她加倍的草钱，还把我支开，叫我把牲口赶到河边去啃草。我极不情愿地离开了马店，刚赶了几步想起生产队的话，又偷偷转回来，从板缝里往里窥视……只见那个女人坐在德昌对面嘤嘤地哭，德昌叹了口气，解开马料口袋，装了一小口袋马料玉米给了那女人……我心里一阵激动，终于抓住德昌的狐狸尾巴了!
那天晚上德昌跟那个女人进村去了，我躺在铺上一直睡不着，心里想着如何把这件事报告生产队。直到半夜德昌才回来，我问他干吗去了那么久，他光是笑。后来他才说，那个女人是他的相好，男人偷砍林木坐了牢，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后来他就不说话了。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
年底回到村里，队长问我那些关于德昌的传闻是不是真的。我摇了摇头。队长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第二年开春，他就不派我去跟德昌赶马了。
后来我回到了城里。许多年过去了，也没有德昌的消息。听说我下乡的地方已经通了公路，我想德昌也许失业了吧?不知道他跟他的相好怎么样了?
二、炊事班长李扎西
1972年，知青开始大返城。就像候鸟一样，忽喇喇来，又忽喇喇去了。短短几天时间，全公社的知青就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家里有“问题”的，就像有问题的商品，需要降价才能出售。不幸的是，我由于祖上的“罪恶”，也位列其中。每天看见人家兴高采烈地离开，心里不是滋味。忐忑几天后，终于得到通知，到招办听候分配。
那一夜兴奋得几乎没睡着，一大早就抱着一只鸡兴冲冲往城里赶。鸡是准备送招办的周阿姨的。她是个善良的人，一点不歧视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赶到招办，才知道是城里一家弹棉花社招三名工人，周阿姨力荐了我。看到我隐隐有些失望，周阿姨安慰我，好歹是当工人嘛。的确，那年月能有一件劳动布工装穿实在是荣幸的事，不亚于现在拥有一件“花花公子”衬衫。
可是当弹花社负责招工的人来了以后，一看我的档案，立即表态不要我。周阿姨急了，问他为什么?那个架着一副眼镜，有点像政工干部的人说，他成份不好!周阿姨说你们弹棉花的要那么好的成份做什么?那个人说，我们是国防厂矿。周阿姨愣了，说弹棉花的怎么又成国防厂矿了?那个人说，我们要加工一批军用棉絮，希望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根正苗红，最好能查上三代都没有问题的。周阿姨没好气地说，对不起，你们的需要我们满足不了!
那个国防厂矿的人走后，周阿姨看我情绪低落，就安慰我，说有一家国营水泥厂需要一名炊事员，厂长老婆是我的同学，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荐你。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个连弹花社都不要的人还想干什么!
这样，我也就有了第二个师傅。
师傅李扎西是炊事班长，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汉藏结合的“团结牌”。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李扎西长得矮壮、敦实，毛孔粗大的脸上长着两道粗黑的扫帚眉，一脸凶相。但处久了才知道，他并不像长相那么凶恶，相反，却有汉人的机智和藏人的幽默。他是退武军人，在部队上当的就是炊事兵，又是党员，所以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炊事班长。但他这个炊事班长是不脱产的，跟我们一样干活，每天铲煤烧火，切菜炒菜。当然，自从我来以后，铲煤烧火的事就交给了我。谁知道烧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炒菜了，师傅叫我去把火烧旺点。我想挣表现，使劲往里面铲煤，又打开了鼓风机。呼呼地吹得满屋子都是煤灰，火还是不旺。师傅来了，二话不说，抓起火钩把灶膛里的煤扒出来，舀两瓢水泼在煤块上，然后再铲进去，没想到火呼呼地就旺了!我很奇怪，问师傅为什么加了水反而火还旺?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部队上就是这么干的。后来我翻了书才明白，原来水在高温下能分解成氢和氧，所以火会旺。这是师傅给我上的第一课。后来我才知道，李扎西是从来不管烧火这类打杂事的。因为他有个重要工作，那就是开饭时掌勺。
尽管已经过了饥荒年代，但人们对吃还是很在乎的，因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能省一口是一口。所以，人们对掌勺的就很在乎，巴不得多争一口。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工，用含情脉脉的目光盯着你，意志不坚强的人手就抖起来，情不自禁地往女工碗里多打一勺菜，招来男工们一阵臭骂。因此，尽管炊事班有七八个炊事员，谁都不敢掌勺，只有李扎西能镇住堂子。开饭时，李扎西往窗口前一站，黑起一张“团结牌”脸，谁也不看，只管掌勺。那些漂亮的女工们施展出浑身魅力也无济于事，李扎西的勺子像是电脑程序设计好的，该多少就多少，气得女工们在背后咒李扎西是纳粹，找不到老婆!
但让女工们失望的是，李扎西不仅有老婆，而且老婆还很漂亮，是他们村子里一个美女。我见过照片，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有点像武大郎与潘金莲。恨他的男工们都叹气，骂老天爷太不公道。
开完晚饭后是炊事员们最闲暇的一段时光。我们厂坐落在大渡河边，远离集镇。工人们的娱乐生活多数是去河边钓鱼，或是坐在河边望着汨汨东去的流水，默默地想心事。但李扎西不喜欢去河边，他唯一的爱好是拉二胡。他拉二胡也很有特点，从来不换把，高八度就用低八度代替，听上去就有些滑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兴趣，照样拉得有滋有味。他说他妻子就是因为他会拉二胡才爱上他的。只有说到妻子时，李扎西凶恶的脸上才会现出一丝柔情。
作为炊事班地位最低的一员，我还有个任务是准备每天的早饭。基本内容是：半夜三点钟起床，把头天 [ 2 ] 蒸好的馒头放在蒸笼里蒸，然后再煮一锅稀饭。三点钟正是睡得最香的时候，每天听到闹钟响起都像听到来自地狱的钟声一样恐惧，但又不得不起来，摇摇晃晃地烧火，上蒸笼，淘米，煮稀饭……做这一切的时候一直昏头昏脑，眼睛都是半闭着。有事情做还好，最难熬的是蒸上馒头煮上稀饭这段时间，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伙房里，只有闹钟机械枯燥的嗒嗒声，眼皮不由自主就闭上了。但千万不敢睡着，因为那是讲阶级斗争的年月，如果误了早饭，无数顶可怕的帽子会扣在你头上。尤其是我这种成份不好的人。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我真的睡着了!当厂里的广播响起时，我才猛然醒来，慌忙去瞧锅里的稀饭，用锅铲一铲，一阵黑浪翻上来，心里一沉，糟了！稀饭煮焦了!当时脑里一片空白，锅里的稀饭还在咕嘟嘟地翻腾，焦糊的部分已经迅速溶入，一锅稀饭变成了黄褐色。再一尝，一股焦糊味!天啦!再过几分钟上早班的工人就要来打饭了!慌乱之中，我只好去敲李扎西的门……
李扎西来了以后，看了看锅里，阴沉着脸吩咐我把稀饭舀到盆子里，然后抓一把糖精撒进去，使劲搅起来……外面响起了敲窗户的声音，打饭的人来了。这时李扎西说了一句：你走开，这顿早饭我来卖。我呆呆地走到一边，心里充满了恐惧。李扎西从容地打开窗户，接过了打饭的碗，从容地把焦糊的稀饭舀进碗里。打饭的工人一脸疑惑，今天的稀饭怎么是这种颜色?李扎西头也不抬地说，今天改善伙食，是红糖稀饭。打饭的工人眼一亮：我再打一两!李扎西又给他舀了一勺。工人接过碗大大喝一口，苦着脸：李班长，怎么是苦的?李扎西不动声色地说：第一次煮，没有经验，红糖放多了。工人点点头，端着碗转身走了，边走边朝宿舍区喊：大家快起来，今天是红糖稀饭……不大工夫，打饭的窗口就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工人，连上中班的为了红糖稀饭也爬起来了……
尽管喝到嘴里都在骂娘，但一大盆稀饭一会儿就卖完了。这时李扎西才向我挤挤眼睛，脸上露出狡黠的笑，那一刻，我觉得他是世上最可爱的人。我决定要感谢感谢他。于是，那天中午我专门去了一趟几里外的镇上，买了一瓶江津白酒和一盒朝阳桥牌香烟。
那天晚上李扎西喝醉了，拿出他和妻子的照片默默地看着。我说你妻子真漂亮。他摇摇头，一脸苦笑说，我情愿她长得丑一点。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上次他探亲回去，发现村里的另一个男人在他妻子床上。我惊呆了，问他打算怎么办?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那天晚上，李扎西的二胡响了一夜，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他学会换把了，而且拉得如泣如诉，回肠荡气……
今年春天，因为寻找一部电视剧的外景，我再次回到了我工作过的那家水泥厂。不是因为怀旧，而是想看看师傅李扎西。然而，工友们告诉我，李扎西已经退休，回他家乡去了。我问工友们他跟他妻子的情况，工友们都说不知道。我只好在心里默默祝福我的师傅，还有我的师娘，一生平安。
三、放映师傅萧红
这个和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同名同姓的姑娘是我唯一的女师傅，也是年龄比我还小的师傅，而且还是一个美女。
我们这座水泥厂完全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了争口气，号召各地大建“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现在想起来，国际上的事跟街头小子们争强斗胜也差不多。可就是苦了我们这些工人，工厂建在远离集镇的大渡河边，文娱生活极其单调。为了解决职工看电影，当时的工业局给了厂里一台十六毫米的放映机。但无人会放。机器一直锁在工会主席老樊的办公室里。风传厂里要培养一个放映员，厂里好多人都跃跃欲试。那时我已经到厂工会工作，主要负责出墙报和组织篮球赛，仅仅因为我会写写画画和吹裁判，可见那时人才确实稀缺，连我这样的另类都不得不用起来。但那种好事我想都没想过，因为放映员也是党的喉舌，喉舌是重要器官，是不能用伪劣产品代替的。
一天我正趴在办公桌上编一期批判《水浒》的墙报，工会主席老樊进来了，跟在后面的是一个娇小玲珑、容貌漂亮、皮肤白皙的姑娘。老樊说，这是萧红师傅，以后你就跟她学放电影。当时我头嗡一下晕了，使劲掐了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结果胳膊生疼，的确是在现实中。于是我激动万分地向美女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傅。美女师傅格格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
美女师傅经常穿一件洗得泛白但剪裁合体的旧军装。不仅显得身段更加窈窕，而且透出一股贵气。作为优越于平民的权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那五们”是拎鸟笼；北京的高干子弟们是披军大衣，穿圆口布鞋；现在的老板们却是挟黑皮包、留板寸头。师傅这身装束让人“震摄与敬畏”，因为至少跟解放军有关!而解放军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最可爱的人”。后来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她果然是部队子女，父亲是某县的武装部长。她原来在其父所在的某县电影公司工作。但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在电影公司工作而愿意到我们这座小厂来放坝坝电影。
当时放电影跟过节一样，一到有电影那天，人们从早上就开始兴奋，谈论着晚上即将放映的电影，中午过后就有人把凳子放在坝子里占位子，有人甚至用粉笔圈出一个“领地”，好给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提供一个绝佳的座位。当时放电影也是个吃香的行当，所有的人都对你露出尊敬的笑容，因为你将带给他们难得的精神享受。尽管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电影和《列宁在十月》等极少数的译制片。一旦接触到这一行。才知道放电影除了架设机器，倒片接片这些令人羡慕的技术活外，还有许多脏活累活，比如要爬到杆上去挂银幕，挂喇叭，放映完了还要收喇叭线。那些线就扔在地上，上面沾满了灰尘以及人们的口痰唾沫……
而这些脏活累活理所当然归我干。我爬在杆上挂银幕的时候，美女师傅就站在地上指挥，眼睛瞄着银幕，用好听的声音说，高一点，再低一点……在高高的杆子上俯看地上的师傅，能看到她领口里诱人的乳沟，那时我就十分激动，浑身充满颤抖，恨不得一直呆在杆子上。可惜师傅很快就说行了，我只想恋恋不舍地从杆上下来。可见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是何等英明，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确有许多肮脏的东西。
在杆上爬上爬下几个月，美女师傅也没教我最想学的放电影。后来才知道，是工会主席老樊打过招呼，只让我干挂银幕这样既累又危险的活，而不能把关键技术传授给一个右派的儿子。但美女师傅很快就把老樊的话丢在了脑后。因为当时厂里一放电影，周围农村的人都拥来了，人山人海，把放映机重重围在中间，坐在人群中放电影的气味确实不好闻，人们肆无忌惮地放屁，而且那种吃粗粮放出的屁又其臭无比。美女师傅开始还耐着性子忍受着，用一块洒了香水的手绢捂着鼻子，后来终于忍受不住了，把放映机交给我便落荒而逃……
就这样我学会了放映，还学会了倒片接片等技术活。每次放电影都坐在放映机前，挂片，换片，领受着众多羡慕的目光，当然也得忍受令人窒息的屁臭。而我那位漂亮的师傅就躲回宿舍，直到电影放完我收拾 好机器设备她才姗姗而来，跟我一起去食堂享受伙房提供的夜宵。跟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师傅不吃肥肉，总是把肥肉撕下来扔进我碗里。那时，我对这位漂亮的师傅十分崇拜，连她尖起手指撕肥肉的姿势都觉得妙不可言，而且有一种护花使者的自豪，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像《天仙配》里唱的那样：夫妻双双把电影放。然而，我的这些美妙幻想很快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被刮得无踪无影。
一天晚上，师傅敲开了我的门。我还没来得及受宠若惊就发现她身后站着一个腼腆的士兵。师傅说，他叫张战，是我的战友，今天晚上跟你挤一夜吧。我热情地把腼腆的士兵让进来，手忙脚乱地张罗，还拿出舍不得喝的一瓶好酒。士兵却很忧郁，几杯酒下肚后他才向我道出了原委。原来，他跟我师傅真是战友，师傅是放映员，他是她父亲的警卫员。一来二去，两人偷偷相爱了。师傅的父亲，也就是士兵的上级知道后大发雷霆，因为士兵来自农村，而且是四川最苦寒的大巴山区。师傅不顾父亲的责骂，继续偷偷跟士兵来往。师傅的父亲就通过老战友的关系提前让师傅转了业，安置到我们厂。不久，士兵也被“光荣”退伍了。回家之前来看师傅最后一眼，并跟她告个别……那天晚上士兵喝醉了，我也喝醉了。士兵哭了，我心里也很难受。第二天我醒来时，士兵已经走了。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师傅。
我把信交给师傅时，师傅哭了，大骂士兵，并把信撕得粉碎。我当时表面上很难过地安慰师傅，心里却暗自窃喜，并计划着在今后的日子里用热情让师傅走出失恋的阴影。可是，没让我来得及献殷情，师傅就调走了。这一次是到内地某军工企业，他父亲的战友是那个军工企业的厂长。不久又听说师傅结婚了，新郎就是厂长的儿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师傅的消息了。
1993年我到成都闯荡，在一家杂志社打工。杂志社派我去给保险公司写一篇报告文学，意外地又见到了师傅。过去那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富态的女人，而且是那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原来那两年军工企业不景气，她父亲又托战友的关系把她弄到了保险公司。那天晚上师傅公私兼备，要了一桌子菜招待我。席间我提到当年那个腼腆的士兵，师傅一脸茫然，我反复讲了几次她才想起来，笑道，那阵年轻不懂事，幸好当初没有嫁给他。我默然，心里有点替那个腼腆的士兵难过。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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