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笔下，头发这种私人性的附属物曾极大地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走向和个人的生命安危（《头发的故事》），而沪上女作家唐颖的小说《红颜》则别致地从美发厅这样一个暧昧丛生的场所去探究女性隐秘的日常欲望世界，由此改编的电影《做头》也在《上海往事》、《茉莉花开》等海派电影相继获奖的余波中粉墨登场，诉说导演江澄心目中上海女人的悲欢离合。
一
这是一个有关美人迟暮的故事。女人的美是人类世界最富有魅力的风景之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兴兴亡亡、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历史因为红颜的摇曳而生动起来。然而与那些穿越时空的空灵传奇故事不同，现实世界中的美往往是物质性的，当物质性的女人的美遭遇贫困、对比、岁月等偶然和必然因素的侵蚀时，女人由此所激发起的哀怨、失落、忿恨和越轨往往和现代社会所鼓吹的个性解放、女性权利无关，它实际上显露了封建文化和商业文化共同催长的女人本性的非善和非美。对女性的珍重与怜爱，是一种多么让人感动的地域文化传统，但是当这种珍重造成了个体生命所无法承受的重负，导致了另一种极端的两性倾斜，人们追求美的合理性不得不应该被质疑。爱妮的丈夫被编导设计成一个两鬓染霜、身系围裙、戴着眼镜的爬格子男人形象（原著中的小经理身份被换成报馆编辑，这一转换蕴涵微妙的男性社会价值信息），他怯懦自足、不解风情，他的没本事是对爱妮美艳和尊严的最大破坏，这种龙应台在《啊，上海男人》一文中所感喟的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对上海男人想象的人物设定，为爱妮的出走和背叛构置了心灵和身体上都相当合理而堂皇的理由。他一路狂奔为爱妻找鞋的惶恐，他一手执锅铲，一手拿笔墨为柴米油盐叹息的困窘与爱妮性感出尘和冷漠厌倦一起，构成了当下社会最令人悲哀的两性图景。
电影似乎在不断直指或暗示：平凡的男人无权更无力接纳美丽，女人需要男人养活，漂亮女人则需要男人的呵护，当男人无力提供这种呵护的物质基础时，他理所应当放飞女人，将她送到他处供养。而漂亮女人更为不易，岁月从她身上带走的东西远远超过男人，她的无助、凄凉、年轻美女对她的不屑和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的惶惑足以将她渲染成一个悲剧形象，在这里，小说中作者对爱妮无所不在的揶揄、解构不见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力量被削弱了，提纯后的爱妮和年轻理发师的爱情故事更像是演艺圈姐弟恋的时尚反馈。
二
无疑，爱妮是被作为优雅的上海女性来塑造的。她的衣着谈吐，家里的银器壁画，甚至她对蘑菇发型的固执保守心态都凸显了她不同于弄堂小市民的小资气质，尤其在三八兮兮的露露和暴发户式的女友的映衬下，关大美人所演绎的爱妮多少带有一些贵族气，但爱妮所执著的优雅品位是在放弃女性主体价值的基础上妄想用美貌换取得的神闲气定。小说交代得很清楚：爱妮是因为丈夫的母亲有海外关系才下嫁他的，这样她就可以像许多上海女人一样，涂着娇艳的指甲油，享受每一个外汇带来的被外省人所艳羡的下午茶，谈谈情、跳跳舞，坚决与锱铢必计的升斗小民区分开，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婆婆死了，爱妮所坚持的优雅和体面发酵成生命中的一股酸气和怨气，特别是昔日的女友从自己的追随者变成了施舍者，爱妮被岁月染指的美丽行将被宣告它的无意义。丈夫挣的钱再少也要到美发厅去洗头和做头，发廊成为爱妮摆脱贫困和平庸的暂时避难所，理发师阿福不无肉麻的吹捧可以抚平爱妮青春不再的心伤。伴随着轻快的背景音乐，飘然出门去做头的爱妮仿佛找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原来优雅就是安逸，就是矫饰，但是在貌似优雅的背后，是女性生命的空壳，这种生命极端自私、自恋，活在市民文化所锻造的虚幻和虚荣中。尽管张爱玲说过：“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谈女人》）可是美的身体终归无法给人提供持久的安全感，这种身心疲惫不仅仅袭向女人，更打击了男人，尤其是平凡的男人。
电影指认了海派女性不无扭曲的生活文化，昭示了这种理想的虚幻本质，但又通过对爱妮哀婉动人的形象打造，消解了对精致优雅空壳下人性的荒凉的质疑和发难。
三
相对于舞厅和酒吧所建构的两性眩晕处境，发廊的催眠作用来得更为隐秘和含蓄。“做头”一词的情色意味是在其作为电影标题的初始就被直接显露的，戏外的明星炒作不断加深这一动词的引申含义。“做头”被编导看作是上海女性精致的身体文化的表征符号。对头发的热心之于爱妮不仅仅是珍视美丽和挽留荣光的一种手段，还是她释放身体欲望的微妙而合理的日常渠道。年轻英俊的理发师阿华见证了爱妮作为“淮海路上一枝花”的昔日繁华，他少年式的崇拜多少蕴含着世纪末的上海滩怀旧风潮。洗发水的香雾和电吹风制造的氤氲，理发师轻柔的动作和暧昧的言语彰显了物质消费层面下人性欲望的膨胀。
和小说相比，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欲世界被净化，阿华的情人和爱妮的婚外恋被删除，阿华更是变成了一个善良好强的纯情青年。小说中由跳舞而引发的情挑变换成电影场景里雨中的不无纯真的欲言又止和《花样年华》式的克制，这种爱情文艺片的趋向破坏了小说原有的讽刺和颠覆气氛，尽管这讽刺里也表达了对爱妮的无限悲悯。电影中的爱妮人格处于分裂状态，对丈夫，她是一个冷漠报怨、忿忿不平的女人，计较男人的功名利禄；对年轻的理发师，则表现出女性的脉脉温情和无怨无悔，当影片中爱妮因无力挽留阿华而备感失落和绝望，人性中的卑微弱小和生活的尴尬心酸就要被凸显时，导演却用一场并不必要的所谓激情戏摧毁了“做头”这一意象所蕴藏的东方式的暧昧和旖旎，一切非要直奔主题才能做个了结吗？爱妮的形象因此更加模糊，她当年的婚姻选择没有政治或包办的干扰因素，她想嫁个有钱人想过好日子想更完满地释放美丽，现在她在悲情中成为爱情和欲望的臣仆，似乎她的境界有所提升，缺失有所弥补，让人感慨这到底还是一个爱情至上而不是曹七巧式的女人，但是这恰恰是影片堕入平庸的一步，小说中爱妮的精明算计、权衡退守被置换成一次纵情的付出，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微妙的爱妮在银幕上消失了。
当绽放的激情骤然凋落，爱妮蜷缩角落无望痛哭时，确实有种苍凉，女人的、生活的苍凉在萧条的发廊弥漫。当淮海路日渐丰盈，爱妮却空了，这样的女人仿佛注定要一无所有，金钱、情爱、家庭，还有不得不苍老下去的容颜。爱妮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被人宠爱，或者想宠爱别人，她的优雅安逸的生活理想发生了时代和命运的错位。这倒是有点包法利夫人的感觉了。
然而江澄终究不是福楼拜，镜头一转，生活的阴霾突然消失，一个光彩照人的高级白领形象伴随着上海滩明媚的阳光出现在观众面前。爱妮成了一家豪华美容美发厅的老板，那个多年未出来工作也很少机会应酬（高档鞋子都尘灰密布）的爱妮，变得满面春风，深谙经营之道，不必探究资金、能力、过程等现实主义因素的可能性（电影中爱妮和富婆女友的关系远没有小说中那么亲密，甚至还互相抵牾），单是爱妮的心态、气质和生活的目的所发生的逆转就缺乏必要的电影叙事逻辑。原来“做头”就只是“做头”，它最终成了女主角的一种职业，尤其是爱妮对阿华美发工作室的不无竞争式的自信微笑，就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新版的有关下岗女性的公益广告。这确实是一座求新求变的城市，橱窗每天都要更换，街景瞬息万变，落伍的蘑菇头迟早要从时髦发廊的美发项目单上消失。怀旧只是城市推出的新的时尚标志之一。然而爱妮的逃离带不来这样的人生结局，她娜拉式的出走只是从一所大点的房子逃到一所小点的房子，从一个老点的男人身边逃到一个小点的男人身边。爱妮打破了鲁迅先生对娜拉式女人命运所下的断言：回来或堕落。当然鲁迅先生是希望看到爱妮这样的结局的，证明中国的女性真的可以自强独立，不必依赖任何人，无论是经济还是感情。但爱妮的转变却只是娜拉的一个伪神话，它浮浅地让主人公与时代接轨，与时尚合拍，它以一个轻松的创业完成了对主人公命运的补偿，完成了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和回归，但女性自身的致命缺陷和潜藏危机却一笔勾销，一种表相上的繁华喧嚣掩盖了爱妮这样的女人应有的丰富和悲剧内涵。导演将旧时有钱人家的女儿、公寓主妇和当代白领的气质在爱妮身上强行整合，他所锻造出的上海女性呈现出一种粗浅的混乱。小说中反讽的幽怨的苍凉的气氛被删改成女性摆脱家庭、摆脱情人寻找自我的平庸主题。人的欲念就在一次做秀的释放中被宽宥和化解了，女性的责任和负重就在一次痛哭和新款发型的吸引中被回避了。那个错娶美人的可怜丈夫和一脸无辜的有为青年失去了下文。只剩下爱妮一人开始上演大上海的新女性神话，这种神话似乎可以满足观众对美人怜香惜玉的心理补偿，但却失落了一位导演应有的审美品位和伦理省察。“做头”所指向的女性隐秘的内心，所折射的时代信息，在简单的对比、突兀的转变和不无噱头的激情戏中完成得那么牵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头》是一出成人童话，它展示了女人，不，是美女，永远无法被湮没的光彩，可惜，这种虚幻的光彩无法代言当代的上海女性，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因为它的逻辑起点只存活于导演头脑中对海上风情一厢情愿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