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娘的新年，该来还是来了。喧闹声掺杂着鞭炮声飘进窗子，越来越清晰，年越来越近了。油锅里的圆子在翻滚，在漏勺的摆弄下“滋滋”地泛着白花，承受着煎熬，把自己熬焦，供别人享用。这让我更想我娘。
记忆中的“年”由穷到富，过了一茬又一茬，把蹒跚学步的我推到了历经沧桑的中年，把聪慧能干的娘送进了永久沉睡的墓地。几十个“年”，还有几十年中的日日夜夜，细细回味，娘都是在岁月的油锅中煎熬自己。
记忆中，娘的身影永远都是灰蓝色，娘的手总像裂了皮的枯树枝，从没好看过。然而，有娘的“年”却是色彩斑斓，热热闹闹。过完腊月二十，听到猪的嚎叫，就算跨进“年”的框框内了。我家每年都养猪，娘养猪像照料孩子那样细心，没事就给猪挠痒痒，冬天垫干草，夏天换凉水……猪的食物，是吃剩的芋头皮和刷锅水，再拌上芋叶糠。娘说猪不吃昧心食，你给它多少它就还你多少。长够一年，正好够磅。等杀猪的人准备好绳子杠子和大秤，娘就唤猪出圈，边唤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脊梁。家里传来猪的哀嚎声时，娘便躲在远处的柴垛旁悄悄地用粗糙的手抹泪了。然而，当天我们就能美美地吃顿猪肉。
腊月二十三，天没亮娘就忙着切芋头丁、剁萝卜馅儿，张罗着蒸馍馍。风箱呼呼地拉，馍馍一笼一笼地蒸，家里的笆斗、篮子都派上用场，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到最后还要蒸两锅杂面，留到大年初一犒赏家里的牛。“打一千，骂一万，初一五更吃顿饭”，老辈传下来的规矩。蒸馍那一整天不烧饭，饿了随便拿着吃，但不许乱说话。娘怕小孩子嘴巴没遮拦，冲了财气。
接下来就是熬糖。娘把洗净的一大筐芋头剁开，放到大锅里拉着风箱使劲烀。早上九点左右，烀烂的红薯糊掺进捣碎的大麦芽，搅匀后装进细布口袋，把糖汁挤压出来继续在锅里熬煮。傍晚时分，糖汁才熬成糊状。看看吹凉能结块了，风箱便停了，拉风箱的小孩如释重负地跳着跑了。案板上的面粉被娘扒拉出一个个圆坑，糖糊刮出来倒在面坑里往四周自由扩散，形成一个个黑乎乎的糖刮子。凉了，一敲就碎。糖熬成了，但不许放开量吃，初一早晨娘要粘糖，把炒熟的面粉、芝麻、花生做成糖卷儿、糖条、糖块。
娘有很多拿手活，过年都能用上。用细秫秫秆缝制锅盖，用秫秸壳做凳子，用麦秸扎馍篓，用脱完粒的秫秫穗扎笤帚、扎刷帚。自家用不完的馍篓、锅盖、笤帚，爷爷背着赶年集，背着走亲戚送邻居，把年味背到了街头巷尾，背向了村口路边。
大年初一，娘把做好的食物全部端出来，给自家人吃，给串门的大人孩子们吃。吃完早饭孩子们都在嬉闹，娘就开始睡觉。不许扫地，不许泼水，总之不许干任何活，只许玩。娘说年初一要是忙着干活，到忙天就会生病。娘牢牢地信守这个规矩，这也是娘一年中唯一的一天假期。
娘最爱说的一句话：穷忙。说的没错，很穷，也很忙。穷的日子，被娘忙得有滋有味。后来富了，过年还是忙，好像只有“忙”，才有年味。忙是忙，但为了守住她的年俗，娘没少费心周旋，想着法儿绕着弯儿与这些忘本的年轻人对抗。有一次我问娘：过去那么讲究，怎么人都还那么穷呢？娘一时语塞，捞起刷帚就追打我：就你这死丫头比人能！
娘忙到了五十岁，忽然不忙了：我那二十八岁的弟弟，在外地打工时不幸葬身火海，一米八的大个子，换成了小小的骨灰盒，被父亲千里迢迢捧回了家。直到摇晃着娘让她哭两声弟弟时，竟发现她无动于衷了。从那以后，就再也唤不醒娘了，每天唠唠叨叨自言自语，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她也不知道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在别人的同情、怜悯、嫌弃中吃了十来年的闲饭，娘走了，就在去年。走时，没有人知道。一觉睡去，就再也没有醒来，连一声呻吟都没有留下。
娘去了我们找不到的地方。握住娘逐渐变凉的手，望着娘那小时候经常为我们量体温、那一刻却失去血色的额头，我在娘的病床前深深地跪了下来……我给娘换了一身红绸缎衣裤和鞋子。娘做了一回女人，记忆中的娘从没有穿过光鲜衣服，她的身影永远被定格在灰蓝色。而今的孩子，更不知外婆曾经聪慧、美丽过。柴灶前、池塘边、园子里、田埂上、火热的打麦场上、昏暗的煤油灯下……只有娘的幻影在闪烁、漂动。
没有娘的年，还是要过。学娘的样子，烀肉、炸圆子、包饺子……但也删去了娘的许多讲究。一个人忙前忙后、孩子们视而不见还挑三拣四的时候，很想娘，想得泪水扑簌簌往下落。
在街上遇到芋头熬成的糖刮子，尽管价钱超出那时的十几倍，还是有点想买，但又担心回去粘不好芝麻花生。犹豫间，女儿赶了上来。女儿说，妈妈你真老土，到街上什么糖买不到啊！说着扯走了我。
孩子啊，带有娘味的东西，能买得到吗？
唯有捧一把纸钱，端一杯水酒，跪在娘的坟前，心里一遍遍默念，哀悼这个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
年，还在一茬一茬地过，可是娘，去了就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