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严肃的正统文学相比较，通俗文学被人们视为边缘学科。有“俗文学”之称的侦探文学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文学领域的研究地位和价值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侦探文学一直以来受到主流文学评论家的批评和指责。然而，侦探小说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侦探文学的受欢迎程度和它在文学领域里的研究不足形成鲜明的对比。
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gue)奠定了侦探小说的基石，是坡使侦探小说“专门化”，因此坡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在此以前，侦探文学都是依附于正统文学而存在的。继坡以后，又一位侦探小说大师是人称“侦探小说之父”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Conan Doyle)。他的小说充满了悬念和神秘色彩，为我们创造了世界著名的侦探福尔摩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20年里，侦探小说的发展到达“黄金时期”，侦探小说的形式和内容已不再拘泥于古典侦探小说的限制，对古典侦探小说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这一阶段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是被公认为“侦探小说女王”的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受到全世界人们喜爱，她的作品被翻译成103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发行，其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阅读侦探故事的过程是读者与凶手之间捉迷藏的过程，是读者与侦探之间展开的较量。克里斯蒂小说情节曲折，构思精巧，小说的结局既是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不落俗套。其笔下塑造的侦探形象是其作品持久魅力的主要原因。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形象主要有探赫尔克里・波洛和简・马普尔小姐。波洛是一个退休的比利时侦探，他“喜欢‘偷听’别人的谈话，对犯人有着本能的预感”，波洛还善于用自己的“小小的灰色细胞，想啊，想!”；马普尔小姐居住在乡下，走路“颤颤巍巍”，“往往靠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及女性特有的直觉来捕捉罪犯”。对于侦探形象的深刻认识是理解克里斯蒂小说的关键所在。随着通俗文学对大众文化影响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展开对通俗文学作品文体及文学精神的探索。本文从读者角度，探究对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理解和认知，进一步探讨侦探文学受欢迎的原因及其对主流文学的借鉴作用。
一、自下而上的认知模式
阅读中的理解认知模式大致有两种：自下而上的认知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自下而上法强调以文字为基础来处理信息，不考虑包括语境和读者等在内的非文字信息，只从文字、句法、语篇的角度去理解，读者整个的理解过程可以归结为“解码文字，读取信息，然后存储记忆”：自上而下法强调读者运用读者心理语言机制，不是被动地接受或编码，而是利用读者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进行预测、验证、再预测、再验证，所以整个阅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磨合的循环过程。在理解语篇时，两种认知模式相互依赖，相互结合，使得阅读过程成为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阅读的过程既包括作者向读者信息的单方面流动，又包括读者借助自身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假设和验证的过程。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欢迎，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于读者认知过程的合理把握、引导和限制。众所周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侦探是典型的“硬汉形象”，是一个让人绝对服从的、权威的“侦探机器”，读者除了相信福尔摩斯的推理和结论外别无选择。然而，克里斯蒂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笔下的侦探一定要和福尔摩斯有所不同”。的确，与职业侦探福尔摩斯相比，波洛和马普尔小姐不论从外表、气质还是专业精神来看，都不具有专业侦探的素质，而更像是业余侦探。阅读克里斯蒂侦探小说，读者也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和文章里的侦探一起进行假设和验证，使作者向读者的信息单向流动变成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文本互动过程。读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既欣赏了故事又体会了探索的乐趣。可以说侦探小说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促使读者进行充分参与，进行猜谜游戏。侦探小说作家对于读者认知心理模式的把握和引导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福尔摩斯的世界里，读者遵从的是自下而上的原则，相信作者和侦探福尔摩斯的绝对权威，读者所能做的就是解读文本本身的含义，绝对相信和接受福尔摩斯的推理和结论。柯南道尔笔下的侦探小说文本本身给读者留下的遐想空间有限，读者只能跟随作者和侦探了解信息，自己很难进行推理和合理的假设。福尔摩斯的观察和判断是理性的，永远是正确的、科学的，他的推理与事实真相永远是相吻合的，所以读者很难获得展示自己推断能力的自由空间，读者是侦探小说文本的被动接受者和福尔摩斯的忠实支持者。读者通过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只能看到一部专业的“侦探机器”的高效运转，却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线索。相反，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不仅使读者通过文本充分了解了信息和背景，还向读者提供了一起探索和发现的机会。克里斯蒂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读者的挑战欲望。读者有足够的空间进行遐想和假设。然而，在小说结尾处，读者所创造的遐想又被巧妙地推翻，使读者输的心服口服。阅读小说的过程也是参与探索和寻找凶手的过程，正是由于读者极大程度的参与，才使得克里斯蒂的小说长盛不衰。
二、人性的弱点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具有高度程式化的创作模式：罪案发生，案件调查，展开侦破。高度程式化的创作模式与侦探小说向读者呈现的多变的内容形成一种悖谬。侦探小说的全部构思技巧在于固有的创’作模式和多变的人物、情节以及环境有机结合，寻找一种最佳的叙事方式。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把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和复杂的故事情节糅合在一起，我们在其作品中往往看不到血腥的杀戮，而是淡淡的人性的温情。“从人性的角度去探索罪恶发生的根源，这便是阿加莎独特的创作视角。”带着对人性善恶的思考，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时，总会产生一种“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在读者头脑中经过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相互缠绕，最终达到顶级释放。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本能地流露出对杀戮和血腥的反感，惩恶扬善才是克里斯蒂小说的宗旨。柯南道尔开创了侦探小说中“英雄”的先河，克里斯蒂则让人性成为永恒的主题。克里斯蒂小说中所有的案件都是由于明显的人性的弱点，从而产生一种有别于普通人的邪恶心性。提起阿加莎・克里斯蒂，人们会首先联想到波洛和马普尔小姐，然而，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宗旨和目的并不是追求塑造完美的侦探形象，而是寻求罪恶的共同特征，强调人性，正是人性，从根本上诱发作案动机。
人性犯罪动机的普遍存在也导致了罪犯的无所不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任何人都会暴露自己“人性恶”的一面，邪恶心性一旦被激发，犯罪就是必然的。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柔弱、善良的杰基为了追求委曲求全的爱情，为了愚蠢的西蒙，就像一只对火焰执著追求的飞蛾一样，哪怕扑向熊熊烈火，化为灰烬。 原本善良的杰基为了爱情和财产双丰收，预谋杀害林内特，“人性恶”的本质完全暴露在读者面前。然而，克里斯蒂毕竟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教养，“对邪恶有着天然的忌讳”，邪恶最终走向灭亡。阿加莎・克里斯蒂由单个的犯罪动机走向了普遍的人性的劣根性。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既痛恨残暴的凶手，又对罪犯的犯罪行为表示惋惜，因为这种犯罪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的劣根性的充分展示和表露。任何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都会显示邪恶心性，因此，犯罪行为是必然的，然而，罪犯却不固定。
三、女性意识的朴素体现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具有认真、严谨和注重细节的温文尔雅的女性态度。女性元素在其小说中也经常有所体现，典型代表就是马普尔小姐，她经常用手里的竹针和毛线团编织出无穷无尽的花样。马普尔小姐手中的毛线活就是克里斯蒂手里的毛线活，克里斯蒂也要通过固定的创作模式“编织”出各异的故事情节。克里斯蒂所塑造的侦探形象在侦破案件过程中，往往带有明显的感性色彩，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结合与罪犯及社会关系的精彩对话进行合理推断，这一点也是女性意识的又一体现。这种近乎感性的侦破方式使读者极大程度地参与其中，享受了阅读的乐趣。
克里斯蒂生活的年代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当时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是社会的主体，女性依赖于男性，“在那个时代，女人找事干谈何容易。女人是靠父母养活的小姐，丈夫宠爱的娇妻，是靠亡夫遗产或亲戚救济过活的寡妇”。克里斯蒂具有朴素的自我意识，当自己的生活和幸福受到威胁时，她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努力争取。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向她提出离婚时，她做出了种种努力来挽回婚姻，并没有向当时的男权社会低头服输。当战争来临时，她也并没有逆来顺受，被动地接受战争对社会和生活的蹂躏，而是对生活充满信心，积极面对，主动争取自己的美好生活。然而，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反映的只是朴索的女性意识，她并不具有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素质，她始终是依附于男权社会而存在，她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朴素的女性意识并不意味女性主义思想的建立。
四、结语
我们要从多种角度去认知和解读克里斯蒂侦探小说。克里斯蒂运用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调动读者参与的主动性，形成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二者携手探讨人类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揭示现实社会的荒谬和非理性，这也是西方文化亘古不变的追求。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读者的投入和体味。对于人性的阐释和朴素的女性意识也是我们进行解读的一个全新角度。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关注自身，人性就免不了被憎恨、浮躁、厌恶、虚伪等所侵蚀，人类犯罪也是不可避免的。阅读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我们始终要明了作者是当时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和支持者，朴素的女性意识并不会对主流的男权主义思想构成威胁。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宗旨和真谛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