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他十七岁初恋，暑假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身边给他出主意。但我和父亲不会亲密到这种程度，我们甚至常常无话可说。 父亲做过电工，给林场开过吊车，开过汽车修理部，还会安装维修暖气，所以家里的小院到处都是金属。记得我一高中同学去我家时就惊呼：你家真不像家诶!我被同学的话弄得一愣。接着他说：像工厂，像修理厂。父亲就在这样一个工厂里炼就自己，他把自己也炼成一块金属了。多年来，他帮这家修车，给那家装管道，乐此不疲，不曾收过人家一分钱。懂得人情世故的免不了年关过节时来家里串个门，彼此感情日渐深厚。他在林场里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人们议论起鸡岭林场王老七，都会跷起大拇指。
近些年来由于时世变迁，父亲的身份也变成了农民。我曾经对这个称谓所代表的群体满腹不屑，但是直到我远离了那个东北林场，想起父亲曾为我所做的种种付出，便不禁潸然泪下，由此对那一群体生发怜惜和敬意。
父亲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到最好，也许有些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是为了这个家所必须承担起的责任。他成为农民以后，这台拖拉机就成了支撑整个家的动力源。他每天都会摆弄他的拖拉机，把它擦得光亮可鉴，给它换零件，想方设法使它比别人家的拖拉机跑得更快，收割的粮食更多。它不听话时父亲就会一边衔着烟一边将它一顿臭骂，甚至踹它几脚。父亲的脾气不好，脾气不好的父亲还长着十根粗如擀面杖的手指。他常会为自己的手指插不进某个零件，扣不到某个零件部位之类的事情发火。他是在和自己较劲，难以自控，并时不时将这种火气转嫁到母亲身上。母亲这时就不去理睬他，佯装没听见，任他去叫、去骂。倘若他自食其果，因暴躁的脾气伤到了自己，比如他去踹拖拉机时伤了脚趾，就反过来轮到母亲冲他发火了。父亲做事固然认真，活儿又干得漂亮，但就是这么个急躁的脾气，让人望而却步，难以亲近。以前我很怕他，感觉自己被罩在他那高压强势的阴影下，比别人多了几分成长的烦恼。我似乎是上天专派来打磨父亲的锐气的，生性少言寡语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愈发沉默了，父亲很看不惯，他认为那样不像个男人。高中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干脆您让我学抽烟算了，那样才更男人，也能消消我身上的奶秀气。他竟完全当真，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并在那年冬天让母亲给他炒了足够他吃一个月的瓜子，自己倒先把烟给戒了。我上次回家，他说儿子上大学了，我得把酒给戒了吧，学费挺贵的。可母亲说啥也不同意，她说“你一顿才只喝二两不到，再戒了你都真不像个爷们了”，父亲拗不过她，只好作罢。
多年来，父亲总是在暑假里把我和姐姐拉上他和母亲的拖拉机下地劳作。他握着方向盘，冲着发出那一句句“又把两个大学生弄到地里去了”的乡亲们堆出一脸的笑。我从没看过父亲何时有那么开心，我和姐姐也冲着乡亲们打招呼，只为让父亲加倍快乐，却未真正懂过父亲高兴的原因。我甚至在心里埋怨过他，因为这不知眈误了多少我暑期的读书计划。
现在想来，父亲和我和拖拉机就像连在一起的一条线。那辆拖拉机是不是也是为我准备的呢?父亲是看不惯我的软弱的，他或许在心里曾暗自希望我能威风凛凛地坐上那辆拖拉机，而他骄傲地坐在侧翼上。我想那样的话他或许会更骄傲吧!就像小时候，我风风火火地发动了拖拉机把前院人家的栅子给撞翻，就像那次我高中同学驾驶着我家的拖拉机把我家大院的大门门框给撞劈了一样。父亲虽表面批评，可心里确乎是得意的。他希望我再淘气一些，那样我自身可能也会轻松吧!父亲能宽容男孩子的淘气，父亲更能宽容我淘气的同学。父亲对待他们，就跟对待我一样。
然而他的脸多数时候都是阴沉、严肃的。
父亲的倔犟和我的软弱相互抵消，我把他渐渐磨平了，他也使我变得有些棱角了。高考填志愿时，我依父亲的意思报了师范，却自作主张和姐姐当初一样来了遥远的南方。父亲是最了解我的，他知道我有多么恋乡，对将来的事时常有种落叶不能归根的忧虑，他也早就清楚我对而今的选择会有几分后悔。但他只是沉默着让我一个人去体验、去成长。他也知道我选择南方完全是出于对一片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他的叛逆，其他种种则未曾考虑。大学里，我每周都会和家里联系，有很多时候是父亲打电话给我，渐渐地我发觉电话里他的话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温和，便担心这是不是某种衰老的前兆。好在寒假去山东姐姐家里过年时又见到了父亲，除了两鬓和皱纹外，似乎没有什么大改变，还是会把对我穿得少的担心狠狠地掩藏在他那冷峻且紧锁的眉头里，仍旧用那似乎是批评的语气说，“得瑟啥?穿那么点，冻死你啊!”我很高兴，父亲没老，他仍旧那么强硬。
正月十五刚过，他就急着买回东北的车票了，每天清晨骑着车往返于姐姐家和售票点之间。姐姐不想让他那么早回去，便对他打算回去的事装做一无所知。终于有一天，他忍不可忍，对姐姐吼到：“赶紧想办法给我和你妈弄票，我们要回去。”姐姐说正是学生流民工流的高峰，晚些时日回去不迟。他竟说担心误了种地的一些事。他拿我和姐姐当孩子，三月天东北都还是冰雪未化，哪里就会误了时节?他是不忍心拖累儿女，也舍不得姐夫每天好酒好菜的“款待”。在家里他几乎有葱有酱就足够度过整个夏天。“闺女家不比儿子家。还不得嫌弃我呀!老不死一个，整天吃，也不会做事。不像你，还会做饭!”姐姐上班后他竞对母亲这样说，当然其间夹杂了玩笑的语气。他并不老，才五十岁。即使有一天他真的老了，做儿女的又怎么会嫌弃他?他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值得敬重的汉子，就如同哪天我真的变得坚强起来，但在他心里还会是个孩子一样。之后的几天他竟也每天和母亲一起给姐姐家收拾打理屋子。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做家务，当然他也发现了不少姐姐家里他看不惯的地方，如东西不好好摆放，铺张浪费等。
在我漫长的青春叛逆期间，我和父亲之间原本就像是一场战争，他的那些话我听不进去，我的一些事也懒得说给他听。我那时似乎也暗自庆幸过自己念初中就要坐火车离家、就要住校――多自由啊。那应该是被很多城里的孩子羡慕的吧!可是现在，我却怨恨了。我怨恨自己家乡的闭塞，使得我那么早就得离家，至今定格在头脑里那和父亲共处的日子似乎都可以压缩到屈指可数的地步；我更怨恨当初的自己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现在，这场战争里我们该是彼此俘虏对方成为朋友的时侯了，他却仍旧有话还要让表妹问我。我觉得我做得不好，让父亲为难了。曾经的种种父爱记忆，在我客居江西这些年想来都已成为无数盛开在时光遂道里的花，我真不懂当时自己为何不小心把她们弄烂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他曾在林场小学烧锅炉，担任着安装暖气的任务，于是我们班比别的班级多出了一根暖气管。整整六个冬天里，我们班是全校最热的一个屋。他为我们班维修有裂缝的黑板，滑落的玻璃砖竟将他的手筋割断，喷出大量的鲜血。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心疼他，甚至可以视而不见。我那时可能低着头不 敢看讲台上的他，更不敢看在教室里徘徊着的老师和正在自习的同学。我非但不跑去安慰他，还虚荣地感到难堪。当时我指责他傻，学校的事值得那么上心?好像我真那么聪明，聪明得足以凌驾于他之上，聪明得课余悠闲地坐在秋千上，对同学们谈起的跟这件事有关的任何话题都不屑一顾。不知道那时同学们会怎么看我。他们是觉得我真牛真大气，还是觉得我真不是人呢?我未曾想过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学校、那个班里有我――他无论何时都一直默默爱着的儿子。时至今日，他的那只手都还不能完全伸直。父亲为我做的太多了。我儿时有病不爱吃药，他就扒着我的嘴往里灌。大些后不爱读书，总是中途逃学回家东躲西藏，他就把我揪回去，从拖拉机上把我踢进了学校大门。最终，我被踢进了大学的大门。对于念书，父亲是矛盾的，他想让我学更多的知识，可我却在这其中变得愈发地软弱和感性。选择文学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现在想来，我的这种变化还是太迟了。我该从小就更细致更感性些，那样我就能抹去太多我因大大咧咧、因不懂事而犯下的过错吧，高考之前他曾对我说，你一定得考上，因为你这样的，还戴个眼镜，定是种不好地了，那还能干啥?从这话里我读懂了父亲要的不是我能有多大出息，能挣多少钱，而只是我日后能过得好，哪怕只能像他一样，一家人一起去种地，其乐融融也就够了。
寒假时我的虚荣心使我把在校刊上发表的几行文字拿给他看，他竟出奇地开心，“我儿子真是文化人了”，他这么对我说，并要拿回东北去给伯伯婶婶们看。我怕丢脸，便没同意。他好像有些不高兴，但也只是说，“儿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而后竟非要为我的文字和我即将到来的生日庆祝。我阻止了他，并自以为是地以为阻止是成功的。没成想，我生日那天，他和母亲起了个大早，步行到离姐姐家足有两公里远的那个县最大的超市亲自为我选了一个生日蛋糕。当我懒洋洋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时，那个蛋糕早已摆在了姐姐家客厅的餐桌上。那一幕，不禁使我的喉咙阵阵刺痛，也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借口躲进厕所，止不住地开始流泪。这么些年来，他都一直看不惯谁家给孩子过生日的，而这一次，两鬓已略显斑白的他竟然为他的儿子祝福生日，真是折煞我了。父亲送我的蛋糕是世界上最甜的，可吞到口中，咽到胃里，却变成世界上最苦的了。我的胃在一边折磨我，一边对我讲述着父亲的变化。父亲是变了，似乎变得柔肠百结，儿女情长。他为了免除我长时间“站”火车返乡的劳烦，便和母亲来姐姐家过年，一路大包小包地颠簸劳累，驮来了母亲亲手准备的所有年货，都是我和姐姐不愿意带走的家乡特产，每次我们坐车都是“两袖清风”。父亲是变了，他会一边强硬地咒骂着中国的“春运”，一边凌晨顶着寒风拿着板凳去帮我排队买票。父亲的变化是微妙的，这种变化只有我才能发现。父子多年，彼此心灵的交融早已融化了厚厚的覆冰，父亲变得愈发不像父亲，倒像孩子了。
现今社会，一些概念越来越模糊，很多家庭都像我家这样，儿女和父母分隔两地，天涯海角。我们都这么漂着，生活就这么漂浮着。可因为有了父亲，我心里还算踏实的。每每听到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为我和姐姐都不在父母身边而发出唏嘘和慨叹声，即便他们嘴上不说，但你也能读懂他们的表情，不由地便有些心虚。这时我就在想，我为父亲做了什么呢?我发现我什么也没做。我连唯一的一次主动和他的亲密接触都是在读大学那年。那年，他送我来南昌，为我排队办理入校的各种缴费事宜。南昌十月天毒辣的太阳烤得他汗水直往眼睛里钻，那次我跑去超市买了条毛巾给他擦汗。我注意到，那是我头一遭给他擦汗。我发现了他的脸棱角分明，脸上的皱纹如同春天里被他那拖拉机犁过的垄沟。注意到这些的同时，我更注意到的是：那年我十九岁。换作是十九岁的父亲，当年他明白的事理肯定是我的几十倍。
我曾对父亲说，暑假我不回去了，要在南昌赚钱。他默然了。我知道他矛盾，他也为难。家里条件不太好，他也不想我花钱找罪受，他曾笑称，“咱们家对铁道部的贡献还是蛮大的呢!”可我知道他却是想让我回去的。他花三百多块钱买了手机，为了在地里劳动时万一有什么急事方便联系。其实，主要原因是前几天我花三百多块钱买了手机，当然是为了方便和他联系。他过年时还特意学会了发短信。他是个五十岁的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能在短时间内学会发短信，这让很多乡亲刮目相看。在父亲看来，手机无须多贵，能发短信、接电话就足够了。回忆起父亲说过的这些话，回忆起过去生活的点滴，我心里顿生无限的愧疚。我十三岁出门学习，多年来东奔西跑，而今更是跑到了要坐四十多个小时火车才能回家的江南。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都还不及他和他的拖拉机在一起的日子多。父亲想要的，不就是全家在一起，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吗?
母亲节我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他第一句就是老调重弹，“儿子，你妈想你了，中午还念叨你呢，快跟你妈说两句。”他马上把话筒递给了母亲。那一刻，我哽咽了，明明是他想我，却还不说。我在心里许愿，“爸，你放心，我还会像每次一样去排队买票，回去看你，看你的地、你的车，再一次坐在你的拖拉机上，让你再高兴高兴。”
